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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从商起家，沽官正名，所获的财富与修为最终集合于一座家园，那是家族传承的符号和栖息地。
关于历史的记忆，与其说是传统的留存，倒不如说是现世的选择性关照罢了。在重农轻商的过去，想必很少有人会以商贾之名为荣；但在今日，徽商之说却成了后辈们光耀祖先的称谓。然而，这种被书写出来的历史记忆，似乎也仅止于此了，在时下大举兴商的洪流里，又有何处不言商呢？以地方族群为核心，凝聚而成的商贾文化，被无孔不入的商业规范渐渐稀释消融，难辨其精神，但留下些许显富之作，以供后人再作商品开发。卢村木雕楼，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徽商们的隐喻
在旅游开发圈定的徽派文化圈内，木雕楼算不上其代表作。比较起距离不过千米的宏村，木雕楼显得默默无闻。向我推荐木雕楼的房东是个本地人，喜好钻研地方文化和风物。用他的说法：看过木雕楼后，徽州其他的木雕家饰都可以省了。
卢村不大，要找木雕楼亦并非难事。由于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溯河而上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座简易小桥把村子连成一体，不少农闲的男人们就坐在桥头路口聊天抽烟晒太阳，在桥下则满是洗菜洗衣的女人和成群结队的鸭子。闲适地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村庄依旧是他们的村庄。高堂阔院的老宅子，在村子里并不鲜见，沿河走不多远就能看见坐落在河边的卢家老宅。卢村的兴起，或许就是得益于这户人家吧。
卢家老宅现在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志诚堂、思齐堂、思成堂、玻璃厅等宅院，均为卢氏三十三世祖卢帮燮（1801－1866）于清道光年间（1821－1866）所建。卢帮燮早年经商，后承袭祖制，在京当上奉政大夫和朝议大夫；可谓官商一身富甲一方，后人称之为“卢百万”。 卢帮燮在朝为官，曾多次回家省亲，娶过五房妻妾。这一气宇恢弘、精妙绝伦的建筑群，就是卢百万发迹之后倾其家财所建的家宅。卢百万起承转合的一生，恰是说明了徽商生存的典型轨迹：从商起家，沽官正名，所获的财富与修为最终集合于一座家园，那是家族传承的符号和栖息地。经商多是生存手段，大量财富在再分配时离开了生产或流通领域，而以其他方式在徽州沉淀下来。面对这些规模庞大的徽派民居，让人得不得为这一祈求万世传承的强大精神所折服。
木雕楼是志诚堂的俗称。想来，先人给这座宅子命名的时候，定然下了一番苦功夫，希望此后子子孙孙能够志坚诚信。但现在，志诚堂的俗称远比其本名更广为人知，徽商的隐喻由此被后人们最直白地描述替代了。
贾而好儒的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或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形成的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直到明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形成商帮集团。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原因并不复杂：当地地理条件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做游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此外，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由此而生成强化凝聚力的宗族精神，以及渴望回归文化主流的心理需求。徽州虽不适合发家立业，却也是个安居乐业之所。
宋元以后，徽州逐渐发展为既是“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地，又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徽州人“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他们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双重功能，将二者结合而集于一身，以致出现了“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称）三贾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兴盛景况。
在明清时，徽商之鼎盛，称得上“富可敌国”。清代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八十五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
