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残障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差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差异变成意义。”——解岩
“1+1”团队全称是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助残类NGO，“1+1”创办人之一的解岩将机构定位于残障人士的互助、社会能力建设及公众倡导。
残障人并非弱者
若不是11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今的解岩也许是IT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也许是个普通白领，但不会是现在的身份：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CEO。
那年他27岁，是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家中除了父母还有结婚不久的妻子，一家四口过得其乐融融。2001年一次出差时，解岩感到腿疼，医院确诊为骨癌，CT片显示肿瘤已扩散至整个左大腿及膝盖。两年的化疗，其间的痛苦让解岩不忍再提。所幸化疗效果良好，经过手术，解岩腿保住了，但膝关节坏死，行走必须拄拐。化疗住院期间，他目睹许多病友“走”掉，从鬼门关回来的解岩喜忧参半。由于之前工作生活中基本没有接触过残疾人，突如其来的残疾人身份让他无所适从。原公司请他回去继续工作。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活动自如的解岩。
母亲妻子整日唉声叹气，让解岩既烦闷又沮丧。2004年的一天，父亲交给他一本从朝阳区残联办理的残疾人证，他猛然明白：自己从此是有证的人了！从那时候起，他就思考着，其他有残疾证的人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是以残疾人的身份继续消极下去，还是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了让家人不再为自己操心，2004年，解岩买房并给妻子买了辆车，“目的很简单，不委屈自己，不委屈家人，想干什么干什么。”并找了个理由将父母搬出京城。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和健全人一样生活，他选择了破釜沉舟。
就在解岩拿到残疾证的那年，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一家为残障人提供服务的NGO。看到那么多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他找到了归属感。他突然明白，残障人、残障群体是他们共同的根，是他要找寻的家园。他进入那家公益组织做一名志愿者，结果让他很失望。当该组织介绍他特意强调其残障人身份时，他发现这样的理念与自己所期许的并不一样。因为该机构负责人是健全人，不断强调“助残”，把残障人描述成一个弱者，而解岩是想要看到如何发挥残障者的潜能。次年10月，他离开了那家机构。
打造残障人自己的发声平台
“我是谁？”走进“一加一”办公室大门，背景墙上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在解岩看来，健全人所处的环境是无法感受判断残障人的。可是长久以来，残障人的话语权却偏偏掌控在“强势”的健全人手中，“代言”者不在少数，而且由于社会对残障人的认知度和接纳程度不高，残障人士多少也存在着自我认知不足，不敢发声或者找不到平台发声。“我们这个群体就像是婴儿，张着嘴发不出声，大人们却‘根据经验’代替我们表达。”
傅高山的走入让解岩看到希望。傅高山，这个1983年出生的福建男孩，因患有先天性眼球振颤致使物体在眼睛里无法稳定成像，视力不及0.1。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和大多数“80后”一样，叛逆好胜而有主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大学毕业后开始北漂。只不过他是一个从小在健全人世界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视障人的视障人。他的随身之物除了手机、MP3，还有常人不须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和望远镜。
傅高山也曾供职于解岩离开的那家机构，对于解岩提出要“打造一个残障人自己的发声平台”很支持。对于机构名称，两人一直没有确定，国内残障领域的机构名称大多直接点明是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例如“爱心互助”“残疾人服务站”等。两人打心里很排斥这样的命名，认为名称代表着机构的理念和价值观，更是外界对机构的第一印象。社会是多元融合的，不应该去刻意区分健全和残障。
2006年的春节，两人经常在一起头脑风暴。他们在闲聊中说到自己一个是肢残，一个是盲人，互相扶持，挺不容易的，忽然就想到了“1+1”这个名字。这便是“1+1”最初的用意，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扶持、互助。问起解岩对“1+1”的理解，他说：“‘1+1’的答案很多，可能大于2，那是因为合作；可能小于2，那是因为残障与社会的距离拉近了；也可能等于1，那是因为融合了。当然，更应该等于2，那是因为简单而真实。只要不固执地认为1+1=2就好。最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
