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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开始有了利益之争，有了对财富的掠夺，出现了战争，男性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上升，逐渐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相应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基本确立。这一分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生理之上的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
关键词 薇拉·凯瑟 《我的安东尼亚》父权制男性 女性
中图分类号：I127
文献标识码：A
《我的安东尼亚》一直以来被看作是薇拉·凯瑟西部拓荒小说的代表作，凯瑟本人也认为这部小说是她一生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1918年出版发行以后，亨利·路易斯·门肯——美国著名的新闻编辑、评论家和被誉为“青年反叛第一文化英雄”的新闻记者伦道夫·伯恩都对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凯瑟“打破了僵化的道德模式”，并祝贺她从此“脱离地方作家的行列而步入现代文学艺术的殿堂”。但至此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对薇拉·凯瑟的评论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时，《我的安东尼亚》才重新引起评论家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危机以及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艺术应该关注的是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因此，《我的安东尼亚》被认为是薇拉·凯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最大成就。到了五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又被新批评派看作是对一个民族拓荒历史肯定的、庆祝性的记叙。七十年代起，女性批评崭露头角，许多女权主义者在这部小说中听到了一种新兴的声音——女性们在生存和追求独立斗争中的呐喊。与此同时，一些评论家还运用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探讨该小说的民族和种族背景。总而言之，几十年来，凯瑟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们一直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层面上阐述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观点。
本文采用性别研究的方法，对《我的安东尼亚》中的部分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父权制这一社会等级制度不仅压迫着女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压抑着男性。因此，要实现双性解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型社会，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父权制。
一、父权制对男女两性人格的塑造
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开始有了利益之争，有了对财富的掠夺，出现了战争，男性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上升，逐渐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相应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基本确立。这一分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生理之上的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因此，传统观念认为，男性作为家庭的供养者，应该具有强壮、自信、聪明、勇敢、有野心及较强的适应能力等特性。而且，为了表现出他们的冷静和独立，男性往往力图克制其情感。与此同时，男性角色强调冒险，时常要面对挑战，应付失败并准备迎接更强大的对手。
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假定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并因而有所回报，作为感情上的支持。理想的女人是美丽的(至少是吸引人的)，并不太好强，勤劳贤淑，温柔善良，能安慰人，是个好听众。幸运的女性，在她生命中有个可靠的男人让她托付终生。女人也期望作母亲，用爱心于辛劳照顾子女。在传统观念里，一位好母亲所付出的总是远远超过她所能获得的，她们总是以家人的需要为首。
纵观整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吉姆·伯登的祖父就是一位父权制下的典型男性。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给吉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祖父很少说话。他一进来就吻我，和蔼可亲地同我打招呼，但他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立刻就感觉到他慎于思考、态度尊严，便对他有点儿畏惧。”就连他“那一把拳曲的雪白美丽的胡子”，在小吉姆眼里，也很像“阿拉伯酋长的胡子”。虽然平时家里的一切都由祖母操持，祖父很少过问，但遇到决策性问题时，还是祖父说了算。如当他宣布说由于下大雪，“到黑鹰镇去买圣诞节用品是不可能的了。”杰克坚持说他能骑着马去，但经验丰富的祖父认为“路会被雪埋掉，而且一个刚到这地方来得人太容易迷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全家人“决定不依靠城镇，过一个乡村的圣诞节。”作为伯登家庭权利的中心，祖父也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当雪默尔先生自杀的消息传到伯登家后，祖母、富克斯、杰克对他的死做出种种猜测，而祖父却冷静地认为“那尸体不能碰，一直要等到我们从黑鹰镇把验尸官找来，这样的天气，不是一天两天做得到的。”在随后的几天里，祖父一直毫无怨言地帮助只剩下孤儿寡母的雪默尔达家办理丧事。总而言之，严肃、果断、有远见、识大体、顾大局这些传统视角下男性的特点在伯登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搬到黑鹰镇以后，伯登一家又结识了新的邻居——哈林一家。哈林先生被誉为“我们这个地区最有事业心的生意人。”在家里，他也是绝对权威：“哈林先生不仅需要一座安静的屋子，他还需要他的妻子专心照应他。”所以只有当哈林先生不在家时，孩子们才能在他家尽情玩乐。同时，哈林先生还是一个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对于安东尼亚每晚都跑出去跳舞的行为，他当然无法容忍：“你同那些行为不检点而名声不好的姑娘们搞在一起，现在，你也有了同样的坏名声。……你要么放弃跳舞，要不就另外找地方去。好好想一想吧。”倔强的安东尼亚不甘心屈服于这种压力，最终选择了自由，并离开了哈林家。
