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从《陈忠实的蝶变》出发，主要讨论了李建军对陈忠实成功的蝶变和他晚年未完成豹变之原因的梳理。文章首先结合陈忠实关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学观点，考察了李建军对陈忠实这一文学理论接受情况的论证，及对他创作《白鹿原》的影响。然后，通过李建军对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个概念的梳理，进一步论证了这个概念对陈忠实创作的负面作用。最后，重点论述了陈忠实晚年的现实境遇对他创作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对他晚年一再提到的“龌龊”有详细的论证。在这里，李建军对陈忠实晚年思想局限的论述，独到而深刻。总之，在研究陈忠实的学术著作里，《陈忠实的蝶变》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李建军;《陈忠实的蝶变》;生命体验;文化心理结构;思想性批判
李建军关于陈忠实的研究，历时很长，自1993年开始，到2017年为止，断断续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篇幅较长且影响较大的单篇论文就有10多篇，先后在《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作家》《西北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延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这些论文都被收纳到他的专著《陈忠实的蝶变》里头。
《陈忠实的蝶变》乃是他的旧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的修订版，增补了小引、第二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等。此书通过历史性的考察，系统地立体地研究了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散文写作和文学理念。我对其中这次补写的最后四章，关于陈忠实晚年创作与心境，及其文学理念的变迁，非常感兴趣。因为，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见李建军对陈忠实的晚年创作与心境，包括一生文学创作得失的一次集中思考和总结。
陈忠实高中毕业即回乡务农。他没有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他的文学知识，尤其文学理念，几乎都是他自修得到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①
虽然，他很早就接触了《静静的顿河》《创业史》这样优秀的作品，让他感受到了文学经典的魅力，并学习到了优秀的描写技巧和成熟的语言风格，但是，“不幸的是，他所接受的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成长和进步，甚至误导他走了很大的弯路，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②李建军的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陈忠实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可以不断超越自己，这一点是了不得的。他很清醒，知道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敢于痛下功夫。李建军说：
他超越了柳青的文学观和写作方式的局限。他用“生命体验”矫正了“生活体验”的褊狭和偏失，从而在人性和自由两个向度上，为自己的写作拓展出了巨大的空间。他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理论，矫正了“文学典型”说的模式化倾向，并为自己在小说中塑造人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③
李建军认为，陈忠实最早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都来自于柳青。而柳青的一些主要的文学观念，则来自于“本本”。柳青最著名的文学观点，是“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柳青用具体的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写作，用狭隘的阶级论解释一切，“柳青的致命问题，正在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他所说的几个‘学校’里面，作家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不是一个主动的信息生产者。”④柳青接受的文学理念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核心论、生活主宰论、作家改造论。这些文学理念对早期的陈忠实影响极大。
正是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导下，陈忠实写出了《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无畏》。而《无畏》的写作，给陈忠实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李建军认为：“作家，只有当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的时候，他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⑤1980年代中期，陈忠实才开始对自己过去信从的文学理念做彻底反思。1995年，在《文学无封闭》一文中，陈忠实说：“对文学构成危害和制约的最大因素是人为的極左的瞎指挥。那样的瞎指挥扼杀的不单是陕西或某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而是整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都被彻底扫荡到片纸无存。”⑥李建军对陈忠实这个涅槃的过程，分析得比较深刻，也很细致，通过严密的文本分析，让读者心服口服，也看到了陈忠实作为一名杰出作家，他的艰难的发展历程。
李建军重点分析了陈忠实提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概念。李建军认为，“唯生活论”严重地忽略作家的主体性地位，也严重地忽略了人物的主体性地位。这个判断是精准的，恐怕也是很多作家难以理解的。陈忠实2013年撰写的《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新文学观。陈忠实说：“‘生活体验’更多地指一种主体的外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⑦李建军认为：
