“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杨绛的散文作品《老王》的最后一句话，对于杨绛的“愧怍”，苏教版教参作了这样的解读：“本文作者虽然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但与长期生活在困苦中并从不以为苦的老王相比，她至少衣食无忧，有起码的生活保证，不会像老王那样患了重病无钱医治，无声无息地死亡。……人人生而平等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理念，但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不平等，这也是作者曲折地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这样的解读，如果杨绛先生看到，不知会有何感想。特殊年代遭受残酷迫害，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文化人何其多，老王无钱治病而死，当然悲惨，但文化人不仅肉体上受折磨，更是精神上受侮辱迫害，两相比较，侥幸躲过文革而不死的杨绛，真的要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人，同时背负道德的十字架，为底层的人感到“愧怍”吗？果真如此，杨绛面对比自己悲惨万千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一线执教的老师，对“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解读，也是各抒己见，波澜不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绛对老王关心温暖不够，所以“愧怍”。请看下面的教学实录节选。
　　 她为什么愧怍呢？你觉得她哪里做得不够呢？
　　 老师：在16段中，除了请老王到屋里坐坐外，还可以为老王做些什么呢？
　　 学生1：“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没有去扶一下老王，虽然关心，但是并没有走上前去。
　　 学生2：老王处于流浪的生活状态，但是杨绛没有让老王住进自己的家里，改变一下他的生活。
　　 学生3：老王孤身一人，可以请老王到自己家里住，当成自己的亲人。
　　 老师：杨绛只把老王当成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并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亲人。
　　 学生4：第7自然段，杨绛知道老王病了，但并没有去老王的住处看老王。（《老王》同课异构教学实录，执教者：朱丽婵）
　　 也有人认为是杨绛对老王的一片真情应对不当，“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好心做了坏事，似乎杨绛不把钱直接给老王，内心愧怍就会少一些。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杨绛的愧疚是“酝酿”了很长时间，文中说“每想起老王，总觉得不安。……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如果是杨绛对老王关心不够，需要这位智者用如此长的时间，反复念叨，萦绕在心，纠缠困惑，终而酿成“愧怍”这份情吗？
　　 还有人认为是杨绛和老王身份的差异造成的。杨绛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像老王敬仰杨绛那样，同等地把老王当作知音、知心人、亲人——这也是可理解的，毕竟，两人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相差过于悬殊，难有共同语言、共同话题、共同情感。当杨绛听说老王“早埋了”，不能不感到震惊，震惊于老王“命运”的悲惨、残缺、不平、无常，更惭愧招待弥留之际的老王不周，惭愧对待老王有精神上的亏欠。就是“惭怍”。
　　 但是我总还是不太满意，杨绛对老王“愧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在反复回味着杨绛的“愧怍”。慢慢地，老王的形象在笔者头脑中越来越具体，如在眼前，忽然有一次，另一个社会底层人物跳了出来，同样悲惨，与老王碰撞在一起——她是祥林嫂。他们相似的地方太多了：一、他们生命终结前的神色，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老王“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的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二、无论是对祥林嫂和老王，都缺少同情：祥林嫂死了，鲁四老爷当然是憎恶，同样处于底层的短工等人，也反应冷淡;对于老王，“组织”把他排斥在外，也少有人关心他。三、在这冷漠的世界里，出现了少有的同情者——“我”和杨绛，特别注意的是，他们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这是巧合吗？雨果不是说过，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底层人物吗？祥林嫂和老王被各自的世界排斥、抛弃，包括同一阶层的底层人物，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对同类的不幸表现出来的“美德”。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他们都触犯了某种文化禁忌：祥林嫂是克夫、再嫁，违背了封建礼教;老王，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从而为他人所不齿。在这种背景下，唯一可能同情他们的人，必须要跳出特定时期的思想和道德束缚，具有深刻的对人性的体察，从而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的人，应该是也只能是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知识分子。跨越半个多世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些人物，不幸者和他们的同情者，竟然惊人地重复了。细细玩味之下，对知识分子的“愧怍”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这样的知识分子理应得到我们的称赞，正如叔本华所说：我是铁血时代的一段温柔心肠。但是，不管是“我”还是杨绛，并没有为自己的善意感到满意，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愧怍”。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无能为力，对现实中因为阶层、文化、风俗等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他们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他们都缺乏“移风易俗”的力量;同时，对人性中的缺陷，他们似乎也是了如指掌而无从改变。
　　 虽然“无所作为”，但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底层人物的遭遇，还是萦绕在他们心头，并深感与自己存在着某种关联：“我”一直觉得祥林嫂的死与“我”有关，“我”有某种责任，这让“我”长久不能释怀。而杨绛，“回家看着还没有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回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老王的死让她感到压力，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经过了多年，她找到了其中的原因——愧怍。“每个人都与我相关”，这是经典的知识分子的宣言，但现实又是如此的让人尴尬。
　　 有心无力，这怎能不让知识分子们产生愧怍之情！
　　 因为无力，他们的反应，往往是退避，他们都各自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祝福》中，“我”决意回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而杨绛，她的家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象征，里面还有一个知识更渊博的学者——钱钟书，在《老王》中，我们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虽然在荒唐的年代，知识分子靠边站，钱钟书得了病，老王陪着送他去医院，还坚决不肯拿钱。
　　 明哲保身，这怎能不让知识分子们产生愧怍之情！
　　 作为不幸者，祥林嫂和老王都对他们有善意的人作出积极的反应：祥林嫂会把人生的最后困惑来咨询“我”，老王临终前还给杨绛送香油和鸡蛋，并且强调他不是为了钱。但是，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克制的，祥林嫂只是在路上偶遇“我”，才会提出询问，老王除了送东西，永远不会跨进杨绛家门，或许，这些底层的人，也深知“命运”无法改变，他们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有“学问”的人身上，仅仅是从这些有学问的同情者身上，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吧。
　　 辜负本心，这怎能不让知识分子产生愧怍之情！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苍生为大义，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情怀，那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台湾作家杨照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最简单、最清楚的定义是：以知识力量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人。但是，建国后不断的政治运动，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改革开放后，金钱至上的思想让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真理的捍卫，介入社会的热情，似乎都在淡漠了。早在上世纪40年代，萨特就曾这样叩问20世纪的知识分子：“如果50年之后，人们说我们：‘他们目睹了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可他们一言不发。’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作家来说，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让我们的责任感变成负罪感。”一语成谶。
　　 或许有人会指责“我”的软弱与逃避，杨绛对老王的“淡漠”与“隔阂”，但是，在现在这个各个领域都浸润着商业气息的时期，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像“我”和杨绛那样，对底层人怀着一份“不安”与“愧怍”呢？
　　薛凯，教师，现居江苏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