与两位先生相对应的就是他们的妻子——伯登太太和哈林太太这两位父权制社会中的传统女性。祖母是吉姆到达黑鹰镇后接触到的第一位女性，她是一个勤劳、能干、心地善良、“身强力壮、非常能吃苦耐劳的女人。”她不仅任劳任怨地照顾着整个大家庭里每个人的饮食起居，还经常帮助那些有困难的邻居们，如拜访新搬来的雪默尔达家并给他们送去食物。当伯登一家从乡村搬到黑鹰镇以后，他们的居住地也成了乡亲们进城的必经之路，伯登太太总是热情地款待他们。正是在这样一位充满爱心的祖母的悉心照料下，失去了父母的吉姆才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善良的伯登太太非常同情在农村恶劣条件下劳作的安东尼亚，并把她介绍到哈林家帮工。哈林太太“是个矮矮墩墩、腰圆膀阔的人，样子很结实……她容易生气也容易开怀大笑，从灵魂深处快活乐观。”作为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哈林太太整天只知道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并服从丈夫的一切旨意，如哈林先生“房里放着一盏酒精灯，还有一个法国式的咖啡壶，夜里随便什么时候他想要喝咖啡，他妻子就给他煮。”但是，“安东尼亚和她的女主人基本上很融洽……她们热爱儿童，热爱动物和音乐、热闹的游戏和挖掘土地。她们喜欢准备味道很浓的丰盛食品，并看着人们吃着些东西；喜欢铺好柔软洁白的床铺，并看着年轻人和小孩在上面睡觉……”尽管哈林太太很喜欢安东尼亚，但是当丈夫要求安东尼亚在跳舞和在他家工作之间作出选择时，哈林太太也帮不了她，因为“哈林先生说了的话我不能改口。这是他的家。”
二、男女两性心理的扭曲和异化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导致了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一方面，女性逐渐丧失其主体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沦为生育工具，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作为“第二性” 的角色并变得有些自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要求男性勇敢、强大、成功，女性也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最有能力最优秀的，这样就使男性处于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他们不仅要努力工作来养家户口，更要在事业上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异性的仰慕。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男性大多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雪默尔达先生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雪默尔达先生的自杀出乎人的意料，而且大家都认为是严重思乡愁夺走了他的生命。雪默尔达的确很思乡，但这种情绪是每一位处在异乡的游子都会有的。因此，将他逼上绝路的真正原因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确没有能力养家户口，还要靠邻居的接济这种窘境。在这样一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极端压抑之中，雪默尔达先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故乡波希米亚，雪默尔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营着一家农场，全家人衣食无忧。但移居美国以后，他变得“很忧郁……面容很粗犷，但看起来像一摊死灰——仿佛所有的热和光都已熄灭。生活的压力，邻居的同情以及妻子的不满所有这些男权中心社会的枷锁导致了雪默尔达先生的悲剧。
吉姆·伯登应该算是父权制社会中成功男性的典型，但事业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所期望的幸福——小说的引言部分告诉我们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为什么一个如此欣赏乡村女孩热情与活力的男人，竟陷入一桩如死水一潭的婚姻中?为什么他会将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安东尼亚弃于无尽的苦难之中?正如我们对吉姆与安东尼亚的结合寄予了太多期望一样，吉姆在多年以后也向安东尼亚的儿子们承认：“我曾一度深深地爱上了你们的母亲，我知道世上再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在典型的父权制家庭中长大的男性，吉姆深知自己应该追求的是事业、名誉和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他不能为任何事情而驻足。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淡淡的忧伤之中，仿佛有人失去了什么——那些在过去的艰苦岁月中所拥有，在现在的舒适生活中却丢失了的东西。也许当吉姆在后来成功的事业和无意义婚姻中回顾过去时，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不断向上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所放弃的是什么。
