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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金利来集团创始人、香港著名企业家曾宪梓先生，在故乡广东梅州去世。
就在去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曾宪梓还被表彰为“改革先锋100人”，称号是“倾力支持国家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整个香港商界仅3人入选，而曾宪梓是当时3人中唯一健在者。
这位“金利来之父”在1960年代初到香港时，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創业之初吃尽甘苦，却在短短4年时间里赚得了百万港币，成为金利来品牌的起点。
从梅州土楼里长大的客家苦孩子，到一代香港富商，曾宪梓用一生的拼搏不息书写了“狮子山下”的港人精神。
致富之后，他累计捐助超过12亿港币，许多大学校园里都有“曾宪梓楼”，资助了许多贫困学生，他的慈善之心让无数莘莘学子铭记。
回顾曾宪梓的早年经历和一波三折的创业历程，总结他的“创富经验”，更会让人深刻觉得：付出总会有回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处处给人留余地：
曾经的仇人，变作一生的贵人
曾宪梓家族的故事，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近100多年来的出海闯荡史。
梅州素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靠种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所以许多客家人都选择了“下南洋”讨生活，当时叫“过番”，正是这股动力，拉开了中国最早的海外移民史。
曾宪梓祖父就曾到泰国经商，小有盈利，钱没赚许多，却沾染了大烟瘾，最后客死缅甸。
祖父的悲剧并没有阻挡后辈人出海，跟随祖父的脚步，父亲也在年轻时去了泰国经商，曾宪梓小时就和母亲在老家一起相依为命。
结果父亲在泰国积劳成疾，在30出头的年纪就病故了。后来，继父亲之后，曾宪梓大哥也在16岁时，跟着叔叔去泰国经营商铺。
祖孙三代，前赴后继闯南洋，只为养家糊口。
客家人特别重视教育，常说“书爱读，拳爱练，老婆晤讨随方便”，把读书作为人生头等大事，父亲临终前就嘱咐让曾宪梓好好读书。
曾宪梓成绩也确实很好，可是心高气傲的他在1950年代考大学时，只填报了清华和北大，其他的学校没瞧上，结果直接落榜。第二年重考，才考进了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了农科所，老婆孩子和老妈与他一起搬到了广州，住在楼梯下面用木板围成的简易屋里。
他本来或许可以在广州的农科所做一名勤恳的科员直到退休，然而造化弄人，一个消息改变了他此后的一生。
他远在泰国做生意的大哥传来消息，说原来父亲临死前曾留下2000银元，还有两间商铺，都被叔父私吞了，要求曾宪梓赶快到泰国，和他一起与叔叔争夺父亲的遗产。
当时中泰没有建交通航，必须先到香港等几个月，拿到签证才能到泰国。曾宪梓从此辞别了农科所的工作，到了香港，寄居在姑妈家，堂堂大学生，沦落到给亲戚看孩子为生，他有些羞愧。
几个月后的1963年，他终于到了泰国，结果叔父集合了泰国的族中元老，联合起来训斥曾家兄弟，毫不承认自己侵吞了他父亲的遗产。
这时的曾宪梓，做了个异于常人的决定，他对叔父说：父亲的遗产我不要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还是我叔父，我们还是一家人。
随后，曾宪梓一家6口人，全部寄居在大哥家。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父所生的大哥，比叔父还狠，二人日久言语不和，哥嫂竟然在半夜赶曾宪梓一家出门。
没有办法，曾宪梓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曼谷的贫民窟居住，靠做丝领带为生，常常连吃饭都成问题。
就在最难之时，那个叔父突然冒了出来，要给他钱维持生活，曾宪梓坚决不要。
