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贵阳，见了一位好朋友，见面的时候给了我一本刚印出来的专著—《西南大逆转》，这是他潜心五年的心血结晶。
　　见面的时候他脸色很差，不时想吐。他刚刚结束对黔西北扶贫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回来。“在路上奔波两个月，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把肠胃搞坏了。”
　　扶贫攻坚进入了最后阶段，像黔西北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是最难啃的骨头，也是最后的贫困堡垒。“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黔西北就位处乌蒙山区，我们都知道，长征，就是哪里自然条件恶劣就往哪里去。
　　朋友说，一到当地，眼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这是自其高堂去世后第一次掉泪。“因为我无法想象，人居然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那扶贫的成效如何呢？”“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一直认为试图依靠市场来解决这样的深度贫困问题，不但是缘木求鱼，说是与虎谋皮也不为过。因为市场机制的运转，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精神，不但解决不了最后的贫困，而且最后的贫困本身就是它发生作用的结果。
　　所以政府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去为这一部分人创造条件。创造什么条件？融入大市场。我不否认市场的作用，它对效率的强调，能够用一种自发的方式来做大蛋糕，从而让人们普遍受惠。但“普遍”的含义是受局限的，市场的本质决定了它总会产生一些失败者。这些失败者要么是从市场竞争中被甩出来的，要么就是从来没有进入过市场，而这不见得就是个人的错。

赚钱不庸俗，扶贫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们有条件赚钱。然而怎样才会有条件呢？教条就失效了。

　　深度贫困地区主要是后者。扶贫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让他们连通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力量去为他们搭建桥梁，那么他们永远不会与大的市场发生瓜葛。就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西藏墨脱，如果仅仅考虑经济效率，这条公路永远不会出现，没有公路就相当于没有现代生活，不知道汽车长什么样子。
　　因此我和很多朋友都有分歧。反对者的立场以及批评取向，我能理解—政府主导配置资源，一定是低效率的，浪费严重的。频繁发生的争论，几乎都出现在常识层面，都被天经地义的模型所左右。
　　而我们知道，许多模型的建立，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根本不考虑复杂的现实。而且根据那些原理，很多人之所以贫穷，就是活该的，如果不认为活该，从而政府插手去熨平差距，就是干扰市场、胡乱作为。
　　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效率第一的出发点，去衡量一切，包括衡量一些原本就不是效率先行的工作。扶贫就是如此，它的原则是公平排在效率前面。换一句简单点的话来说，就是并不是投入每一分资源、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赚钱优先”的。
　　赚钱不庸俗，扶贫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们有条件赚钱。然而怎样才会有条件呢？教条就失效了。
　　一件公平优先的事情，非要用效率优先原则来衡量，就相当于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想着自己穿什么款式的裙子会比较好看。放大一点来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天都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怎么干，并且以之为衡量准绳，也是男人穿裙子，对镜自思量。
　　当然，浪费是现实存在的，必须努力去减少，努力的方向就是强有力的监管。在这一点上，转移支付的和地方财政的使用，都做得还远远不够，恶例频出。但不能因噎废食。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坐着批评，不做事，就不会有批评，难道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还是希望政府多做事。设身处地，如果我生活在乌蒙山区，我一定会这么期待的。
　　任何人都不应该是某种理论的献祭品。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之一，它希望还每一个人以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