安东尼亚的哥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冷酷、自私、霸道的人。而且，“父亲过世后，安布罗西比过去更是一家之长了，他仿佛在操纵着他们家女性成员的情感和命运。”“整个收麦季节，安布罗西要她的妹妹出去打短工，像个大男人似的，她从这个农场到那个农场……”但是后来安东尼亚出嫁的时候，正如斯戴文斯寡妇告诉我们的：“他到黑鹰镇去给她买了一套镀银的餐具，装在一只紫天鹅绒的盒子里，这对他的身份来说，已是够好的了。他送给她三百块钱作纪念；……他把他开头几年在外头干活的工资积蓄起来，这样做就是做得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安布罗西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作为哥哥，他深爱着妹妹，但由于生存的压力，在自己辛勤劳作的同时，他只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指使妹妹像男人一样干活。
许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亚勤劳、勇敢、自强、自立，是新女性的代表。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不仅如此，她还一直饱受生活的磨难。幼年丧父以后，她必须像男人一样干农活，和哥哥一起养家户口。安东尼亚也曾幻想过逃离繁重的劳动和家庭的负担，寻找一个可以让她依靠的肩膀，所以前往丹佛嫁给一个列车乘务员。但不幸的是，那个男人不久就抛弃了安东尼亚和他们的女儿，也许在他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一个玩弄的对象。安东尼亚别无选择，只有带着孩子回到农村老家。二十年以后，当吉姆再见到安东尼亚时，她已经是一个波希米亚男人的妻子和十一二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她没有被这些苦难和不幸所打垮，甚至没有被击退，但她的一生一直是那么辛劳和坎坷。现在的安东尼亚已不是当年那个活力四射的帮工姑娘了，站在吉姆面前的“是一个高大强壮、皮肤晒得黑黑的女人，胸部平坦，褐色的卷发带点花白了。自然，这是使人震惊的事。”反抗还是屈服于父权制，安东尼亚的一生都处在这样的斗争中。但是上帝没有眷顾这位历尽沧桑的女子，她最终没能像莉娜和蒂妮那样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三、结束语：推翻父权制，实现双性解放
综上所述，父权制不仅仅压迫女性而且也压抑着男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扭曲和异化了男性的心理，如小说中的雪默尔达先生。因此，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终止父权制的存在。
然而，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绝非易事。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父权制在人类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各方面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已经接收了这一制度下社会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并努力扮好各自的角色。如小说中的哈林太太，这位称职的主妇是如此依赖她的丈夫，以至于“只要他在那里，哈林太太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注意了。”不仅如此，两性还以这种传统的性别标准来评价和选择异性，并形成了“男才女貌”的“理想”婚姻模式。
因此，要推翻父权制，男女双方都要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以传统的标准来规划异性。而且，“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应该由夫妻共同挣钱养家共同分担家务的新型平等关系所替代。只有在家庭——社会的细胞中实现了这种突破，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向更高层次发展。
关键词 薇拉·凯瑟 《我的安东尼亚》父权制男性 女性
中图分类号：I127
文献标识码：A
《我的安东尼亚》一直以来被看作是薇拉·凯瑟西部拓荒小说的代表作，凯瑟本人也认为这部小说是她一生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1918年出版发行以后，亨利·路易斯·门肯——美国著名的新闻编辑、评论家和被誉为“青年反叛第一文化英雄”的新闻记者伦道夫·伯恩都对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凯瑟“打破了僵化的道德模式”，并祝贺她从此“脱离地方作家的行列而步入现代文学艺术的殿堂”。但至此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对薇拉·凯瑟的评论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时，《我的安东尼亚》才重新引起评论家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危机以及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艺术应该关注的是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因此，《我的安东尼亚》被认为是薇拉·凯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最大成就。到了五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又被新批评派看作是对一个民族拓荒历史肯定的、庆祝性的记叙。七十年代起，女性批评崭露头角，许多女权主义者在这部小说中听到了一种新兴的声音——女性们在生存和追求独立斗争中的呐喊。与此同时，一些评论家还运用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探讨该小说的民族和种族背景。总而言之，几十年来，凯瑟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们一直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层面上阐述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观点。
本文采用性别研究的方法，对《我的安东尼亚》中的部分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父权制这一社会等级制度不仅压迫着女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压抑着男性。因此，要实现双性解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型社会，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父权制。
一、父权制对男女两性人格的塑造