财富的聚敛，势必从家宅的建造中映射出来。从外观上看，木雕楼和众多的其他徽派民居并无二致：高耸的马头墙、灰白的墙面、密实的黑瓦、封闭式的格局。究其历史成因，盖明朝以后，在强大的徽商经济带动下，徽州村落的发展步入了勃兴期。但山区的地形崎岖不平，苛刻的地理环境中无法营建殿府式恢宏的建筑群体；同时亦因徽人做官经商，外出时多留居日少，山区又多盗贼，所以建筑大多数均为封闭式的，尽管外观一般比较简单，而内部装饰则极尽奢华。这种建筑倾向一直延续下来，以至衣锦还乡的达官显贵若要在家宅显富攀比，不得不假借宅内的各种建筑装饰。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作为家族身份气势的承载，逐渐发展成为徽州建筑艺术所特有的产物。
然而，随着大势衰微，徽商的经营环境日趋恶劣，直至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某种记忆。时至今日，徽州留存的传统风物，成为我们如今唯一所能见到的，徽商财富的终点站。
生活中的艺术
进木雕楼之前，先要经过一个回廊，隔着高墙看不见里面的风景，也就未曾觉得如何。直至进到天井，才阔然发现视野所及处处都有木雕作品。千姿百态的图案扑面而来，不由令人目瞪口呆。尤其是门板的四部分——眉板、胸板、腰板、裙板，根据大小分区雕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胸板大多为多宝格的式样，饰以宝瓶牡丹等图案，取富贵平安吉祥之意；眉板、腰板通常都很小，分别以胸板的上下对称，眉板多雕装饰性花纹，腰板雕刻多为高深浮雕，刻些蝙蝠(福)、鹿(禄)、蜜蜂、猴子(封侯)等等中国民间有谐音寓意的图案，或是雕刻二十四孝的故事劝世人向善，或者表现寒窗苦读金科及第的情形，或者描绘百子闹元宵的市井，此外还有一些战争武打的场面。
木雕楼的裙板是其木雕精华之所在。一般人家的裙板是不做雕饰的，木雕楼却不同，不仅有雕饰，而且还多运用与腰板表现手法不同的浅浮雕来刻画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苏武牧羊”，“太公钓鱼”，“羲之戏鹅”……一幅幅看过去，仿佛在浏览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一般。所有的木雕均保持原木的本色，古朴大方，一顶天光直泻而入，让原本空旷的宅子显得格外肃穆。
据说，到了清乾隆时期，徽商富户之间的财富竞技已然演化到用建筑物中三雕作品制作所消耗的时间来衡量其高下，因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提到某一座建筑物的装饰三雕时，首先受到注意的是完成它们耗费了多少工作日。木雕楼的后人介绍说，当初雕刻这些门、窗、檐、梁上的图案花费了两位工匠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他们住在这里衣食无忧，穷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来完成这项宏大而细腻的作品，这座木雕楼工程之浩大就可想而知。望着满目细致玲珑的木雕很难让人不心生遐想，揣测这无名工匠的音容相貌，还有他们那日夜与木屑为伍的生活。
虽然徽州木雕初时只是在版刻的基础上加深雕刻度，形成平面的浅浮雕之感，后逐渐将形象边线棱角磨去成圆突状，再加深层次表现。但随着用工的时间的延长，工匠们开始对他们所选择题材的形象进行极其细致的处理，木雕楼裙板上一副梅花鹿的浅浮雕竟精细到毛发丝毫必显，连其中隐现的梅花图案都能依稀辨别出来。雕刻风格的缜密、繁复与精巧由此可见一斑。
除在细处着笔之外，工匠还依据画面的结构，逐渐递增使层次加深；从一至二层浅浮雕逐渐发展到八九层的高深浮雕。木雕楼中一块寓意“马上封侯”的腰板就是高深浮雕的典范，板里有一个书生骑马赶考，有书童担了担子相随，童子身后还有邻人倚门相送；行至途中正要过一个小桥，桥前面突然跳出一只猴子拦住了去路。这也是谐音象征的手法，取其马上“封侯”之意。整个画面中，亭台楼榭花草人物等井然有序地分出了九个层次。而且亭台上的瓦砾清晰可见，花树枝叶可辨，人物衣裳飘飞，方寸之地显尽工艺之精湛。
失去表情的木雕
如今，这二十年打造的心血早已不是攀权比贵的私人物证。只要掏了门票钱，谁都可以到此一游。卢家后人说卢家真正宗谱在文革时就被焚毁，连同九箱字画，还有一捆董其昌的真迹，在老屋中烧了整整一夜方才灰飞烟灭；老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又不免心存侥幸，好在这满屋的木雕没有一并给烧掉。
木雕虽没有遭此火劫，但仔细观看时会发现，木雕上很多人物的面部被铲掉了，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王侯将相的面孔——损伤得再也看不出他们的一丝神态。那是文化大革命时，卢家后人亲手铲掉的。由于当时行事匆忙，既没有想过有所保留也没有想过日后修补，以至现在再想挽回也没有按图索骥的参照了。而现在所能看到的几个完整人像，有的是因屋主在木雕上贴过毛主席像或标语，或是因当时恰好放了衣橱挡住或者挂了张门帘盖住才侥幸保存下来。
真不知卢家后人为了保全祖上传下来的大宅院付出了多少心血，又为了在纷乱芜杂的年代里存活下来作出了多大牺牲。凝神看着这些生动的木雕形象，感觉他们仿佛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灵动起来，可是表情的一笔抹杀又给诸多感慨里掺入了一份空白。木雕自是不能言说，可它却以自己身体的印记标注了一份繁华与衰败，一段追求与无奈。虽然仅从艺术上讲，这些木雕画板足以令人望而心叹；而那份历史赋予的残缺，则让这份工艺越发显得凝重而惘然。