2006年3月，解岩和傅高山，两位有着相同NGO理念的残障人共同发起、注册了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通常我们将残障人看作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会关注不同残障人之间的差别，更多地将关注重心放在“残障人”三个字中的“残障”二字，包括一些残障人士自身也只是看到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但是解岩却看到的是“人”字。
盲人也能玩摄影
丰台区西罗园的一处民宅里，两间共计27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被隔成好几块，主房摆放着6台电脑，供制作声音的编辑工作用。在主房的两侧是会议室和行政、会计办公室。而在主房之外的另一个房间则看起来有点不同，原来是做了墙体特殊改造和消音处理的第二代录音室、第三代编辑室以及直播室。这就是现在一加一的办公点。
残障人种类很多，有视障、听力障碍、语言障碍、肢残、精神障碍等，相比较肢体残疾者和聋哑人，盲人的职业选择空间很狭窄：盲人按摩师。
一次解岩在办公室发现傅高山在用手机收听广播，顿时来了灵感：广播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属于“盲人”，而广播又是盲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解岩和高山商量，成立了“1+1”视障人声音工作室，并开始通过电台广播这种形式去服务更多的残障人士。创立之初，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他们克服，仅有校园广播台经验的他们面对专业广播节目有些束手无策，设备、经费也是个问题。
2006年夏天，一个叫“胖大海”的网友因播客而迅速走红，随后受到电台的青睐。这给解岩很大启示。他想复制“胖大海”的模式，通过做播客而获得电台的关注，以获得播出渠道。就这样，《点点评天下》以搞怪俏皮的方式评论一周新闻时事的节目，迅速得到了网友的认可。在节目中，一加一为了追求平等，隐去了自己残障人的身份。 当下媒体竞争很激烈，电台得不到关注就会被淘汰，要想脱颖而出，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如果都不能直面自己残障的身份，又怎能要求他人做到平等对待呢？因此，一加一决定不再回避，以残障作为切入点，为残障人量身定做一些优质节目。
2007年4月，主持人杨青风（全盲）和李宁（全盲）一起去一对全盲夫妇家做客，大家一起做饭吃。回来后，高山好奇地问他们，四个人都全盲，怎么做饭的？随即一期“全盲夫妇教做饭”的节目出炉了，这个话题引起了视障听众的广泛热议。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一起分享。这期《做饭》节目引起了电台同行的兴趣，主动提议在自己的时段中播出。她们说：“听着你们的节目，我在家试着闭眼倒油、切菜，还真是那么回事！这类节目也只有你们能做出来。”
2007年，一加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全部由视障人士组成的广播节目制作团队。2008年，一加一的各类常规节目已经覆盖全国150多家电台，当年残奥会期间，一加一网络电台成为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注册的残障媒体，傅高山、杨青风也成为国内首批盲人记者。直播现场，有听众直接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中国队进场了，他听到一阵阵欢快激动的呐喊声。“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了残障人和健全人的融合和尊重。”杨青风有些激动。
让解岩欣慰的是，在一加一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媒体对他们的关注角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从关注他们的人到关注他们的节目。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栏目播出了“1+1”制作节目的纪录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三等奖。
现如今，“一加一”声音制作仍是机构5个主要项目中的主打品牌。为了增加视障人士的职业多样化，他们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引入国外的经验，成立了盲人非视觉摄影工作室和一加一速录工作室。也许大家很奇怪，盲人看不见，如何摄影呢？其实，盲人的听觉能力很强，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或物，只要发出声响，盲人基本就能判断出相应位置，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盲人也能自己拍照了。为了方便盲人“看”自己的作品，所有拍摄出来的照片在洗出来后，经过特殊处理制作成凹凸状，效果类似“浮雕”，盲人触摸便可感知。
而盲人速录师则是根据国外相应教材，由中国速记协会老师对视障学员进行系统培训，正常经过半年的培训学员可达到基本速录要求，一年后可参与工作。目前北京一些会议论坛或讲座现场，都会看到一加一速录师忙碌的身影。
解岩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并不希望成为另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是他们最大的幸福。残奥会上的两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请叫我们运动员，不要叫残疾人运动员。”“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两句很普通的话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团队存在的价值，他们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关怀与帮助，只需要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
