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史艳春、蔡金宝、杜瑞芬等一批青年，怀抱理想，来到了北大荒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当年的北大荒，并没有“天下粮仓”的胜景，所谓的“战天斗地”背后，是艰辛的青春奋斗记忆。史艳春、蔡金宝、杜瑞芬，当初的热血青年如今已两鬓斑白。尽管知青的记忆依旧印证不灭，却早已脱离了驻守边疆的原始热情，在几代人心中，以不同的重量与方式各自演绎着。
　　各自为梦
　　如果不是提到二儿子的现状，史艳春或许会是这次知青聚会上最活跃的一位。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这位几十年来留守北大荒的哈尔滨老知青，低着头、语带哽咽地说了一句：“当年还不如让他呆在农场！”
　　每年7、8月，全国各地的老知青都会乘坐列车，按照当年行进的路线，来北大荒走一走、看一看。于是，史艳春的家就成了这些返城知青的聚会点。酒过三巡，史艳春兴致高涨，拿出保存多年的老照片，炫耀着农场这些年的巨大变化，话里话外透着留守知青的骄傲。
　　1966年5月17日，乘上奔赴北大荒的火车，史艳春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管局856农场）一干就是13年，将所有青春都消耗在了北大荒的开拓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国家落实知青返城政策时，摆在史艳春面前的并不是衣锦还乡的欣喜和荣光。回到哈尔滨，首先必须面对和妻儿的两地分离；孩子要上学、成家，可一家人甚至连个房子都没有。“不城不乡”的尴尬身份，让史艳春同大多数知青一样，对曾经的家乡有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确定感。
　　到底是留守还是回城？史艳春心头百般滋味，而这一拖，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1983年，史艳春父亲行将退休，考虑将来机会越来越少，就再一次向史艳春提出回城的建议，并保证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一切都不需要担心。
　　“最后我们决定将还未成年的二儿子迁回哈尔滨。”当时政策规定，知青回城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户口问题。或许出于弥补心理，史艳春选择陪大儿子留在了北大荒，只在放假时进城看看小儿子。
　　然而，和很多返城的知青二代一样，因为教育、家庭环境突变等原因，史艳春的小儿子并没有如期待的那样好好念书，后来辗转进了哈尔滨的一家国营纺织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1996年纺织厂破产，二儿子下了岗。
　　“你问我是否后悔知青这段经历，”史艳春说，“答案肯定是不后悔！只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赵子贤是这个知青家庭的第三代，从小就耳濡目染知青的故事。正值升高中的年纪，赵子贤对未来做好了规划。在他的梦想里，自己是激情的医学专业学生，是年轻的主治医生，是受人尊敬的医院院长。他向记者坦言，如果有机会，将来不会选择留在北大荒。
　　陌生“家乡”
　　很小的时候，韦红英一直以为回京探亲的父母，只是姥姥家的远房亲戚而已。记忆中，姥姥家的叔叔阿姨特别好，每次进京都会给她买很多漂亮衣服和美味糖果，也会带着她玩遍北京的游乐场。
　　韦红英的家庭是复转官兵与知识青年相结合的典型。1964年，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母亲杜瑞芬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成了支援北大荒建设的一名知青。支边不久，杜瑞芬就与当地一名铁道兵转业军人之子结成夫妻，从此彻底扎根北大荒。
　　韦红英5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姥姥家度过的。父母工作所在的北大荒，反而成了她偶尔的“探亲之地”。
　　“从小就知道母亲的知青身份，但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母女关系也并不如平常人家那样极其亲密。”韦红英回忆道，“直到初二那年暑假结束，我才开始想念远在东北的父母。”
　　渐渐地，韦红英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即使姥姥、姥爷一如既往地宠爱着自己，舅舅、表妹也从未改变过热情态度，但韦红英依旧非常渴望来自父母的陪伴和关爱，时常想着：干脆买一张火车票奔赴北大荒农场算了。
　　17岁时，韦红英如愿回到了父母身边，但知青二代的“双重身份”，带给她的是另外一种孤单。韦红英依然清晰记得，因为她来自北京，穿着打扮、生活习惯与同学们不同，因此总被孤立；老师为了减少同学之间的矛盾，对韦红英搞起了“特殊待遇”，课间操时，只让她呆在教室打扫卫生。
　　“心里有些孤单，但并不会闹，也不会拿这些事烦父母；平时说话很少，人非常安静。”无法适应新学校的生活，韦红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严重时每天都要去学校的卫生所打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高考成绩。
　　身为知青的后代，韦红英继承了母亲艰苦奋斗的好品质，但她也坦承，从小远离父母的生活经历，是形成自己不易亲近他人性格的外在原因。
　　知青父爱
　　“城市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你会选择留在这里？”蔡伟并不理解父亲当年的选择。
　　曾有一段时间，她以沉默、视而不见来抗议或惩罚父亲。最凶的一次争吵，蔡伟口不择言地对父亲吼道：“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不回上海，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作为远赴北大荒的第一批上海知青，蔡伟的父亲蔡金宝告诉记者，他至今还记得当初被选为支边青年的心情，“就当经历一场旅行，最后我们都是要回家的”。
　　每当女儿因为回城的事与自己吵架、冷战的时候，蔡金宝也会扪心自问：自己为何就成了一名留守北大荒的知青？
　　1978年之后，国家开始放宽知青返城政策，第一批知青回城潮悄然兴起。当时的蔡金宝，已经与北大荒的当地姑娘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女儿。“不像别人，我做不来抛弃妻子、自己一个人回上海的事情。”于是，蔡金宝成为了少数留守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之一。
　　高三那年，在与父亲经历长时间的冷战、争吵之后，蔡伟如愿回到上海参加高考。之后，蔡伟顺利考入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然而对于蔡伟而言，虽然自己已拥有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海身份，但骨子里却仍是那个黑龙江偏僻农场的乡下女孩。钢琴、舞会、电影、音乐会……所有一切，蔡伟都觉得那么新鲜，也那么陌生。
　　“常常想，如果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是否会不一样。”大学毕业之后，蔡伟承受着来自上海这个城市的生存压力。在她看来，希冀父亲的扶持和帮助，简直是奢求。她不止一次地嘲笑命运的安排，对父亲的埋怨也与日俱增。
　　如今，蔡伟已是上海广播电台的一位资深职员，享受着城市金领的富足生活。前不久，蔡伟又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上海买下了一座地段不错的房子。按她的说法，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
　　“上海天气太热，回农场正好避暑。”看着刚从上海回来的女儿，蔡金宝告诉记者，两个女儿对自己非常孝顺，特别是大女儿蔡伟，早就放下了当年的成见，开始理解了知青那一代的经历。“现在，她们都以身为知青后代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