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并不反对学科的融合，恰恰相反，他大力推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生物学合作，共同研究经济的运作。科斯担任第一任主席的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旗帜宣明地鼓励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加盟。我和老先生筹划的新杂志《人和经济》，也是跨学科的经济研究刊物。
　　人物周刊：科斯本人如何看待因为诺贝尔奖的影响力而关注到科斯学说这种现象的？
　　王宁：科斯生前和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不可否认诺贝尔奖有巨大的社会影响。科斯生前经常说：“除非你获奖，亲身体验，否则不可能知道（获奖的感受）。”但在学术圈内，得奖与否并不影响评价和认可。今天，谁会轻视Frank Knight、Armen Alchian 或者 Mancur Olson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他们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与得奖与否无关。
　　人物周刊：科斯对中国的兴趣浓厚，他的同事弗里德曼（1976年诺奖得主）对中国的兴趣没有科斯那么大，却曾三次到过中国，而科斯先生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却一直没能来访中国，其中有什么缘由吗？ 　　王宁：科斯一直喜欢历史，孩提时代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从此醉心中国。这应该发生在1920年之前，据我所知，老先生除欧美外，唯一去过的地方是突尼斯（1991年10月）。获奖后，老先生收到很多次来自中国的邀请，但那时起，他的太太已经无法长途旅行，因为她晕飞机。我曾经陪二老去过Clemson 大学（位于南卡州）。校方派车过来接，我们中途要小住一晚。虽然麻烦，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行方式。这是老先生没有来中国的主要原因。
　　人物周刊：科斯在晚年自己出钱办了两次中国研讨会，初衷是什么？
　　王宁：可以说科斯一直看好中国。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在等他心目中的中国重拾辉煌。六十多年过去了，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他隐隐约约感到这一时刻似乎来临了。他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默默地为成就鼓掌，为错误惋惜。2005年左右，科斯觉得中国的经济转型还有许多疑问，于是筹划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那时我与张五常教授和其他学者联络，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会议于2008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2010年的会议有不同的主题，主要是讨论生产的结构（structure of production）。科斯一直批判主流经济学偏离了亚当·斯密的传统，他认为研究“生产的结构”可以把斯密传统继往开来。因为他很看重中国学者在这一历史挑战中的作用，于是邀请了不少中国学者赴会。
　　人物周刊：科斯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这种提法是否过于强调“意外”的作用了？
　　王宁：中国经济的市场转型的确出乎意料。首先，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市场化与中国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因为中国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中央计划和公有制）。这一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其次，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速度出人意料。张五常教授在80年代初大胆预测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不过是空谷足音。但即使大胆、睿智如张教授也数次低估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科斯是当时唯一相信、支持张教授预言的西方经济学家，不过连他也以为这个过程需要50年或者100年，而不是20、30年。
　　人物周刊：科斯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边缘革命”概念——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特区吸纳外资。与国企相比，这些都是经济中的“边缘力量”。如何理解这种“边缘革命”的力量，既然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应该并不“边缘”才对？
　　王宁：所谓的“边缘革命”是指体制外的力量引发经济产生革命性的转变。正如我们书中所指出，来自社会边缘的力量当然可以成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外的边缘力量是市场化的主要推手。
　　人物周刊：科斯认同哈耶克的“由于社会中的知识是分散的，所以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的理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也曾全面或局部地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二战和冷战时期的苏联，甚至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经济市场，政府也依靠干预市场进行“计划”而挽救经济危机。应该如何理解哈耶克的这个理论呢？
　　王宁：政府独享强制权力，在经济中当然扮演一些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以国家力量调动资源的特权是一柄双刃剑，即可成事，更能败事。
　　人物周刊：上面这个问题或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科斯是怎么看待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理论的？
　　王宁：哈耶克是科斯多年的同事。哈耶克年长，当科斯还在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已经名满天下。哈耶克后来非常推崇科斯的工作，两人关系很融洽，曾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多次向诺奖委员会提名科斯。科斯也曾多次私下叹息：哈耶克不应该放弃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斯一方面怀疑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担心经济大幅度滑坡后人心思变，会走向政治极端（包括纳粹和斯大林主义）。
　　人物周刊：应该如何理解科斯提出的在中国生产更多的东西和让中国变得更好是两码事？
　　王宁：中国的GDP可以增长，但中国人不一定更幸福。譬如，由于忽略环境成本，生产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社会福利的提高。又譬如，由于国家力量仍然左右某些中国市场，生产的物品不一定符合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人物周刊：科斯提出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得益于“观念讨论”，究竟这种“思想市场”在中国受到的束缚和主要障碍是什么？
　　王宁：缺乏“思想市场”即是缺乏法制，以致公权泛滥，侵害人民的利益。这是威胁中国市场秩序的主要障碍。明儒黄宗羲有言，如果“公天下是非于学校”，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亦不敢自为是非”。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天下为公”，有独到之处；它不同于西方以政党相争为基础的民主。但如何把“天下为公”付诸实践，应该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挑战。
　　人物周刊：科斯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应该依靠中国人自己直面腐败，然后才有可能最终铲除腐败。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民历来认为腐败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科斯对此怎么看？
　　王宁：权力和腐败是共生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是监督权力和遏制腐败的良药。另外，任何政权不可能完全根除腐败。很多情况下，腐败只是表象，只是果，并非左右政治兴衰的真正的因。
　　人物周刊：科斯对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表示过不满，觉得它阻碍了许多潜在的交易，阻止了土地生产力和价值变得更大的可能。而目前的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土地问题上，科斯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王宁：科斯并没有现存的良方。但他知道缺乏土地市场，中国市场经济一定是跛脚鸭。
　　人物周刊：科斯不满的另一项政策是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他认为会毁灭家庭并进而毁灭经济。国内目前也逐渐在放开二胎政策。不知道科斯在去世之前是否也有所关注？
　　王宁：科斯立场坚定地反对中国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他认为如果该政策长期执行，必定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生前密切关注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2012年后，每次与我见面必定询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新动向。
　　人物周刊：科斯有许多的“中国朋友”，比如张五常、盛洪、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等等，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关系如何？
　　王宁：科斯和绝大多数中国朋友只是“神交”。科斯的经济学思想、治学理念和伟大的人格感染了他们。他们之间是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

　　人物周刊：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斯在欧美影响力远远没有他在中国大。在你看来，他的学术影响多大程度上因为他的学术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还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学生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王宁：我不相信科斯的追随者和学生在中国有更大的话语权。老先生在中国的独特地位至少有下面一些缘由。其一，老先生一直强调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数据出发。这种思路与中国“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相暗合。其二，老先生强调交易费用和经济的制度安排，这些经济思想直面中国在经济转型中遇到的种种制度挑战。其三，老先生对中国情有独钟，他的人格魅力和大师风范无疑是中国经济学家心目中矗立得最高、光芒照得最远的一座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