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陪法场、杨宪益被关四年后突被提出照相——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死刑”的信号没有想到结果却是为无罪释放存档所用、高三学生朱正琳因读禁书而锒铛入狱、蓝英年被任命为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劳改前领着众人嚎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当年人们深信不疑全国传抄的“总理遗言”竟出自一个二十多岁的工人之手、王蒙在1978年突然发现当年的“右派作家”现在一个个露出头来“全——活——了！”…… 《亲历历史》收有17篇有血有泪的文字，篇篇都是带着“体温”的历史，值得珍重。
　　然而，我以为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其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
　　不到九岁的费振钟那时在一个苏北小镇，也混进“革命群众”去抄别人家。只是为了能吃一碗免费的阳春面，不想吃过面后回家才发现自己的家刚刚被抄，父母已带着弟妹被赶出家门。更严重的是，本以行医为业、年近七十的祖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于是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批斗、毒打、像狗一样被拉来拉去的游街示众。费振钟幼小的心灵，充满了耻辱感。刚刚十三岁的万方在北京某女中上初一，同学中开始划分“红五类”“黑五类”，“黑五类”不能当红卫兵、还不准进入教室，只能站在“红卫兵”指定的地方。“红卫兵”在教室外画了一个圆圈，随时可以叫任何一个“黑五类”单腿站在圈内，听从指令学猪叫猫叫狗叫。她是“黑五类”，提心吊胆，生怕喊到自己。这是初一学生的“阶级斗争”，而高年级的红卫兵，则以“反对毛主席”“日本特务”等政治性罪名批斗、毒打某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了。南京的叶兆言刚刚九岁，抄家时把他的身也搜了一遍。几天后，一个本来还是好朋友的同学在教室模仿他父母游街的情形，还说：“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其他同学也纷纷对叶嘲笑。不到十三的严平在北京上小学，马上就要毕业，本来还是看抄别人家的“红五类”，突然自己的父母也被“揪出”。于是互赠相片做毕业留念的小同学们立即要她还回照片，都把她送给自己的相片扔到地上用脚踢踏。她想保存同学的相片不还，意味着自己还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没想到同学们找到家门口高喊口号，要她还照片、要打倒她的父母，最后还扔石头砸碎她家窗户玻璃……
　　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是最纯真善良，充满爱心呀！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回忆说明，这是从小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必然结果。费振钟记得，九岁的小学生们在学校就要填政治表格，内有“家庭出身”一栏。“好人的概念，并非对人的人格的判断，而是以阶级的名义来论定优劣，阶级成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我进入学校读书后就接受的教育和情感训练”。所以，他后来写作文揭发批判自己的祖父，结尾写道：“我们和反革命分子费炳南的斗争就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