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开始有了利益之争，有了对财富的掠夺，出现了战争，男性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上升，逐渐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相应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基本确立。这一分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生理之上的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因此，传统观念认为，男性作为家庭的供养者，应该具有强壮、自信、聪明、勇敢、有野心及较强的适应能力等特性。而且，为了表现出他们的冷静和独立，男性往往力图克制其情感。与此同时，男性角色强调冒险，时常要面对挑战，应付失败并准备迎接更强大的对手。
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假定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并因而有所回报，作为感情上的支持。理想的女人是美丽的(至少是吸引人的)，并不太好强，勤劳贤淑，温柔善良，能安慰人，是个好听众。幸运的女性，在她生命中有个可靠的男人让她托付终生。女人也期望作母亲，用爱心于辛劳照顾子女。在传统观念里，一位好母亲所付出的总是远远超过她所能获得的，她们总是以家人的需要为首。
纵观整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吉姆·伯登的祖父就是一位父权制下的典型男性。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给吉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祖父很少说话。他一进来就吻我，和蔼可亲地同我打招呼，但他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立刻就感觉到他慎于思考、态度尊严，便对他有点儿畏惧。”就连他“那一把拳曲的雪白美丽的胡子”，在小吉姆眼里，也很像“阿拉伯酋长的胡子”。虽然平时家里的一切都由祖母操持，祖父很少过问，但遇到决策性问题时，还是祖父说了算。如当他宣布说由于下大雪，“到黑鹰镇去买圣诞节用品是不可能的了。”杰克坚持说他能骑着马去，但经验丰富的祖父认为“路会被雪埋掉，而且一个刚到这地方来得人太容易迷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全家人“决定不依靠城镇，过一个乡村的圣诞节。”作为伯登家庭权利的中心，祖父也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当雪默尔先生自杀的消息传到伯登家后，祖母、富克斯、杰克对他的死做出种种猜测，而祖父却冷静地认为“那尸体不能碰，一直要等到我们从黑鹰镇把验尸官找来，这样的天气，不是一天两天做得到的。”在随后的几天里，祖父一直毫无怨言地帮助只剩下孤儿寡母的雪默尔达家办理丧事。总而言之，严肃、果断、有远见、识大体、顾大局这些传统视角下男性的特点在伯登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搬到黑鹰镇以后，伯登一家又结识了新的邻居——哈林一家。哈林先生被誉为“我们这个地区最有事业心的生意人。”在家里，他也是绝对权威：“哈林先生不仅需要一座安静的屋子，他还需要他的妻子专心照应他。”所以只有当哈林先生不在家时，孩子们才能在他家尽情玩乐。同时，哈林先生还是一个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对于安东尼亚每晚都跑出去跳舞的行为，他当然无法容忍：“你同那些行为不检点而名声不好的姑娘们搞在一起，现在，你也有了同样的坏名声。……你要么放弃跳舞，要不就另外找地方去。好好想一想吧。”倔强的安东尼亚不甘心屈服于这种压力，最终选择了自由，并离开了哈林家。
与两位先生相对应的就是他们的妻子——伯登太太和哈林太太这两位父权制社会中的传统女性。祖母是吉姆到达黑鹰镇后接触到的第一位女性，她是一个勤劳、能干、心地善良、“身强力壮、非常能吃苦耐劳的女人。”她不仅任劳任怨地照顾着整个大家庭里每个人的饮食起居，还经常帮助那些有困难的邻居们，如拜访新搬来的雪默尔达家并给他们送去食物。当伯登一家从乡村搬到黑鹰镇以后，他们的居住地也成了乡亲们进城的必经之路，伯登太太总是热情地款待他们。正是在这样一位充满爱心的祖母的悉心照料下，失去了父母的吉姆才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善良的伯登太太非常同情在农村恶劣条件下劳作的安东尼亚，并把她介绍到哈林家帮工。哈林太太“是个矮矮墩墩、腰圆膀阔的人，样子很结实……她容易生气也容易开怀大笑，从灵魂深处快活乐观。”作为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哈林太太整天只知道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并服从丈夫的一切旨意，如哈林先生“房里放着一盏酒精灯，还有一个法国式的咖啡壶，夜里随便什么时候他想要喝咖啡，他妻子就给他煮。”但是，“安东尼亚和她的女主人基本上很融洽……她们热爱儿童，热爱动物和音乐、热闹的游戏和挖掘土地。她们喜欢准备味道很浓的丰盛食品，并看着人们吃着些东西；喜欢铺好柔软洁白的床铺，并看着年轻人和小孩在上面睡觉……”尽管哈林太太很喜欢安东尼亚，但是当丈夫要求安东尼亚在跳舞和在他家工作之间作出选择时，哈林太太也帮不了她，因为“哈林先生说了的话我不能改口。这是他的家。”
二、男女两性心理的扭曲和异化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导致了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一方面，女性逐渐丧失其主体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沦为生育工具，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作为“第二性” 的角色并变得有些自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要求男性勇敢、强大、成功，女性也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最有能力最优秀的，这样就使男性处于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他们不仅要努力工作来养家户口，更要在事业上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异性的仰慕。