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年时住过的黑山头村，文化最高者当数朱先生，他上过私塾，能写会算，能读古书。
　　朱先生有文化，人品端正，村里人对他十分敬重。他家贫农成分，又有文化，按说该当干部，朱先生却从不参政，一副极超脱的样子。只有冬天结算公粮账时，受到村干部们的邀请，他才出来帮助打几天算盘。但他只管打算盘，对数字以外的事一律不多言语。
　　朱先生在村里不管闲事，却能热心为乡亲服务。平常谁家请他写封信、看封信，他都十分热情、认真。每年春节将近的时候，是朱先生最忙的时候。他早早就备好笔墨，给村里人写对联。全村八十多户人家，至少七成以上的对子由他写。民谣说：“二十九，贴到有。”到了腊月二十九这天，家家贴出红纸黑墨的对联。早饭过后，朱先生就要从家里出来，倒背着手，在村里走一个来回，不时停在谁家大门口驻足观望，或走进院里看看。他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吗？不，他是在看有没有人把對联贴错了———如把下联贴成上联，上联贴成下联，或把该贴到牲畜圈的对子贴到了屋门上，都是有过的事。若有贴错的，他就立即帮着改过来，或重新写了再贴。
　　我11岁那年冬天，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对父亲说：“学校让交下学期的书钱，老师说若不交钱买书，下学期就不能念了。”父亲听了我的话，半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朱先生很少串门，这时，他却到我家来了。朱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去找条口袋。”我迟疑着，朱先生又催促我：“去吧，找条口袋。”
　　我去找来一条黑色的口袋，朱先生说：“跟我走吧！”就转身出门。
　　这时天已经黑了。到了朱先生家，他开了仓门，从粮仓里装了一斗荞麦，倒进了我的口袋里。朱先生问我：“背动背不动？”我说能背动，就背在了背上。
　　我背着这一斗荞麦，摸黑赶到村供销社。当时的村供销社没有规定上下班时间，天黑后也可以去叫开门买卖东西。我把这一斗荞麦卖了，拿到一元三角钱。第二天到学校交了书钱，还有点剩余。就这样，我又能上学念书了。
　　如果没有朱先生那一斗荞麦，我那年可能就失学了。朱先生用他这一斗荞麦，让我迈过了艰难人生的一个坎儿，才有了我以后求学和生活的经历。
　　我后来从本村小学考到外村小学，又到了区中心小学，以后又考上中学、大学，就很少回村了，也很少再见过朱先生。但我心里一直念着他，感激他。那年，我挣了工资，身上有了钱，回村打听朱先生，想去看看他，表示我的一点感激的心意，却听说朱先生已经作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