关于历史的记忆，与其说是传统的留存，倒不如说是现世的选择性关照罢了。在重农轻商的过去，想必很少有人会以商贾之名为荣；但在今日，徽商之说却成了后辈们光耀祖先的称谓。然而，这种被书写出来的历史记忆，似乎也仅止于此了，在时下大举兴商的洪流里，又有何处不言商呢？以地方族群为核心，凝聚而成的商贾文化，被无孔不入的商业规范渐渐稀释消融，难辨其精神，但留下些许显富之作，以供后人再作商品开发。卢村木雕楼，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徽商们的隐喻
在旅游开发圈定的徽派文化圈内，木雕楼算不上其代表作。比较起距离不过千米的宏村，木雕楼显得默默无闻。向我推荐木雕楼的房东是个本地人，喜好钻研地方文化和风物。用他的说法：看过木雕楼后，徽州其他的木雕家饰都可以省了。
卢村不大，要找木雕楼亦并非难事。由于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溯河而上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座简易小桥把村子连成一体，不少农闲的男人们就坐在桥头路口聊天抽烟晒太阳，在桥下则满是洗菜洗衣的女人和成群结队的鸭子。闲适地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村庄依旧是他们的村庄。高堂阔院的老宅子，在村子里并不鲜见，沿河走不多远就能看见坐落在河边的卢家老宅。卢村的兴起，或许就是得益于这户人家吧。
卢家老宅现在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志诚堂、思齐堂、思成堂、玻璃厅等宅院，均为卢氏三十三世祖卢帮燮（1801－1866）于清道光年间（1821－1866）所建。卢帮燮早年经商，后承袭祖制，在京当上奉政大夫和朝议大夫；可谓官商一身富甲一方，后人称之为“卢百万”。 卢帮燮在朝为官，曾多次回家省亲，娶过五房妻妾。这一气宇恢弘、精妙绝伦的建筑群，就是卢百万发迹之后倾其家财所建的家宅。卢百万起承转合的一生，恰是说明了徽商生存的典型轨迹：从商起家，沽官正名，所获的财富与修为最终集合于一座家园，那是家族传承的符号和栖息地。经商多是生存手段，大量财富在再分配时离开了生产或流通领域，而以其他方式在徽州沉淀下来。面对这些规模庞大的徽派民居，让人得不得为这一祈求万世传承的强大精神所折服。
木雕楼是志诚堂的俗称。想来，先人给这座宅子命名的时候，定然下了一番苦功夫，希望此后子子孙孙能够志坚诚信。但现在，志诚堂的俗称远比其本名更广为人知，徽商的隐喻由此被后人们最直白地描述替代了。
贾而好儒的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或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形成的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直到明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形成商帮集团。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原因并不复杂：当地地理条件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做游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此外，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由此而生成强化凝聚力的宗族精神，以及渴望回归文化主流的心理需求。徽州虽不适合发家立业，却也是个安居乐业之所。
宋元以后，徽州逐渐发展为既是“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地，又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徽州人“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他们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双重功能，将二者结合而集于一身，以致出现了“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称）三贾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兴盛景况。
在明清时，徽商之鼎盛，称得上“富可敌国”。清代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八十五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