在陈忠实的语境里，“生命体验”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和意义层面：一个是普遍人性，一个是体验和写作的自由。前者打开了作家真实地表现人的视野，后者赋予了作家以写作的勇气和自由感。⑧
借助“生命体验”这个概念，陈忠实将自己对文学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高度，并将文学写作提高到了一个摆脱外在束缚的自由境界。⑨
陈忠实对“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很有兴趣。他对“寻根文学”的走向很是失望，批评它寻根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他认为，应该到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之根。所以，他看到“文化心理结构”，便心有戚戚，“甚至有一种茅塞顿开悟得天机的窃喜”。⑩作家毕竟是作家，这个概念给了他狂喜，让他“茅塞顿开”，但从理论上阐述它，却不是陈忠实所喜欢做的，也是他的能力所不逮的。某种意义上，陈忠实创造性地理解了这个概念。李建军说：“陈忠实并不关心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解释。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作找到了理论支持。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个概念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物的角度和塑造人物的方法。”11李建军在书中，用了大量的文字论述了“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与李泽厚《美的历程》的紧密关系，认为这个概念对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助力极大，成了他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陈忠实本人也在《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一文写到他看到从蓝田县抄来的《乡约》的激动，对刻画白嘉轩的帮助。他还说： 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唤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对顶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大，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获得了删简结果——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就是白鹿原。12
乔治·奥威尔说：“正统观念的环境对散文创作从来是个毁灭性的因素，对小说创作尤其具有彻底的毁灭性，因为小说是各种文学形式中最不能受拘束的。”13陈忠实正是在摆脱错误文学观的束缚之后，才真正获得了写作的自由感和创造力，创作出了杰作《白鹿原》。但是，《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原打算创作的当代题材长篇小说，却始终没有写出来。究其原因，李建军认为“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起到了阻碍和制约作用：
他所面对的“新人”，究竟有多少文化都是一个问题，哪还有什么“文化心理结构”可谈哟。就此而言，“文化心理结构”实质上是一个后视型的静态性质的理论，而不是一个进行时态的鲜活的概念。它能为后视型叙事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但却无法为展示当代生活的“现在进行时态的叙事”提供有效的支持。14
李建军对陈忠实深受影响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辨析和独到见解，真是新人耳目，显示了他过人的理论素质和理论能力。
李建军进一步论证说，作家不能简单地根据抽象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塑造人物，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而特殊的存在。比如，《红楼梦》中的人物，“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根本不是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是他们的各各不同的境遇、个性和命运，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所包含的人类性内容，即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情感内容。”15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可谓切中肯綮，某种程度上，也破解了《白鹿原》之谜。就是为什么陈忠实忽然创作出了这样一部杰作？而之前、之后，他所创作的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我个人在研读《白鹿原》的过程中，感觉到陈忠实的文学观、创作观的变化，可能也与胡风文艺思想有关系。当然，他可能没有完全自觉地认同胡风思想，但当年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风的思想，无意识中可能会影响了他。
我一直认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深懂创作的杰出理论。鲁煤曾撰文说：“胡风强调，创作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克服过程。作家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自身;创作主体（作家自身）和创造对象（材料）进行着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作家描写人物，就是要重新进入人物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创作过程是作者精神高度集中、间不容发的紧张劳动斗争过程……”161939年5月，胡风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客观主义”。韩文敏说：“反对客观主义和突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是一枚铜币的两面。这就是说，作家缺乏主观战斗精神，其创作态度必然是客观主义的（胡风认为主观公式主义是化了装的客观主义）、这也就是说，作家的主观精神状态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就有决定性的影响。”17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中说，“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到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就是这种主观的战斗精神。