编辑/王文娜 [email protected]
“1+1”团队全称是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助残类NGO，“1+1”创办人之一的解岩将机构定位于残障人士的互助、社会能力建设及公众倡导。
残障人并非弱者
若不是11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今的解岩也许是IT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也许是个普通白领，但不会是现在的身份：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CEO。
那年他27岁，是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家中除了父母还有结婚不久的妻子，一家四口过得其乐融融。2001年一次出差时，解岩感到腿疼，医院确诊为骨癌，CT片显示肿瘤已扩散至整个左大腿及膝盖。两年的化疗，其间的痛苦让解岩不忍再提。所幸化疗效果良好，经过手术，解岩腿保住了，但膝关节坏死，行走必须拄拐。化疗住院期间，他目睹许多病友“走”掉，从鬼门关回来的解岩喜忧参半。由于之前工作生活中基本没有接触过残疾人，突如其来的残疾人身份让他无所适从。原公司请他回去继续工作。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活动自如的解岩。
母亲妻子整日唉声叹气，让解岩既烦闷又沮丧。2004年的一天，父亲交给他一本从朝阳区残联办理的残疾人证，他猛然明白：自己从此是有证的人了！从那时候起，他就思考着，其他有残疾证的人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是以残疾人的身份继续消极下去，还是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了让家人不再为自己操心，2004年，解岩买房并给妻子买了辆车，“目的很简单，不委屈自己，不委屈家人，想干什么干什么。”并找了个理由将父母搬出京城。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和健全人一样生活，他选择了破釜沉舟。
就在解岩拿到残疾证的那年，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一家为残障人提供服务的NGO。看到那么多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他找到了归属感。他突然明白，残障人、残障群体是他们共同的根，是他要找寻的家园。他进入那家公益组织做一名志愿者，结果让他很失望。当该组织介绍他特意强调其残障人身份时，他发现这样的理念与自己所期许的并不一样。因为该机构负责人是健全人，不断强调“助残”，把残障人描述成一个弱者，而解岩是想要看到如何发挥残障者的潜能。次年10月，他离开了那家机构。
打造残障人自己的发声平台
“我是谁？”走进“一加一”办公室大门，背景墙上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在解岩看来，健全人所处的环境是无法感受判断残障人的。可是长久以来，残障人的话语权却偏偏掌控在“强势”的健全人手中，“代言”者不在少数，而且由于社会对残障人的认知度和接纳程度不高，残障人士多少也存在着自我认知不足，不敢发声或者找不到平台发声。“我们这个群体就像是婴儿，张着嘴发不出声，大人们却‘根据经验’代替我们表达。”
傅高山的走入让解岩看到希望。傅高山，这个1983年出生的福建男孩，因患有先天性眼球振颤致使物体在眼睛里无法稳定成像，视力不及0.1。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和大多数“80后”一样，叛逆好胜而有主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大学毕业后开始北漂。只不过他是一个从小在健全人世界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视障人的视障人。他的随身之物除了手机、MP3，还有常人不须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和望远镜。
傅高山也曾供职于解岩离开的那家机构，对于解岩提出要“打造一个残障人自己的发声平台”很支持。对于机构名称，两人一直没有确定，国内残障领域的机构名称大多直接点明是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例如“爱心互助”“残疾人服务站”等。两人打心里很排斥这样的命名，认为名称代表着机构的理念和价值观，更是外界对机构的第一印象。社会是多元融合的，不应该去刻意区分健全和残障。
2006年的春节，两人经常在一起头脑风暴。他们在闲聊中说到自己一个是肢残，一个是盲人，互相扶持，挺不容易的，忽然就想到了“1+1”这个名字。这便是“1+1”最初的用意，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扶持、互助。问起解岩对“1+1”的理解，他说：“‘1+1’的答案很多，可能大于2，那是因为合作；可能小于2，那是因为残障与社会的距离拉近了；也可能等于1，那是因为融合了。当然，更应该等于2，那是因为简单而真实。只要不固执地认为1+1=2就好。最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
2006年3月，解岩和傅高山，两位有着相同NGO理念的残障人共同发起、注册了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通常我们将残障人看作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会关注不同残障人之间的差别，更多地将关注重心放在“残障人”三个字中的“残障”二字，包括一些残障人士自身也只是看到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但是解岩却看到的是“人”字。
