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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分钟，他可能还在特殊安置的加密办公室和伊拉克总理展开激烈的电话会议，马上又要到隔壁的病房去观察儿子的病情。
在与脑肿瘤数年的抗争之后，博·拜登，特拉华州前司法部长，拜登的长子，他长久以来极为信任的“助手”，还是没能战胜病魔；而拜登，在一场车祸夺走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生命40多年后，又失去了一位儿子。在此前一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拜登一直处于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生活状态之中。
前一分钟，他可能还在特殊安置的加密办公室和伊拉克总理展开激烈的电话会议，马上又要到隔壁的病房去观察儿子的病情。
2017年11月14日，拜登的回忆录《父亲，请答应我》出版，讲述了他的那段“两面人生”——世界最顶层的政治事务和家庭生活的艰难并行。
“在每一个为了公职而亮相的场合，那个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男人里面都藏着另外一个破碎的、恐惧的自己。”《纽约时报》书评评论。
“我祈祷还能有一年的时间”
《父亲，请答应我》的故事就是从2014年的感恩节开始。
“我的大儿子比上次我见到他还更为消瘦了，几个月前他突然失去了对右侧身体的控制能力，我想他的力量可能已经恢复了一些。”
15个月前，2013年的夏天，博第一次在芝加哥的医院里看到了自己脑内肿瘤的扫描图片结果。后来他们才得知，那是胶质母细胞瘤，一种存活率极低的脑部肿瘤。
从儿子病情确诊开始，拜登的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选择向公众保密，继续像原来一样履行自己的副总统职责。
11月30日的晚上，拜登和妻子吉尔从感恩节假期回到海军天文台，美国副总统的官邸。他在日记本里写下：我祈祷还能有一年的时间，希望2015年感恩节仍能和博在一起。
“我感到非常孤独”
2015年3月4日，拜登接到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来电，提出在提克里特战场他们急需美国的援助。3月25日，仅数周之后，美国开始第一次对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据点发动空袭。
“这是拯救性的时刻。”阿巴迪当天在伊拉克国家电视台宣布。“我们将解放每一寸伊拉克，这个胜利是英勇的伊拉克人民在盟国和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实现的。”
空袭次日，拜登踏上了一架没有标识的飞机，前往位于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将在那里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和一种新型的抗体治疗。
而此时正是战况胶着之际，白宫通讯小组在博病房附近的一个房间安装了一条加密的电话线，供拜登接收和处理必须要经过他确认的紧急情况。
当时，他的日程上最重要的计划是3月28日和阿巴迪总理的一通电话，那是博手术的第二天。
“星期六早上，我和国家安全部队以及国防部门的官员通了十五分钟的简报，十点钟和阿巴迪通了电话。”两天后，博的病情趋于稳定，拜登则不得不动身处理其他的事务。
“亲爱的，你做得很棒！这个新科技一定能行的，我们未来还有很多日子可以在一起。”离开医院的路上，他给儿子打了一通匆忙的电话。
“空军二号”从休斯敦起飞，拜登又打开自己的日记本：3月29日，6点07分，我感到非常孤独。
“关于大选，你是什么打算？”
2014年时，博的失语症症状开始加剧，认知能力也随之下降，他无法继续在州政府的工作，那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拜登回忆，在一次午餐会上，他和奥巴马聊到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如果必要的话，吉尔和我可以抵押我们在威尔明顿的房子，应该会没事儿的。”
“别这样做。”奥巴马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來，站到拜登的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钱我借给你，我有，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实际上，奥巴马是除了拜登一家人之外，第一个获悉博的病情的人。
4月，总统办公室正常工作，拜登和奥巴马进行了例行会面。
他向奥巴马汇报了伊拉克政府收复提克里特的好消息。话题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博的身上。
“他怎么样，乔？博情况如何？”
拜登一直避免谈到太过感性的内容，害怕自己会在别人面前情绪崩溃，但说着说着，他抬头发现，奥巴马在流泪。“生活真是让人难以料及。”他说。但即便如此，对于他的参选，奥巴马的态度一直十分微妙。
在第一次提问拜登是否要参选后，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奥巴马又数次在不同的场合抛出同样的问题，试图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甚至包括了博刚刚去世之后的第一次午餐会。
