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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阳春三月，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接管仪式也是在太和殿举行，罗歌宣布请军代表尹达讲话，尹达疾步登上皇帝宝座，大声说道：
几百年来，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现在，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也登上这个宝座。有人说，老百姓登上宝座，会头晕，会掉下来的。今天，我的头并不晕，也掉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成为主人了。现在，我宣布：正式接管故宫，马衡院长还是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41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在战乱中流散的清官古物越来越多地回到故宫博物院，其中包括抗战中的南迁古物，也包括大部分被溥仪带到东北的古物，其中就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是故宫博物院接受古物捐献的高峰年代。
1951年、1952年、1958年，毛泽东先后将友人赠送他的王夫之《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分别交给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中央办公厅保管，这三件国宝后来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1949年和1951年，马衡先生分别把他收藏的唐代石造像一尊、瓷器十三件捐给故宫博物院;1952年，马衡先生调离故宫博物院时，又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唐刻宋拓本以及甲骨、碑帖等四百多件古物捐献故宫。马衡先生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一万四千余件（册）古物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6年，著名收藏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将他收藏的晋代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范仲淹《道服赞》等一批珍贵文物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他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曾赠予毛泽东）。
郭葆昌先生是1942年去世的，1933年，他曾在秦老胡同的家里举行过一次家宴，向故宫博物院马衡、徐森玉、庄严几位先生许诺，他百年后，会将他收藏的《中秋帖》《伯远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而且要庄严先生亲来觯斋接收，但几年之间，已是沧海桑田。当年的觯斋，人已去，楼已空，庄严先生也远去台湾。1949年，郭葆昌先生之子郭昭俊先生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渡海去台，找到庄严先生，要把它们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让“三希”重新聚首，希望当局给予他一点奖励，只是当时的台湾当局，连这点赏资都筹措不出来，郭昭俊先生于是带着《中秋》《伯远》二帖远去香港，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以488376元港币购回，人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年被瑾妃私卖出宫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中国版图上转了半个圈儿，又回到了故宫博物院，而未被溥仪带走的《快雪时晴帖》却去了台湾，世事无常，谁能料想这样的结局。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回购的清官古物还有：唐代韩混《五牛图》卷、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卷、宋徽宗赵估《祥龙石图》卷、南宋李唐《采薇图》卷、南宋马远《踏歌图》轴等一批绘画名作，“天禄琳琅”旧藏宋版孤本《古文苑》，等等。
1960年，一年前已获特赦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与同时被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在养心殿看到“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不禁一笑。
故宫的整洁清新，令溥仪感慨万千。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幔、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1966年6月16日，中央批准故宫博物院闭馆。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院长吴仲超官复原职。自1971年始，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故宫博物院专家们陆陆续续回到故宫，故宫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气息。
2004年，故宫博物院文物清理工作开始。将古物一一点查、鉴定、过数、登记，这工作在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曾进行过四次，分别是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官古物的清理，1948年南迁古物回到南京，以及1950年南迁古物回到北京后的清点，1987年还进行过一次清理。关于第五次清理，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过去对待文物往往以‘艺术性’为标准来评判，许多珍贵的宫廷遗物长期被忽略，从未进行过系统点查与整理，或没有真正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这次我们不放过库房的任何死角，逐一进行登记。”（郑欣淼：《故宫学与故宫文物清理》，原载《文汇报》，2011年3月14日）。2010年12月，清理工作宣告结束，确定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为1807558件，85%以上为清官旧藏和遗存。七年的古物清理之路艰辛异常，在故宫博物院藏品清理工作总结表彰会上，有人发言，讲到动情处，不禁哽咽。
故宫博物院内最大的古物，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本身。它是岁月留在人类星球上的最壮美的遗物。而紫禁城的现实命運，更与国运相牵。郑欣淼先生说：“国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宫殿的保护状况。康、雍、乾号称盛世，紫禁城的建设亦达高峰。嘉庆以降，国力日渐衰弱，宫殿建筑多以岁修为主，清末更是内外交困，除过咸丰、光绪年间对内廷东西六宫的部分建筑进行改造，以及宁寿宫一组建筑的修缮等外，此后无大的工程，至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时，更是衰败凄凉的景象。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紫禁城的内廷殿宇，除溥仪和逊清皇室居住使用的以外，大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倾斜坍塌。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古建筑进行了认真的维修保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修缮方面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正是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使故宫古建筑保持了较为良好的状态。”（高晶：《北京故宫：宫殿就是第一宝》，原载《往来》，2005年第9期）。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自2002年至2020年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开启了一场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整体修缮工程，用最先进的技术，捍卫这座古老的城，称“百年大修”。2006年8月，一位游客把一纸诉状提交法院，起诉故宫大修没有告知游客，一些重点景观无法参观，因而侵害了游客的权益，最终法庭驳回了原告的起诉。郑欣淼院长说：“故宫是全世界人民的财产，故宫博物院受人民所托守护这份财产，战战兢兢是职责所在。”（李宁：《岁月掠过紫禁城》，原载《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第43期）
2013年9月，“平安故宫”工程启动，这是一项函纳了故宫博物院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藏品及观众安全的整体工程。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先生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
单院长的承诺，其实是一代代故宫人的承诺，在他们心底萌生发芽，暗自生长，一直到紫禁城即将迎来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即将迎来九十五周年之际，借单院长的口，说出来。
单院长的诺言，是集体的诺言，是故宫的诺言。
摘自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秀丽