前番曾宪梓没有和他撕破脸，不再追要遗产，叔父自觉心里有愧，见给钱不要，就找曾宪梓帮他加工领带，变相资助他的生活。
后来，一直不懂泰语的曾宪梓觉得在泰国实在无法立足，就带着老母、妻儿回到了香港，又是那个叔父，资助了他一万港币（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帮助他回港创业。其后，叔父又通过允许曾宪梓赊账购买泰国丝的方式，又将3万港币作为周转资金，变相借给曾宪梓。
正是这个一度被视为仇人、侵吞父亲遗产的叔父，却在最难的时刻三番五次帮了他，甚至成为他一生的挚友，而那个信誓旦旦要与他一起讨回遗产的大哥，却将他扫地出门，冷眼旁观。
没有大哥的电报，他就不会离开广州去了泰国，若是没有叔父的资助，他也无法又回到香港立足。若是真的继承了泰国的两间小百货商铺，或许就没有后来的“香港领带之王”。
万事给人留余地，有时就是给自己留机会。
聪明又憨厚的客家佬：
别人骂他，他还请人喝咖啡
在泰国转了5年，曾宪梓带着一家老小回到香港，依旧没有片瓦遮身。然而此时的曾宪梓身上多了两样东西：叔父资助的一万港币，还有他在泰国跟随大哥与叔父学会的泰国丝领带制作工艺。
曾宪梓从不忘记所有帮过他的人，就像他之前过境香港时住在姑妈家，得了很大帮助，很是感激，所以当怀里揣着叔父给的一万港币还没捂热乎，就先掏出2000给了姑妈，当做感谢。
剩下的钱，他租了个房子，作为家庭作坊，由从泰国叔父那里购来布料丝料，开始制作领带来卖，一个中山大学的生物专业高材生，为了养家糊口，化身为小裁缝。
好在一家人特别团结，老婆也上阵一起帮忙，连老母亲都帮着他熨领带。
那时，他仔细算过，一家人的房租、水电费、吃饭、孩子读书等，总计每月要1000多港币，每天就是50港币，这是一家人在香港立足的最低生活成本。
当时，他卖一打12条领带，利润只有10元，于是他暗暗给自己定计划，每天必须卖掉5打60条领带，才能赚够50元，才够全家一天的家用，卖不完这个数，绝不回家。 1968年的香港，烈日当头，34岁的曾宪梓，说着一口客家味儿的蹩脚粤语，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领带，为了全家人每天50块的生活保障奔波。
他根本舍不得进餐馆吃饭，饿了啃干粮，他最中意的美餐，就是鲜牛奶，因为便宜又营养。
可还有人嘲笑他，因为他说粤语带有浓重的客家口音，當他站在街头卖领带的时候，人家就喊：“客家佬，话都没说明白，还想当富翁咩？”
曾宪梓一笑而过，他事后说：我不偷、不抢、不骗，我自食其力，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嘲笑者都还算好，曾宪梓有时候推门进西装店去推销领带，结果被老板直接给骂着轰出来了。
曾宪梓却不生气，第二天还去那家店，还买了杯咖啡，说：昨天我不识相，可能耽误老板你做生意了，我向你道歉，我为你买了杯咖啡，虽然不贵，是一份心意。
西装店的老板震惊了，他昨天明明把这个卖领带的骂出去了，他今天居然又来，还向自己赔礼道歉，还给自己买咖啡。
老板再也没骂曾宪梓，而是和他认真聊了起来，日后每天曾宪梓卖领带路过，都会进店和这老板打招呼聊聊，日久天长，俩人居然成了朋友。
后来有一天，西装店老板对曾宪梓说：干脆，你留下一批领带，放在店里，我帮你卖！
在充满尔虞我诈、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香港，曾宪梓的“化敌为友之法”，为他赢得了许多的人脉和帮忙，销量也增加了。
有人骂他的领带做工粗糙，他也不恼，虚心问人家到底是哪里做工不好，好的是什么样。
有人说他的领带设计不好，他还高兴，谦虚地讨教客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设计。
一来二去，他的领带虽然出自家庭作坊，却进步非常大。最终，他凭借着与百货公司经理们的热切联络，成功地让自己的领带进入了百货公司的柜台。
自此开始，曾宪梓一家才不愁吃饭的钱了。
改名金利来、最先做广告：
敢于站在时代的潮头
虽然领带进了百货公司，全家不再愁吃饭钱，但曾宪梓并没有就此放轻松。
因为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很多一打才卖20块，最贵只能卖到一打40块左右，但欧美生产的，可以卖更贵。