财富的聚敛，势必从家宅的建造中映射出来。从外观上看，木雕楼和众多的其他徽派民居并无二致：高耸的马头墙、灰白的墙面、密实的黑瓦、封闭式的格局。究其历史成因，盖明朝以后，在强大的徽商经济带动下，徽州村落的发展步入了勃兴期。但山区的地形崎岖不平，苛刻的地理环境中无法营建殿府式恢宏的建筑群体；同时亦因徽人做官经商，外出时多留居日少，山区又多盗贼，所以建筑大多数均为封闭式的，尽管外观一般比较简单，而内部装饰则极尽奢华。这种建筑倾向一直延续下来，以至衣锦还乡的达官显贵若要在家宅显富攀比，不得不假借宅内的各种建筑装饰。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作为家族身份气势的承载，逐渐发展成为徽州建筑艺术所特有的产物。
然而，随着大势衰微，徽商的经营环境日趋恶劣，直至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某种记忆。时至今日，徽州留存的传统风物，成为我们如今唯一所能见到的，徽商财富的终点站。
生活中的艺术
进木雕楼之前，先要经过一个回廊，隔着高墙看不见里面的风景，也就未曾觉得如何。直至进到天井，才阔然发现视野所及处处都有木雕作品。千姿百态的图案扑面而来，不由令人目瞪口呆。尤其是门板的四部分——眉板、胸板、腰板、裙板，根据大小分区雕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胸板大多为多宝格的式样，饰以宝瓶牡丹等图案，取富贵平安吉祥之意；眉板、腰板通常都很小，分别以胸板的上下对称，眉板多雕装饰性花纹，腰板雕刻多为高深浮雕，刻些蝙蝠(福)、鹿(禄)、蜜蜂、猴子(封侯)等等中国民间有谐音寓意的图案，或是雕刻二十四孝的故事劝世人向善，或者表现寒窗苦读金科及第的情形，或者描绘百子闹元宵的市井，此外还有一些战争武打的场面。
木雕楼的裙板是其木雕精华之所在。一般人家的裙板是不做雕饰的，木雕楼却不同，不仅有雕饰，而且还多运用与腰板表现手法不同的浅浮雕来刻画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苏武牧羊”，“太公钓鱼”，“羲之戏鹅”……一幅幅看过去，仿佛在浏览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一般。所有的木雕均保持原木的本色，古朴大方，一顶天光直泻而入，让原本空旷的宅子显得格外肃穆。
据说，到了清乾隆时期，徽商富户之间的财富竞技已然演化到用建筑物中三雕作品制作所消耗的时间来衡量其高下，因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提到某一座建筑物的装饰三雕时，首先受到注意的是完成它们耗费了多少工作日。木雕楼的后人介绍说，当初雕刻这些门、窗、檐、梁上的图案花费了两位工匠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他们住在这里衣食无忧，穷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来完成这项宏大而细腻的作品，这座木雕楼工程之浩大就可想而知。望着满目细致玲珑的木雕很难让人不心生遐想，揣测这无名工匠的音容相貌，还有他们那日夜与木屑为伍的生活。
虽然徽州木雕初时只是在版刻的基础上加深雕刻度，形成平面的浅浮雕之感，后逐渐将形象边线棱角磨去成圆突状，再加深层次表现。但随着用工的时间的延长，工匠们开始对他们所选择题材的形象进行极其细致的处理，木雕楼裙板上一副梅花鹿的浅浮雕竟精细到毛发丝毫必显，连其中隐现的梅花图案都能依稀辨别出来。雕刻风格的缜密、繁复与精巧由此可见一斑。
除在细处着笔之外，工匠还依据画面的结构，逐渐递增使层次加深；从一至二层浅浮雕逐渐发展到八九层的高深浮雕。木雕楼中一块寓意“马上封侯”的腰板就是高深浮雕的典范，板里有一个书生骑马赶考，有书童担了担子相随，童子身后还有邻人倚门相送；行至途中正要过一个小桥，桥前面突然跳出一只猴子拦住了去路。这也是谐音象征的手法，取其马上“封侯”之意。整个画面中，亭台楼榭花草人物等井然有序地分出了九个层次。而且亭台上的瓦砾清晰可见，花树枝叶可辨，人物衣裳飘飞，方寸之地显尽工艺之精湛。
失去表情的木雕
如今，这二十年打造的心血早已不是攀权比贵的私人物证。只要掏了门票钱，谁都可以到此一游。卢家后人说卢家真正宗谱在文革时就被焚毁，连同九箱字画，还有一捆董其昌的真迹，在老屋中烧了整整一夜方才灰飞烟灭；老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又不免心存侥幸，好在这满屋的木雕没有一并给烧掉。
木雕虽没有遭此火劫，但仔细观看时会发现，木雕上很多人物的面部被铲掉了，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王侯将相的面孔——损伤得再也看不出他们的一丝神态。那是文化大革命时，卢家后人亲手铲掉的。由于当时行事匆忙，既没有想过有所保留也没有想过日后修补，以至现在再想挽回也没有按图索骥的参照了。而现在所能看到的几个完整人像，有的是因屋主在木雕上贴过毛主席像或标语，或是因当时恰好放了衣橱挡住或者挂了张门帘盖住才侥幸保存下来。
真不知卢家后人为了保全祖上传下来的大宅院付出了多少心血，又为了在纷乱芜杂的年代里存活下来作出了多大牺牲。凝神看着这些生动的木雕形象，感觉他们仿佛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灵动起来，可是表情的一笔抹杀又给诸多感慨里掺入了一份空白。木雕自是不能言说，可它却以自己身体的印记标注了一份繁华与衰败，一段追求与无奈。虽然仅从艺术上讲，这些木雕画板足以令人望而心叹；而那份历史赋予的残缺，则让这份工艺越发显得凝重而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