盲人也能玩摄影
丰台区西罗园的一处民宅里，两间共计27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被隔成好几块，主房摆放着6台电脑，供制作声音的编辑工作用。在主房的两侧是会议室和行政、会计办公室。而在主房之外的另一个房间则看起来有点不同，原来是做了墙体特殊改造和消音处理的第二代录音室、第三代编辑室以及直播室。这就是现在一加一的办公点。
残障人种类很多，有视障、听力障碍、语言障碍、肢残、精神障碍等，相比较肢体残疾者和聋哑人，盲人的职业选择空间很狭窄：盲人按摩师。
一次解岩在办公室发现傅高山在用手机收听广播，顿时来了灵感：广播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属于“盲人”，而广播又是盲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解岩和高山商量，成立了“1+1”视障人声音工作室，并开始通过电台广播这种形式去服务更多的残障人士。创立之初，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他们克服，仅有校园广播台经验的他们面对专业广播节目有些束手无策，设备、经费也是个问题。
2006年夏天，一个叫“胖大海”的网友因播客而迅速走红，随后受到电台的青睐。这给解岩很大启示。他想复制“胖大海”的模式，通过做播客而获得电台的关注，以获得播出渠道。就这样，《点点评天下》以搞怪俏皮的方式评论一周新闻时事的节目，迅速得到了网友的认可。在节目中，一加一为了追求平等，隐去了自己残障人的身份。 当下媒体竞争很激烈，电台得不到关注就会被淘汰，要想脱颖而出，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如果都不能直面自己残障的身份，又怎能要求他人做到平等对待呢？因此，一加一决定不再回避，以残障作为切入点，为残障人量身定做一些优质节目。
2007年4月，主持人杨青风（全盲）和李宁（全盲）一起去一对全盲夫妇家做客，大家一起做饭吃。回来后，高山好奇地问他们，四个人都全盲，怎么做饭的？随即一期“全盲夫妇教做饭”的节目出炉了，这个话题引起了视障听众的广泛热议。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一起分享。这期《做饭》节目引起了电台同行的兴趣，主动提议在自己的时段中播出。她们说：“听着你们的节目，我在家试着闭眼倒油、切菜，还真是那么回事！这类节目也只有你们能做出来。”
2007年，一加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全部由视障人士组成的广播节目制作团队。2008年，一加一的各类常规节目已经覆盖全国150多家电台，当年残奥会期间，一加一网络电台成为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注册的残障媒体，傅高山、杨青风也成为国内首批盲人记者。直播现场，有听众直接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中国队进场了，他听到一阵阵欢快激动的呐喊声。“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了残障人和健全人的融合和尊重。”杨青风有些激动。
让解岩欣慰的是，在一加一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媒体对他们的关注角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从关注他们的人到关注他们的节目。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栏目播出了“1+1”制作节目的纪录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三等奖。
现如今，“一加一”声音制作仍是机构5个主要项目中的主打品牌。为了增加视障人士的职业多样化，他们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引入国外的经验，成立了盲人非视觉摄影工作室和一加一速录工作室。也许大家很奇怪，盲人看不见，如何摄影呢？其实，盲人的听觉能力很强，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或物，只要发出声响，盲人基本就能判断出相应位置，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盲人也能自己拍照了。为了方便盲人“看”自己的作品，所有拍摄出来的照片在洗出来后，经过特殊处理制作成凹凸状，效果类似“浮雕”，盲人触摸便可感知。
而盲人速录师则是根据国外相应教材，由中国速记协会老师对视障学员进行系统培训，正常经过半年的培训学员可达到基本速录要求，一年后可参与工作。目前北京一些会议论坛或讲座现场，都会看到一加一速录师忙碌的身影。
解岩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并不希望成为另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是他们最大的幸福。残奥会上的两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请叫我们运动员，不要叫残疾人运动员。”“比关爱更重要的是尊重。”两句很普通的话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团队存在的价值，他们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关怀与帮助，只需要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
编辑/王文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