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男性大多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雪默尔达先生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雪默尔达先生的自杀出乎人的意料，而且大家都认为是严重思乡愁夺走了他的生命。雪默尔达的确很思乡，但这种情绪是每一位处在异乡的游子都会有的。因此，将他逼上绝路的真正原因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确没有能力养家户口，还要靠邻居的接济这种窘境。在这样一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极端压抑之中，雪默尔达先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故乡波希米亚，雪默尔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营着一家农场，全家人衣食无忧。但移居美国以后，他变得“很忧郁……面容很粗犷，但看起来像一摊死灰——仿佛所有的热和光都已熄灭。生活的压力，邻居的同情以及妻子的不满所有这些男权中心社会的枷锁导致了雪默尔达先生的悲剧。
吉姆·伯登应该算是父权制社会中成功男性的典型，但事业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所期望的幸福——小说的引言部分告诉我们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为什么一个如此欣赏乡村女孩热情与活力的男人，竟陷入一桩如死水一潭的婚姻中?为什么他会将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安东尼亚弃于无尽的苦难之中?正如我们对吉姆与安东尼亚的结合寄予了太多期望一样，吉姆在多年以后也向安东尼亚的儿子们承认：“我曾一度深深地爱上了你们的母亲，我知道世上再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在典型的父权制家庭中长大的男性，吉姆深知自己应该追求的是事业、名誉和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他不能为任何事情而驻足。整部小说都笼罩在淡淡的忧伤之中，仿佛有人失去了什么——那些在过去的艰苦岁月中所拥有，在现在的舒适生活中却丢失了的东西。也许当吉姆在后来成功的事业和无意义婚姻中回顾过去时，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不断向上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所放弃的是什么。
安东尼亚的哥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冷酷、自私、霸道的人。而且，“父亲过世后，安布罗西比过去更是一家之长了，他仿佛在操纵着他们家女性成员的情感和命运。”“整个收麦季节，安布罗西要她的妹妹出去打短工，像个大男人似的，她从这个农场到那个农场……”但是后来安东尼亚出嫁的时候，正如斯戴文斯寡妇告诉我们的：“他到黑鹰镇去给她买了一套镀银的餐具，装在一只紫天鹅绒的盒子里，这对他的身份来说，已是够好的了。他送给她三百块钱作纪念；……他把他开头几年在外头干活的工资积蓄起来，这样做就是做得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安布罗西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作为哥哥，他深爱着妹妹，但由于生存的压力，在自己辛勤劳作的同时，他只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指使妹妹像男人一样干活。
许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亚勤劳、勇敢、自强、自立，是新女性的代表。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不仅如此，她还一直饱受生活的磨难。幼年丧父以后，她必须像男人一样干农活，和哥哥一起养家户口。安东尼亚也曾幻想过逃离繁重的劳动和家庭的负担，寻找一个可以让她依靠的肩膀，所以前往丹佛嫁给一个列车乘务员。但不幸的是，那个男人不久就抛弃了安东尼亚和他们的女儿，也许在他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一个玩弄的对象。安东尼亚别无选择，只有带着孩子回到农村老家。二十年以后，当吉姆再见到安东尼亚时，她已经是一个波希米亚男人的妻子和十一二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她没有被这些苦难和不幸所打垮，甚至没有被击退，但她的一生一直是那么辛劳和坎坷。现在的安东尼亚已不是当年那个活力四射的帮工姑娘了，站在吉姆面前的“是一个高大强壮、皮肤晒得黑黑的女人，胸部平坦，褐色的卷发带点花白了。自然，这是使人震惊的事。”反抗还是屈服于父权制，安东尼亚的一生都处在这样的斗争中。但是上帝没有眷顾这位历尽沧桑的女子，她最终没能像莉娜和蒂妮那样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三、结束语：推翻父权制，实现双性解放
综上所述，父权制不仅仅压迫女性而且也压抑着男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扭曲和异化了男性的心理，如小说中的雪默尔达先生。因此，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终止父权制的存在。
然而，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绝非易事。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父权制在人类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各方面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已经接收了这一制度下社会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并努力扮好各自的角色。如小说中的哈林太太，这位称职的主妇是如此依赖她的丈夫，以至于“只要他在那里，哈林太太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注意了。”不仅如此，两性还以这种传统的性别标准来评价和选择异性，并形成了“男才女貌”的“理想”婚姻模式。
因此，要推翻父权制，男女双方都要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以传统的标准来规划异性。而且，“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应该由夫妻共同挣钱养家共同分担家务的新型平等关系所替代。只有在家庭——社会的细胞中实现了这种突破，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