有人说是因为港人消费崇洋媚外，曾宪梓一赌气，花了全家一个月的饭钱，买了几条欧美品牌领带，回家拆开仔细研究，发现港货与洋货的价格差异，并非“崇洋媚外”四个字可以解释。
他发现，欧美品牌的领带，从设计审美，到布料选用，到剪裁工艺，都高出港货许多，甚至他这个做了多年领带的人，把一款欧美领带拆开之后，居然缝不回去了。
于是，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钻研领带，把欧美各款领带都买回来大卸八块，仔细研究，最终仿制出了自己的款式，并告诉百货公司：我要卖60元一打。此后不断提价，70、80、90，甚至108元。
百货公司经理以为他在做梦，港货不可能卖得比洋货还贵，结果几周后，曾宪梓的领带卖断了货。
他觉得，他的时代终于来了。
直到那时，他还是沿用叔父在泰国的领带牌子——金狮。可金狮在某些方言里发音听起来不太好，不够吉利，港人又最喜欢好彩头，所以他把金狮的英文Goldlion，用中文来读，就改名叫做“金利来”。
1970年，在港货普遍还没有自信的时候，曾宪梓却做了个令人不解的举动：登广告。
他花了相当于全家2个月生活费的钱，3000港币，在报纸登了则广告：向父亲致意，买金利来领带。
那刚好是父亲节前，广告词是曾宪梓自己写的。
一向节俭的曾宪梓，在广告上花钱却很大放，不过这3000港币没白花，订单如雪片飞来，他的家庭作坊再也不够了，本来只有5个工人，现在要请35个。
广告的甜头，他还没吃够。1971年，中国乒乓外交火热，香港人也爱看乒乓球比赛，中国队回国，路经香港进行表演赛，电视转播节目的制片人找到曾宪梓，找他投广告，但这次不是3000港币，而是30000港币。
曾宪梓吓呆了，3万足够他买下租用的厂房了，他想做广告也没那么多钱啊。后来两人商定，3万块，分期付款，一次给3000。乒乓球比赛电视播出，火遍全港，他的领带也卖疯了。
1974年，香港经济大萧条，股市市值跌了七成，百业衰败，然而曾宪梓却借此机会提高领带质量，同时提高价格，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并成为高端品牌的港货。
成功后的曾宪梓，像许多客家英杰一样，不忘回馈祖国和故乡。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曾宪梓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就在去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曾宪梓还被表彰为“改革先锋100人”，称号是“倾力支持国家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整个香港商界仅3人入选，而曾宪梓是当时3人中唯一健在者。
这位“金利来之父”在1960年代初到香港时，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創业之初吃尽甘苦，却在短短4年时间里赚得了百万港币，成为金利来品牌的起点。
从梅州土楼里长大的客家苦孩子，到一代香港富商，曾宪梓用一生的拼搏不息书写了“狮子山下”的港人精神。
致富之后，他累计捐助超过12亿港币，许多大学校园里都有“曾宪梓楼”，资助了许多贫困学生，他的慈善之心让无数莘莘学子铭记。
回顾曾宪梓的早年经历和一波三折的创业历程，总结他的“创富经验”，更会让人深刻觉得：付出总会有回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处处给人留余地：
曾经的仇人，变作一生的贵人
曾宪梓家族的故事，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近100多年来的出海闯荡史。
梅州素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靠种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所以许多客家人都选择了“下南洋”讨生活，当时叫“过番”，正是这股动力，拉开了中国最早的海外移民史。
曾宪梓祖父就曾到泰国经商，小有盈利，钱没赚许多，却沾染了大烟瘾，最后客死缅甸。
祖父的悲剧并没有阻挡后辈人出海，跟随祖父的脚步，父亲也在年轻时去了泰国经商，曾宪梓小时就和母亲在老家一起相依为命。
结果父亲在泰国积劳成疾，在30出头的年纪就病故了。后来，继父亲之后，曾宪梓大哥也在16岁时，跟着叔叔去泰国经营商铺。