陈忠实后来能从生活体验到达生命体验，我感觉是有胡风的这种思想在的。胡风的那个三十万言书，当时是影响极大的。陈忠实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是他的著作中最有理论深度的。为什么说它最有深度呢？因为，在这本书里，胡风抓住了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人。他没有按公式主义的阶级论来划分人，来分析文学，因为，用这样的理论来从事创作，只能催生出大批公式化、概念化的赝品和次品。胡风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这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着不同的性格、氣质、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人全都生活在复杂万状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网络之中，相互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18。这样的人，是复杂的人，也是有个性的、真实的人。只有面对和写出这样的人，文学创作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才有可能写出真正属于人的作品。
在《陈忠实的蝶变》里，写到陈忠实的晚年，李建军的笔忽然充满了激情，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文字洋洋洒洒，已经不像严谨的学术语言了，感觉像是在控诉，在抗议，在抚慰。李建军将陈忠实的无奈和痛苦，写得淋漓尽致。他对陈忠实的晚年境遇的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理解，对这一时期陈忠实作品的分析，简直要让人凄然泪下。他说：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白鹿原》的作者，却并不十分快乐，有时，甚至可以说，心绪极坏，简直可以用“纡郁愤闷”这样的词来形容。
他遭遇了“龌龊”。他深受侮辱和伤害。然而，似乎又无处申诉，更无法对抗。19
在这段文字里，一个正直的书生，一个纯粹的作家，遇见了一位深懂谋略、擅长斗人的官僚。在种种近乎无聊的冲突中，陈忠实深深地体验到了一种“龌龊”感受。他既很郁闷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无力应对。李建军说的，如果是路遥，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路遥不仅性子很硬，而且“谋略亦多”。于是，陈忠实便选择了逃离。他逃离单位，逃离西安，躲到白鹿原的祖居疗伤。2001年，年近60岁的陈忠实，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西蒋村，在这个地方住了两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祖居早就无人居住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原下的日子》后记）这期间，陈忠实写了很多小说、散文，表达了自己的不屑、绝望和抗议，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龌龊”：“在小说里，他借助对角色的设定和对人物的塑造，来讽刺‘龌龊’;在散文中，他通过隐喻性的话语，来贬斥‘龌龊’。‘龌龊’二字，简直成了贯穿他21世纪最初几年写作的主题词。”20李建军通过小说《作家和他的弟弟》《关于沙娜》的阐释，通过对散文《三九的雨》《遇合燕子，还有麻雀》《乡谚一例》的解读，详细分析了“龌龊”对陈忠实的伤害，也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了陈忠实晚年的艰难历程，看见了他荒凉的心境。 《作家和他的弟弟》几乎就是陈忠实晚年生活的写照。作家“我”心情不好，便“急迫地想回老家去”。老家是他的避风港，“每一次遭遇丑恶和龌龊之后，他都会产生回归故土的欲望和需求。”21《关于沙娜》写了一个叫秦业的女作家，正直、朴实，但被“工作中的龌龊事”折磨。从这些沉重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所受的伤害，看到他的巨大的痛苦。
坦率地说，陈忠实晚年的小说，艺术性都不强。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把生活经验上升为生命体验。比如抒愤懑之作，由于情绪急切，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第二个原因是，他忙于杂务，心绪不宁;第三，早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又冒了出来，影响了他的小说的文学性。比如，他的三秦人物摹写系列，还有《李十三推磨》等，都感觉像急就章。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很明显，陈忠实晚年的小说，无论选材，还是开掘，都是流于简单，显得有点仓促。像《日子》《腊月的故事》这样的小说，虽然写出了底层人的生存境遇，部分文字，也颇感动人，但是，正像李建军所说的那样：“整体上看，他的这些小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纯粹的批判精神。”22《猫与属，也缠绵》《关于沙娜》虽有讽刺，但基本是柔性反讽，有些故事情节都不太可信，显示了陈忠实先生的单纯，和对官场的不熟悉，或者是不敢下笔，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感，“陈忠实晚年的这几篇反讽性短篇小说，质量虽属中品，但锋芒和深度，仍然有所欠缺。”23
让陈忠实更感摧辱的，是2007年作协改选：“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没有起码的尊重。简直就是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没有给他留下接受这一结果的心理缓冲期。”“对他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阴谋，就像一场盛大的人格羞辱仪式。”“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巨大的。”24陈忠实从此离开陕西作协，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在陈忠实晚年和他交往过几次，他从不提这些事情，但能感觉到他的屈辱。他是一位伟岸丈夫，面对小人，他不愿出手，也不会出手，所有的痛，只留在自己的心里。我认为，他的早逝，与此关系大焉。