几百年来，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现在，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也登上这个宝座。有人说，老百姓登上宝座，会头晕，会掉下来的。今天，我的头并不晕，也掉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成为主人了。现在，我宣布：正式接管故宫，马衡院长还是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马思猛：《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41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在战乱中流散的清官古物越来越多地回到故宫博物院，其中包括抗战中的南迁古物，也包括大部分被溥仪带到东北的古物，其中就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是故宫博物院接受古物捐献的高峰年代。
1951年、1952年、1958年，毛泽东先后将友人赠送他的王夫之《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分别交给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中央办公厅保管，这三件国宝后来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1949年和1951年，马衡先生分别把他收藏的唐代石造像一尊、瓷器十三件捐给故宫博物院;1952年，马衡先生调离故宫博物院时，又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唐刻宋拓本以及甲骨、碑帖等四百多件古物捐献故宫。马衡先生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一万四千余件（册）古物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6年，著名收藏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将他收藏的晋代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范仲淹《道服赞》等一批珍贵文物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他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曾赠予毛泽东）。
郭葆昌先生是1942年去世的，1933年，他曾在秦老胡同的家里举行过一次家宴，向故宫博物院马衡、徐森玉、庄严几位先生许诺，他百年后，会将他收藏的《中秋帖》《伯远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而且要庄严先生亲来觯斋接收，但几年之间，已是沧海桑田。当年的觯斋，人已去，楼已空，庄严先生也远去台湾。1949年，郭葆昌先生之子郭昭俊先生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渡海去台，找到庄严先生，要把它们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让“三希”重新聚首，希望当局给予他一点奖励，只是当时的台湾当局，连这点赏资都筹措不出来，郭昭俊先生于是带着《中秋》《伯远》二帖远去香港，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以488376元港币购回，人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年被瑾妃私卖出宫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在中国版图上转了半个圈儿，又回到了故宫博物院，而未被溥仪带走的《快雪时晴帖》却去了台湾，世事无常，谁能料想这样的结局。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回购的清官古物还有：唐代韩混《五牛图》卷、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卷、宋徽宗赵估《祥龙石图》卷、南宋李唐《采薇图》卷、南宋马远《踏歌图》轴等一批绘画名作，“天禄琳琅”旧藏宋版孤本《古文苑》，等等。
1960年，一年前已获特赦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与同时被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一同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在养心殿看到“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不禁一笑。
故宫的整洁清新，令溥仪感慨万千。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幔、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1966年6月16日，中央批准故宫博物院闭馆。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院长吴仲超官复原职。自1971年始，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故宫博物院专家们陆陆续续回到故宫，故宫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气息。
2004年，故宫博物院文物清理工作开始。将古物一一点查、鉴定、过数、登记，这工作在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曾进行过四次，分别是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官古物的清理，1948年南迁古物回到南京，以及1950年南迁古物回到北京后的清点，1987年还进行过一次清理。关于第五次清理，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过去对待文物往往以‘艺术性’为标准来评判，许多珍贵的宫廷遗物长期被忽略，从未进行过系统点查与整理，或没有真正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这次我们不放过库房的任何死角，逐一进行登记。”（郑欣淼：《故宫学与故宫文物清理》，原载《文汇报》，2011年3月14日）。2010年12月，清理工作宣告结束，确定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为1807558件，85%以上为清官旧藏和遗存。七年的古物清理之路艰辛异常，在故宫博物院藏品清理工作总结表彰会上，有人发言，讲到动情处，不禁哽咽。
故宫博物院内最大的古物，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本身。它是岁月留在人类星球上的最壮美的遗物。而紫禁城的现实命運，更与国运相牵。郑欣淼先生说：“国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宫殿的保护状况。康、雍、乾号称盛世，紫禁城的建设亦达高峰。嘉庆以降，国力日渐衰弱，宫殿建筑多以岁修为主，清末更是内外交困，除过咸丰、光绪年间对内廷东西六宫的部分建筑进行改造，以及宁寿宫一组建筑的修缮等外，此后无大的工程，至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时，更是衰败凄凉的景象。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紫禁城的内廷殿宇，除溥仪和逊清皇室居住使用的以外，大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倾斜坍塌。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古建筑进行了认真的维修保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修缮方面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正是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使故宫古建筑保持了较为良好的状态。”（高晶：《北京故宫：宫殿就是第一宝》，原载《往来》，2005年第9期）。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自2002年至2020年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开启了一场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整体修缮工程，用最先进的技术，捍卫这座古老的城，称“百年大修”。2006年8月，一位游客把一纸诉状提交法院，起诉故宫大修没有告知游客，一些重点景观无法参观，因而侵害了游客的权益，最终法庭驳回了原告的起诉。郑欣淼院长说：“故宫是全世界人民的财产，故宫博物院受人民所托守护这份财产，战战兢兢是职责所在。”（李宁：《岁月掠过紫禁城》，原载《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第43期）
2013年9月，“平安故宫”工程启动，这是一项函纳了故宫博物院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藏品及观众安全的整体工程。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先生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
单院长的承诺，其实是一代代故宫人的承诺，在他们心底萌生发芽，暗自生长，一直到紫禁城即将迎来六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即将迎来九十五周年之际，借单院长的口，说出来。
单院长的诺言，是集体的诺言，是故宫的诺言。
摘自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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