祖孙三代，前赴后继闯南洋，只为养家糊口。
客家人特别重视教育，常说“书爱读，拳爱练，老婆晤讨随方便”，把读书作为人生头等大事，父亲临终前就嘱咐让曾宪梓好好读书。
曾宪梓成绩也确实很好，可是心高气傲的他在1950年代考大学时，只填报了清华和北大，其他的学校没瞧上，结果直接落榜。第二年重考，才考进了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了农科所，老婆孩子和老妈与他一起搬到了广州，住在楼梯下面用木板围成的简易屋里。
他本来或许可以在广州的农科所做一名勤恳的科员直到退休，然而造化弄人，一个消息改变了他此后的一生。
他远在泰国做生意的大哥传来消息，说原来父亲临死前曾留下2000银元，还有两间商铺，都被叔父私吞了，要求曾宪梓赶快到泰国，和他一起与叔叔争夺父亲的遗产。
当时中泰没有建交通航，必须先到香港等几个月，拿到签证才能到泰国。曾宪梓从此辞别了农科所的工作，到了香港，寄居在姑妈家，堂堂大学生，沦落到给亲戚看孩子为生，他有些羞愧。
几个月后的1963年，他终于到了泰国，结果叔父集合了泰国的族中元老，联合起来训斥曾家兄弟，毫不承认自己侵吞了他父亲的遗产。
这时的曾宪梓，做了个异于常人的决定，他对叔父说：父亲的遗产我不要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还是我叔父，我们还是一家人。
随后，曾宪梓一家6口人，全部寄居在大哥家。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父所生的大哥，比叔父还狠，二人日久言语不和，哥嫂竟然在半夜赶曾宪梓一家出门。
没有办法，曾宪梓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曼谷的贫民窟居住，靠做丝领带为生，常常连吃饭都成问题。
就在最难之时，那个叔父突然冒了出来，要给他钱维持生活，曾宪梓坚决不要。
前番曾宪梓没有和他撕破脸，不再追要遗产，叔父自觉心里有愧，见给钱不要，就找曾宪梓帮他加工领带，变相资助他的生活。
后来，一直不懂泰语的曾宪梓觉得在泰国实在无法立足，就带着老母、妻儿回到了香港，又是那个叔父，资助了他一万港币（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帮助他回港创业。其后，叔父又通过允许曾宪梓赊账购买泰国丝的方式，又将3万港币作为周转资金，变相借给曾宪梓。
正是这个一度被视为仇人、侵吞父亲遗产的叔父，却在最难的时刻三番五次帮了他，甚至成为他一生的挚友，而那个信誓旦旦要与他一起讨回遗产的大哥，却将他扫地出门，冷眼旁观。
没有大哥的电报，他就不会离开广州去了泰国，若是没有叔父的资助，他也无法又回到香港立足。若是真的继承了泰国的两间小百货商铺，或许就没有后来的“香港领带之王”。
万事给人留余地，有时就是给自己留机会。
聪明又憨厚的客家佬：
别人骂他，他还请人喝咖啡
在泰国转了5年，曾宪梓带着一家老小回到香港，依旧没有片瓦遮身。然而此时的曾宪梓身上多了两样东西：叔父资助的一万港币，还有他在泰国跟随大哥与叔父学会的泰国丝领带制作工艺。
曾宪梓从不忘记所有帮过他的人，就像他之前过境香港时住在姑妈家，得了很大帮助，很是感激，所以当怀里揣着叔父给的一万港币还没捂热乎，就先掏出2000给了姑妈，当做感谢。
剩下的钱，他租了个房子，作为家庭作坊，由从泰国叔父那里购来布料丝料，开始制作领带来卖，一个中山大学的生物专业高材生，为了养家糊口，化身为小裁缝。
好在一家人特别团结，老婆也上阵一起帮忙，连老母亲都帮着他熨领带。
那时，他仔细算过，一家人的房租、水电费、吃饭、孩子读书等，总计每月要1000多港币，每天就是50港币，这是一家人在香港立足的最低生活成本。
当时，他卖一打12条领带，利润只有10元，于是他暗暗给自己定计划，每天必须卖掉5打60条领带，才能赚够50元，才够全家一天的家用，卖不完这个数，绝不回家。 1968年的香港，烈日当头，34岁的曾宪梓，说着一口客家味儿的蹩脚粤语，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领带，为了全家人每天50块的生活保障奔波。
他根本舍不得进餐馆吃饭，饿了啃干粮，他最中意的美餐，就是鲜牛奶，因为便宜又营养。