当然，李建军也指出，陈忠实没有道家的淡泊，他还是很在乎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有一种萦然在怀的十分计较的态度。”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农裔作家一般都如此。农村出身的作家，因为少年时期的低微和贫困，极为敏感，内心深处充满强烈的自卑。这种自卑，有人终生未能克服和超越。他们渴望被认可，尤其渴望体制的认可。他们创作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对这种认可的追求。而那些高门巨族出身的作家，可能就稍微好一点，比如鲁迅、张爱玲。因为他们曾经阔过，有一种血统里的自信。我们无法以老子的“功成身退，天之道”来苛责陈忠实。不过，严格地说，陈忠实未能从“蝶变”，到达“豹变”，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自《白鹿原》以后，把过多的时间、精力投身到这些社会俗务上，未能扔掉包袱，轻装前进。鲁迅说，最大的轻蔑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对那些小人，和小人之事，最好的选择是不屑，甚至无视。否则，就是抬高了他们。
在第十七章《未完成的豹变：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里，李建军对晚年的陈忠实作了深入的精神分析，的确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例如，他认为：“他没有继续保持写作《白鹿原》时的‘批判性人格’状态。一旦失去了这种积极的人格精神，一个作家就会堕入平庸的生活状态——失去了发现真理的勇气，也失去了表达真理的批判激情。他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写作，会以毫无压力和风险的方式，炮制一大批不痛不痒的平庸之作。”25 的确，我们阅读《陈忠实文集》，真正的好作品，并不是很多。我有时都有点吃惊，他是如何写出《白鹿原》的？相对于《白鹿原》，他的很多作品，实在显得太寻常了。
李建军深刻分析了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现象。它是人格在文本中的一种诗意化和象征化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写出精神健全的文学;人格伟大的人，才能写出境界高迈的文学。”26李建军把作家的人格分为认同型人格、批判性人格，又分为日常状态下的静态人格、非常态下的动态人格。他认为，在创作《白鹿原》时，陈忠实的人格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动态人格，而更多的时候，他的人格却是日常状态下的静态人格。那么，《白鹿原》和他的其他作品的差距为什么那么大？李建军从人格的角度展开了分析，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判断：
《白鹿原》是一部挑战性质的小说。它充满了批判历史和还原历史的激情，本质上是一部解构之作，去蔽之作，彻底超越了同一题材小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叙事模式。……写作《白鹿原》的陈忠实，简直就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勇者，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不考虑是否能够出版，是否能够被认同和赞赏，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动态人格。
然而，一旦结束这种非凡性质的写作，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里，他的人格便重又回落到了静态人格的水平，表现出对现实和生活的认同意识和妥协姿态。他接受了很多原本应该拒绝的外部干扰和社会指令，做了一些徒然费时费力的无价值的事情。在文学写作方面，随着批判人格的萎缩和批判精神的弱化，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在热情和突进力量，也随之丧失。27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为何再没有写出好作品，李建军的分析很透彻。读了他的这段论析，我心服口服。记得当年他写了一篇论文《在通往
关键词：李建军;《陈忠实的蝶变》;生命体验;文化心理结构;思想性批判
李建军关于陈忠实的研究，历时很长，自1993年开始，到2017年为止，断断续续进行了二十多年。篇幅较长且影响较大的单篇论文就有10多篇，先后在《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作家》《西北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延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这些论文都被收纳到他的专著《陈忠实的蝶变》里头。
《陈忠实的蝶变》乃是他的旧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的修订版，增补了小引、第二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等。此书通过历史性的考察，系统地立体地研究了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散文写作和文学理念。我对其中这次补写的最后四章，关于陈忠实晚年创作与心境，及其文学理念的变迁，非常感兴趣。因为，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见李建军对陈忠实的晚年创作与心境，包括一生文学创作得失的一次集中思考和总结。
陈忠实高中毕业即回乡务农。他没有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他的文学知识，尤其文学理念，几乎都是他自修得到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①
虽然，他很早就接触了《静静的顿河》《创业史》这样优秀的作品，让他感受到了文学经典的魅力，并学习到了优秀的描写技巧和成熟的语言风格，但是，“不幸的是，他所接受的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成长和进步，甚至误导他走了很大的弯路，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②李建军的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陈忠实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可以不断超越自己，这一点是了不得的。他很清醒，知道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敢于痛下功夫。李建军说：
他超越了柳青的文学观和写作方式的局限。他用“生命体验”矫正了“生活体验”的褊狭和偏失，从而在人性和自由两个向度上，为自己的写作拓展出了巨大的空间。他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理论，矫正了“文学典型”说的模式化倾向，并为自己在小说中塑造人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③
