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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四人帮”刚刚被隔离审查、党和国家处于风口浪尖的紧要关头，经叶剑英推荐，耿飙将军曾奉命出色地执行了一项党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
（一）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打算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三、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便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把这条“鳄鱼”钓到中南海。
当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到达会场。他们一到会场，就被掌控住了，随后江青也在其住所被掌控。
耿飙听罢，紧紧握住叶帅的双手，眼眶里盈满了激动的泪水。
华国锋问：“你要不要带枝手枪？”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必须要有中央的命令。”
华国锋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耿飙接过手令收好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邱巍高回答说是警备一师。耿飙说：“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对耿飙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林彪爆炸事件之后，中央曾暂不对外公布此事。这次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尽管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二）
1976年10月6日晚9点50分，北京的夜色十分凝重，马路上静悄悄的。突然，耀眼的车灯在大街上扫过，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真武庙路后，停在一幢灰色大楼门前，这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台的办公楼。从轿车里急速走出一位身材修长、头发银白的人，他身穿便服，却有着军人的风度，神色异常严峻。他就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大使耿飙。
耿飙在随行的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快速步入广播大院。守卫中央台的部队就是王甫的警备一师，王甫随即调出20名战士跟随耿飙行动。
耿飙率战士们急速上楼时骤然想到，就在28天前，9月9日下午4点，从这幢大楼播出了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震撼了全世界！可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何等的重要。
耿飙一行来到中央台直播室。他推门进去查看后，便指定两个武装战士守卫在门口，并命令：“从现在起，你们要守住直播室。第一，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第二，不管是谁，敢擅自强行冲到直播室发布消息的，坚决严惩。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齐声回答。
随后，耿飙指示王甫带一部分战士立刻分头行动：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播音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和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绝对忠于党中央。
后来海外报刊曾称，耿飙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对此，耿飙曾微笑着解释：“这是误传，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守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护中央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部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王甫3个人前往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战士们出发后，耿飙和邱巍高便在大楼里找局长办公室。这幢苏式的广播大楼于1958年建成，当时是继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之后北京的第二座苏式建筑，曾辉煌一时。耿飙身处广播大楼，颇有感慨，他经历过延安时代，对中央台的历史有所了解。
邱巍高终于在北面找到局长办公室，他镇静地敲了一下门。局长邓岗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要睡一会儿的样子，因此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耿飙，且身后站着带枪的卫戍区副司令员，不由愣住了。
耿飙让他别紧张，走进办公室，还没有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
手令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仔细看完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夜深了，耿飙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个人，工作难以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同意，但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你的中联部找人吧。”耿飙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是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稿和歌曲、音乐节目。
耿飙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广播大楼上下，到处是警备一师的游动哨。耿飙和邱巍高四处巡视一番回来，便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耿飙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他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他睡了一会儿，再换邱巍高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中央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10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耿飙想，自己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会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自己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他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以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历时6个多小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非常谦虚，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总是强调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特别令人敬佩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辞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后来，他写给谷牧的一首诗中写道：“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10月15日，叶剑英通知耿飙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飙总负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
（一）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打算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三、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便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把这条“鳄鱼”钓到中南海。
当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到达会场。他们一到会场，就被掌控住了，随后江青也在其住所被掌控。
耿飙听罢，紧紧握住叶帅的双手，眼眶里盈满了激动的泪水。
华国锋问：“你要不要带枝手枪？”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必须要有中央的命令。”
华国锋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耿飙接过手令收好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邱巍高回答说是警备一师。耿飙说：“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对耿飙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林彪爆炸事件之后，中央曾暂不对外公布此事。这次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尽管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二）
1976年10月6日晚9点50分，北京的夜色十分凝重，马路上静悄悄的。突然，耀眼的车灯在大街上扫过，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真武庙路后，停在一幢灰色大楼门前，这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台的办公楼。从轿车里急速走出一位身材修长、头发银白的人，他身穿便服，却有着军人的风度，神色异常严峻。他就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大使耿飙。
耿飙在随行的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快速步入广播大院。守卫中央台的部队就是王甫的警备一师，王甫随即调出20名战士跟随耿飙行动。
耿飙率战士们急速上楼时骤然想到，就在28天前，9月9日下午4点，从这幢大楼播出了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震撼了全世界！可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何等的重要。
耿飙一行来到中央台直播室。他推门进去查看后，便指定两个武装战士守卫在门口，并命令：“从现在起，你们要守住直播室。第一，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第二，不管是谁，敢擅自强行冲到直播室发布消息的，坚决严惩。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齐声回答。
随后，耿飙指示王甫带一部分战士立刻分头行动：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播音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和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绝对忠于党中央。
后来海外报刊曾称，耿飙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对此，耿飙曾微笑着解释：“这是误传，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守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护中央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部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王甫3个人前往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战士们出发后，耿飙和邱巍高便在大楼里找局长办公室。这幢苏式的广播大楼于1958年建成，当时是继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之后北京的第二座苏式建筑，曾辉煌一时。耿飙身处广播大楼，颇有感慨，他经历过延安时代，对中央台的历史有所了解。
邱巍高终于在北面找到局长办公室，他镇静地敲了一下门。局长邓岗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要睡一会儿的样子，因此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耿飙，且身后站着带枪的卫戍区副司令员，不由愣住了。
耿飙让他别紧张，走进办公室，还没有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
手令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仔细看完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夜深了，耿飙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个人，工作难以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同意，但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你的中联部找人吧。”耿飙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是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稿和歌曲、音乐节目。
耿飙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广播大楼上下，到处是警备一师的游动哨。耿飙和邱巍高四处巡视一番回来，便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耿飙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他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他睡了一会儿，再换邱巍高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中央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10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耿飙想，自己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会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自己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他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以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历时6个多小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非常谦虚，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总是强调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特别令人敬佩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辞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后来，他写给谷牧的一首诗中写道：“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10月15日，叶剑英通知耿飙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飙总负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