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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公元1889～1958年），中国文学史家，字淑稚，原名文聪，安徽合肥人。1913年赴日本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在民国学人中，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一代学人的风采。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顶撞蒋介石
1927年8月，刘文典受安徽省政府之聘，到安徽省首府安庆筹办安徽大学。安徽大学开始招生后，他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
第二年，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他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由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言行不一
刘文典中年以后，渐入颓唐，潜心学问，不涉时事。他上课很认真，不像有些老师开始总喜欢胡侃一通，才进入正题。但是也有例外。
有一次上课，不知从哪儿说起，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并举例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等等。同学们听了都很惊讶，交头接耳，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
下课以后，有些同学从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看佛经挨打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有幸被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
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
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
爱护自己的羽毛
1937年“七七事变”,刘文典未及南下。日本侵略者便多次通过周作人请刘文典出来做事,刘文典每次都断然拒绝。刘宅于是接连遭到日本人搜查,而刘文典毫无惧色。刘文典本会日语,在日本人面前却以“发夷声为耻”。刘文典批评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羽毛。”
1938年3月,刘文典终于逃出虎口,辗转两月,于5月22日抵达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所在地滇南蒙自,在蒙自南湖边上开始了他的云南生活。
看不起新作家
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提起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也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其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从副教授提升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替庄子跑警报”
有一天，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他略显不悦之色，就对同行的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沈从文虽然听见了，但尊他是前辈，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
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7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同学们也听得入了迷，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当代庄子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10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峰时期。
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
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
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把学生作为吹牛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术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因为备新课就没有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因此，他专门抽空去看望刘文典。
不料，两人刚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把他一顿臭骂，说什么“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光一时莫名其妙。他一向尊重老师，但刘文典把他当成奴隶一般，随意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
原来，刘文典见陶光已被激怒，大有火山即将爆发之势，随机应变，以幽默的语言道出了蓄意已久的心声。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他赶紧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了一杯茶。等老师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他才承认自己太粗心，没有及时问候，请老师谅解。
刘文典见陶光如此表现，也就平静下来，让他留下吃晚饭。这样一来，师生二人的情谊就更深了。
二云居士
刘文典在云南素以“二云居士”闻名。所谓“二云”,曰：“云腿与云土”,前者谓宣威火腿,后者则谓云南鸦片。
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欣然受邀到云南思茅磨黑担任了某地方官员的幕僚,一方面是为该官员撰写其母墓志铭,一方面也从事教育工作,对方给出的报酬,除了丰厚的经济待遇外,外加上好的“云土”数十克。
磨黑之行,使西南联大忍痛割爱，解聘了刘文典，而云南大学则不失时机地聘请了刘文典。故有西南联大失去了刘文典,而云南大学拥有了刘文典之说。
西南联大复员北返,刘文典则留在了云南,直至去世。
（责编 牛伟）
在民国学人中，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一代学人的风采。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顶撞蒋介石
1927年8月，刘文典受安徽省政府之聘，到安徽省首府安庆筹办安徽大学。安徽大学开始招生后，他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
第二年，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他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由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言行不一
刘文典中年以后，渐入颓唐，潜心学问，不涉时事。他上课很认真，不像有些老师开始总喜欢胡侃一通，才进入正题。但是也有例外。
有一次上课，不知从哪儿说起，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并举例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等等。同学们听了都很惊讶，交头接耳，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
下课以后，有些同学从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看佛经挨打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有幸被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
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
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
爱护自己的羽毛
1937年“七七事变”,刘文典未及南下。日本侵略者便多次通过周作人请刘文典出来做事,刘文典每次都断然拒绝。刘宅于是接连遭到日本人搜查,而刘文典毫无惧色。刘文典本会日语,在日本人面前却以“发夷声为耻”。刘文典批评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羽毛。”
1938年3月,刘文典终于逃出虎口,辗转两月,于5月22日抵达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所在地滇南蒙自,在蒙自南湖边上开始了他的云南生活。
看不起新作家
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提起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也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其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从副教授提升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替庄子跑警报”
有一天，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他略显不悦之色，就对同行的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沈从文虽然听见了，但尊他是前辈，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
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7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同学们也听得入了迷，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当代庄子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10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峰时期。
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
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
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把学生作为吹牛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术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因为备新课就没有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因此，他专门抽空去看望刘文典。
不料，两人刚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把他一顿臭骂，说什么“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光一时莫名其妙。他一向尊重老师，但刘文典把他当成奴隶一般，随意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
原来，刘文典见陶光已被激怒，大有火山即将爆发之势，随机应变，以幽默的语言道出了蓄意已久的心声。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他赶紧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了一杯茶。等老师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他才承认自己太粗心，没有及时问候，请老师谅解。
刘文典见陶光如此表现，也就平静下来，让他留下吃晚饭。这样一来，师生二人的情谊就更深了。
二云居士
刘文典在云南素以“二云居士”闻名。所谓“二云”,曰：“云腿与云土”,前者谓宣威火腿,后者则谓云南鸦片。
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欣然受邀到云南思茅磨黑担任了某地方官员的幕僚,一方面是为该官员撰写其母墓志铭,一方面也从事教育工作,对方给出的报酬,除了丰厚的经济待遇外,外加上好的“云土”数十克。
磨黑之行,使西南联大忍痛割爱，解聘了刘文典，而云南大学则不失时机地聘请了刘文典。故有西南联大失去了刘文典,而云南大学拥有了刘文典之说。
西南联大复员北返,刘文典则留在了云南,直至去世。
（责编 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