李建军认为，陈忠实最早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都来自于柳青。而柳青的一些主要的文学观念，则来自于“本本”。柳青最著名的文学观点，是“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柳青用具体的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写作，用狭隘的阶级论解释一切，“柳青的致命问题，正在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他所说的几个‘学校’里面，作家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不是一个主动的信息生产者。”④柳青接受的文学理念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核心论、生活主宰论、作家改造论。这些文学理念对早期的陈忠实影响极大。
正是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导下，陈忠实写出了《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无畏》。而《无畏》的写作，给陈忠实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李建军认为：“作家，只有当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的时候，他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⑤1980年代中期，陈忠实才开始对自己过去信从的文学理念做彻底反思。1995年，在《文学无封闭》一文中，陈忠实说：“对文学构成危害和制约的最大因素是人为的極左的瞎指挥。那样的瞎指挥扼杀的不单是陕西或某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而是整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都被彻底扫荡到片纸无存。”⑥李建军对陈忠实这个涅槃的过程，分析得比较深刻，也很细致，通过严密的文本分析，让读者心服口服，也看到了陈忠实作为一名杰出作家，他的艰难的发展历程。
李建军重点分析了陈忠实提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概念。李建军认为，“唯生活论”严重地忽略作家的主体性地位，也严重地忽略了人物的主体性地位。这个判断是精准的，恐怕也是很多作家难以理解的。陈忠实2013年撰写的《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新文学观。陈忠实说：“‘生活体验’更多地指一种主体的外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⑦李建军认为：
在陈忠实的语境里，“生命体验”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和意义层面：一个是普遍人性，一个是体验和写作的自由。前者打开了作家真实地表现人的视野，后者赋予了作家以写作的勇气和自由感。⑧
借助“生命体验”这个概念，陈忠实将自己对文学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高度，并将文学写作提高到了一个摆脱外在束缚的自由境界。⑨
陈忠实对“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很有兴趣。他对“寻根文学”的走向很是失望，批评它寻根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他认为，应该到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之根。所以，他看到“文化心理结构”，便心有戚戚，“甚至有一种茅塞顿开悟得天机的窃喜”。⑩作家毕竟是作家，这个概念给了他狂喜，让他“茅塞顿开”，但从理论上阐述它，却不是陈忠实所喜欢做的，也是他的能力所不逮的。某种意义上，陈忠实创造性地理解了这个概念。李建军说：“陈忠实并不关心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解释。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作找到了理论支持。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个概念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物的角度和塑造人物的方法。”11李建军在书中，用了大量的文字论述了“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与李泽厚《美的历程》的紧密关系，认为这个概念对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助力极大，成了他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陈忠实本人也在《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一文写到他看到从蓝田县抄来的《乡约》的激动，对刻画白嘉轩的帮助。他还说： 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唤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对顶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大，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获得了删简结果——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就是白鹿原。12
乔治·奥威尔说：“正统观念的环境对散文创作从来是个毁灭性的因素，对小说创作尤其具有彻底的毁灭性，因为小说是各种文学形式中最不能受拘束的。”13陈忠实正是在摆脱错误文学观的束缚之后，才真正获得了写作的自由感和创造力，创作出了杰作《白鹿原》。但是，《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原打算创作的当代题材长篇小说，却始终没有写出来。究其原因，李建军认为“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起到了阻碍和制约作用：
他所面对的“新人”，究竟有多少文化都是一个问题，哪还有什么“文化心理结构”可谈哟。就此而言，“文化心理结构”实质上是一个后视型的静态性质的理论，而不是一个进行时态的鲜活的概念。它能为后视型叙事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但却无法为展示当代生活的“现在进行时态的叙事”提供有效的支持。14
李建军对陈忠实深受影响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辨析和独到见解，真是新人耳目，显示了他过人的理论素质和理论能力。