可还有人嘲笑他，因为他说粤语带有浓重的客家口音，當他站在街头卖领带的时候，人家就喊：“客家佬，话都没说明白，还想当富翁咩？”
曾宪梓一笑而过，他事后说：我不偷、不抢、不骗，我自食其力，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嘲笑者都还算好，曾宪梓有时候推门进西装店去推销领带，结果被老板直接给骂着轰出来了。
曾宪梓却不生气，第二天还去那家店，还买了杯咖啡，说：昨天我不识相，可能耽误老板你做生意了，我向你道歉，我为你买了杯咖啡，虽然不贵，是一份心意。
西装店的老板震惊了，他昨天明明把这个卖领带的骂出去了，他今天居然又来，还向自己赔礼道歉，还给自己买咖啡。
老板再也没骂曾宪梓，而是和他认真聊了起来，日后每天曾宪梓卖领带路过，都会进店和这老板打招呼聊聊，日久天长，俩人居然成了朋友。
后来有一天，西装店老板对曾宪梓说：干脆，你留下一批领带，放在店里，我帮你卖！
在充满尔虞我诈、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香港，曾宪梓的“化敌为友之法”，为他赢得了许多的人脉和帮忙，销量也增加了。
有人骂他的领带做工粗糙，他也不恼，虚心问人家到底是哪里做工不好，好的是什么样。
有人说他的领带设计不好，他还高兴，谦虚地讨教客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设计。
一来二去，他的领带虽然出自家庭作坊，却进步非常大。最终，他凭借着与百货公司经理们的热切联络，成功地让自己的领带进入了百货公司的柜台。
自此开始，曾宪梓一家才不愁吃饭的钱了。
改名金利来、最先做广告：
敢于站在时代的潮头
虽然领带进了百货公司，全家不再愁吃饭钱，但曾宪梓并没有就此放轻松。
因为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很多一打才卖20块，最贵只能卖到一打40块左右，但欧美生产的，可以卖更贵。
有人说是因为港人消费崇洋媚外，曾宪梓一赌气，花了全家一个月的饭钱，买了几条欧美品牌领带，回家拆开仔细研究，发现港货与洋货的价格差异，并非“崇洋媚外”四个字可以解释。
他发现，欧美品牌的领带，从设计审美，到布料选用，到剪裁工艺，都高出港货许多，甚至他这个做了多年领带的人，把一款欧美领带拆开之后，居然缝不回去了。
于是，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钻研领带，把欧美各款领带都买回来大卸八块，仔细研究，最终仿制出了自己的款式，并告诉百货公司：我要卖60元一打。此后不断提价，70、80、90，甚至108元。
百货公司经理以为他在做梦，港货不可能卖得比洋货还贵，结果几周后，曾宪梓的领带卖断了货。
他觉得，他的时代终于来了。
直到那时，他还是沿用叔父在泰国的领带牌子——金狮。可金狮在某些方言里发音听起来不太好，不够吉利，港人又最喜欢好彩头，所以他把金狮的英文Goldlion，用中文来读，就改名叫做“金利来”。
1970年，在港货普遍还没有自信的时候，曾宪梓却做了个令人不解的举动：登广告。
他花了相当于全家2个月生活费的钱，3000港币，在报纸登了则广告：向父亲致意，买金利来领带。
那刚好是父亲节前，广告词是曾宪梓自己写的。
一向节俭的曾宪梓，在广告上花钱却很大放，不过这3000港币没白花，订单如雪片飞来，他的家庭作坊再也不够了，本来只有5个工人，现在要请35个。
广告的甜头，他还没吃够。1971年，中国乒乓外交火热，香港人也爱看乒乓球比赛，中国队回国，路经香港进行表演赛，电视转播节目的制片人找到曾宪梓，找他投广告，但这次不是3000港币，而是30000港币。
曾宪梓吓呆了，3万足够他买下租用的厂房了，他想做广告也没那么多钱啊。后来两人商定，3万块，分期付款，一次给3000。乒乓球比赛电视播出，火遍全港，他的领带也卖疯了。
1974年，香港经济大萧条，股市市值跌了七成，百业衰败，然而曾宪梓却借此机会提高领带质量，同时提高价格，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并成为高端品牌的港货。
成功后的曾宪梓，像许多客家英杰一样，不忘回馈祖国和故乡。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曾宪梓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