李建军进一步论证说，作家不能简单地根据抽象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塑造人物，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而特殊的存在。比如，《红楼梦》中的人物，“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根本不是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是他们的各各不同的境遇、个性和命运，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所包含的人类性内容，即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情感内容。”15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可谓切中肯綮，某种程度上，也破解了《白鹿原》之谜。就是为什么陈忠实忽然创作出了这样一部杰作？而之前、之后，他所创作的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我个人在研读《白鹿原》的过程中，感觉到陈忠实的文学观、创作观的变化，可能也与胡风文艺思想有关系。当然，他可能没有完全自觉地认同胡风思想，但当年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风的思想，无意识中可能会影响了他。
我一直认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深懂创作的杰出理论。鲁煤曾撰文说：“胡风强调，创作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克服过程。作家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自身;创作主体（作家自身）和创造对象（材料）进行着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作家描写人物，就是要重新进入人物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创作过程是作者精神高度集中、间不容发的紧张劳动斗争过程……”161939年5月，胡风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客观主义”。韩文敏说：“反对客观主义和突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是一枚铜币的两面。这就是说，作家缺乏主观战斗精神，其创作态度必然是客观主义的（胡风认为主观公式主义是化了装的客观主义）、这也就是说，作家的主观精神状态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就有决定性的影响。”17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中说，“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到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就是这种主观的战斗精神。陈忠实后来能从生活体验到达生命体验，我感觉是有胡风的这种思想在的。胡风的那个三十万言书，当时是影响极大的。陈忠实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
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是他的著作中最有理论深度的。为什么说它最有深度呢？因为，在这本书里，胡风抓住了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人。他没有按公式主义的阶级论来划分人，来分析文学，因为，用这样的理论来从事创作，只能催生出大批公式化、概念化的赝品和次品。胡风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这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着不同的性格、氣质、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人全都生活在复杂万状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网络之中，相互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18。这样的人，是复杂的人，也是有个性的、真实的人。只有面对和写出这样的人，文学创作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才有可能写出真正属于人的作品。
在《陈忠实的蝶变》里，写到陈忠实的晚年，李建军的笔忽然充满了激情，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文字洋洋洒洒，已经不像严谨的学术语言了，感觉像是在控诉，在抗议，在抚慰。李建军将陈忠实的无奈和痛苦，写得淋漓尽致。他对陈忠实的晚年境遇的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理解，对这一时期陈忠实作品的分析，简直要让人凄然泪下。他说：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白鹿原》的作者，却并不十分快乐，有时，甚至可以说，心绪极坏，简直可以用“纡郁愤闷”这样的词来形容。
他遭遇了“龌龊”。他深受侮辱和伤害。然而，似乎又无处申诉，更无法对抗。19
在这段文字里，一个正直的书生，一个纯粹的作家，遇见了一位深懂谋略、擅长斗人的官僚。在种种近乎无聊的冲突中，陈忠实深深地体验到了一种“龌龊”感受。他既很郁闷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无力应对。李建军说的，如果是路遥，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路遥不仅性子很硬，而且“谋略亦多”。于是，陈忠实便选择了逃离。他逃离单位，逃离西安，躲到白鹿原的祖居疗伤。2001年，年近60岁的陈忠实，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西蒋村，在这个地方住了两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祖居早就无人居住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原下的日子》后记）这期间，陈忠实写了很多小说、散文，表达了自己的不屑、绝望和抗议，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龌龊”：“在小说里，他借助对角色的设定和对人物的塑造，来讽刺‘龌龊’;在散文中，他通过隐喻性的话语，来贬斥‘龌龊’。‘龌龊’二字，简直成了贯穿他21世纪最初几年写作的主题词。”20李建军通过小说《作家和他的弟弟》《关于沙娜》的阐释，通过对散文《三九的雨》《遇合燕子，还有麻雀》《乡谚一例》的解读，详细分析了“龌龊”对陈忠实的伤害，也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了陈忠实晚年的艰难历程，看见了他荒凉的心境。 《作家和他的弟弟》几乎就是陈忠实晚年生活的写照。作家“我”心情不好，便“急迫地想回老家去”。老家是他的避风港，“每一次遭遇丑恶和龌龊之后，他都会产生回归故土的欲望和需求。”21《关于沙娜》写了一个叫秦业的女作家，正直、朴实，但被“工作中的龌龊事”折磨。从这些沉重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所受的伤害，看到他的巨大的痛苦。
坦率地说，陈忠实晚年的小说，艺术性都不强。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把生活经验上升为生命体验。比如抒愤懑之作，由于情绪急切，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第二个原因是，他忙于杂务，心绪不宁;第三，早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又冒了出来，影响了他的小说的文学性。比如，他的三秦人物摹写系列，还有《李十三推磨》等，都感觉像急就章。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很明显，陈忠实晚年的小说，无论选材，还是开掘，都是流于简单，显得有点仓促。像《日子》《腊月的故事》这样的小说，虽然写出了底层人的生存境遇，部分文字，也颇感动人，但是，正像李建军所说的那样：“整体上看，他的这些小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纯粹的批判精神。”22《猫与属，也缠绵》《关于沙娜》虽有讽刺，但基本是柔性反讽，有些故事情节都不太可信，显示了陈忠实先生的单纯，和对官场的不熟悉，或者是不敢下笔，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感，“陈忠实晚年的这几篇反讽性短篇小说，质量虽属中品，但锋芒和深度，仍然有所欠缺。”23
让陈忠实更感摧辱的，是2007年作协改选：“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没有起码的尊重。简直就是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没有给他留下接受这一结果的心理缓冲期。”“对他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阴谋，就像一场盛大的人格羞辱仪式。”“他所受到的伤害是巨大的。”24陈忠实从此离开陕西作协，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在陈忠实晚年和他交往过几次，他从不提这些事情，但能感觉到他的屈辱。他是一位伟岸丈夫，面对小人，他不愿出手，也不会出手，所有的痛，只留在自己的心里。我认为，他的早逝，与此关系大焉。
当然，李建军也指出，陈忠实没有道家的淡泊，他还是很在乎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有一种萦然在怀的十分计较的态度。”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农裔作家一般都如此。农村出身的作家，因为少年时期的低微和贫困，极为敏感，内心深处充满强烈的自卑。这种自卑，有人终生未能克服和超越。他们渴望被认可，尤其渴望体制的认可。他们创作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对这种认可的追求。而那些高门巨族出身的作家，可能就稍微好一点，比如鲁迅、张爱玲。因为他们曾经阔过，有一种血统里的自信。我们无法以老子的“功成身退，天之道”来苛责陈忠实。不过，严格地说，陈忠实未能从“蝶变”，到达“豹变”，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自《白鹿原》以后，把过多的时间、精力投身到这些社会俗务上，未能扔掉包袱，轻装前进。鲁迅说，最大的轻蔑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对那些小人，和小人之事，最好的选择是不屑，甚至无视。否则，就是抬高了他们。
在第十七章《未完成的豹变：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里，李建军对晚年的陈忠实作了深入的精神分析，的确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例如，他认为：“他没有继续保持写作《白鹿原》时的‘批判性人格’状态。一旦失去了这种积极的人格精神，一个作家就会堕入平庸的生活状态——失去了发现真理的勇气，也失去了表达真理的批判激情。他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写作，会以毫无压力和风险的方式，炮制一大批不痛不痒的平庸之作。”25 的确，我们阅读《陈忠实文集》，真正的好作品，并不是很多。我有时都有点吃惊，他是如何写出《白鹿原》的？相对于《白鹿原》，他的很多作品，实在显得太寻常了。
李建军深刻分析了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现象。它是人格在文本中的一种诗意化和象征化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写出精神健全的文学;人格伟大的人，才能写出境界高迈的文学。”26李建军把作家的人格分为认同型人格、批判性人格，又分为日常状态下的静态人格、非常态下的动态人格。他认为，在创作《白鹿原》时，陈忠实的人格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动态人格，而更多的时候，他的人格却是日常状态下的静态人格。那么，《白鹿原》和他的其他作品的差距为什么那么大？李建军从人格的角度展开了分析，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判断：
《白鹿原》是一部挑战性质的小说。它充满了批判历史和还原历史的激情，本质上是一部解构之作，去蔽之作，彻底超越了同一题材小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叙事模式。……写作《白鹿原》的陈忠实，简直就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勇者，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不考虑是否能够出版，是否能够被认同和赞赏，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动态人格。
然而，一旦结束这种非凡性质的写作，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里，他的人格便重又回落到了静态人格的水平，表现出对现实和生活的认同意识和妥协姿态。他接受了很多原本应该拒绝的外部干扰和社会指令，做了一些徒然费时费力的无价值的事情。在文学写作方面，随着批判人格的萎缩和批判精神的弱化，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在热情和突进力量，也随之丧失。27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为何再没有写出好作品，李建军的分析很透彻。读了他的这段论析，我心服口服。记得当年他写了一篇论文《在通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