“关于大选，你是什么打算？”拜登感觉到奥巴马几乎确认希拉里一定会胜过自己，所以参选只是在稀释希拉里的支持率而已。“我告诉总统即便参选，我也不会站在希拉里的对立面以削弱她的影响力为目的。”
“哀悼是一个难以用时间计算的过程”
“（2015年）5月15日上午，医生们正在研究最新的扫描影像，试图找到方法来缓解博大脑的压力，而当时我被困在白宫通讯小组搭建的房间里等待加密的电话。”
前一天晚上，伊斯兰国组织第一次袭击了伊拉克巴格达以西的拉马迪，用一种“类似电影《疯狂麦克斯》里才会见到的装甲车队”迅速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需要我。”
“我儿子在病房里，而我则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被迫处理6200英里外的一个问题。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怨恨，即使只有半个小时。”
与此同时，欧洲也不太平。据《华盛顿邮报》称，那时种种迹象都显示，俄罗斯正在加紧进军乌克兰。5月27日，拜登在布鲁斯金学会就此事发表演讲。
他当天飞回医院，博的情况出现了恶化。
“亨特走了过来，弯腰亲吻他，把手放在他哥哥的心上……博的心脏再次跳动。这并没有持续太久。”
博走了，5月30日，下午7点51分，拜登记录在日记里。“我的上帝，我的孩子，我亲爱的男孩”。
六天后，拜登就出现在午餐会上，奥巴马显得略有些吃惊。
博的离世并没有完全浇灭他参选的愿望。
他的小儿子亨特也鼓励他继续前进到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而且在总统竞选的压力之下，他相信家庭可以变得越来越紧密，也可以转移注意力，抵御博的死亡带来的伤痛。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拜登得到了来自各界前所未有的支持。
“一位娱乐产业的高管告诉我，我在好莱坞拥有比希拉里更高的支持率，应该在那里筹集资金。”随后，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也联系到拜登，希望为参选活动提供援助。
大选在拜登身上显出奇异的效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个人形象反而因为儿子的死得到了提升。“悲剧已经将你和公众联系在一起，你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乔，这是你的时刻。如果你重新站起来，整个国家都会随之而动。”拜登的老同事说。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情绪上已经做好准备”，拜登写道。
博去世五个月后，希拉里被电子邮件风波搅得无法脱身，而拜登的支持率正在上扬。但他决定放弃。他心中知道自己并没有准备好。
初夏，科罗拉多州的停机坪上，他曾经在那里向两个民主党筹款机构发表讲话，人群中有人喊道他们曾经和博共事。
拜登顿时情绪翻涌，不得不提前离开。
“这对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不称职的。”
前一年的秋天，当癌症的症状还不那么强烈时，博和妻子曾经邀请拜登参加一个家庭聚餐。饭后，父子获得了单独对话的时间。“请答应我，父亲，您会没事儿的。答应我！”博反复要求父亲承诺。
“不参选的决定感觉会让博失望。”拜登最后写道，“但是哀悼是一个难以用时间计算的过程。”
（摘自《看天下》）
在与脑肿瘤数年的抗争之后，博·拜登，特拉华州前司法部长，拜登的长子，他长久以来极为信任的“助手”，还是没能战胜病魔；而拜登，在一场车祸夺走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生命40多年后，又失去了一位儿子。在此前一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拜登一直处于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生活状态之中。
前一分钟，他可能还在特殊安置的加密办公室和伊拉克总理展开激烈的电话会议，马上又要到隔壁的病房去观察儿子的病情。
2017年11月14日，拜登的回忆录《父亲，请答应我》出版，讲述了他的那段“两面人生”——世界最顶层的政治事务和家庭生活的艰难并行。
“在每一个为了公职而亮相的场合，那个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男人里面都藏着另外一个破碎的、恐惧的自己。”《纽约时报》书评评论。
“我祈祷还能有一年的时间”
《父亲，请答应我》的故事就是从2014年的感恩节开始。
“我的大儿子比上次我见到他还更为消瘦了，几个月前他突然失去了对右侧身体的控制能力，我想他的力量可能已经恢复了一些。”
15个月前，2013年的夏天，博第一次在芝加哥的医院里看到了自己脑内肿瘤的扫描图片结果。后来他们才得知，那是胶质母细胞瘤，一种存活率极低的脑部肿瘤。
从儿子病情确诊开始，拜登的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选择向公众保密，继续像原来一样履行自己的副总统职责。
11月30日的晚上，拜登和妻子吉尔从感恩节假期回到海军天文台，美国副总统的官邸。他在日记本里写下：我祈祷还能有一年的时间，希望2015年感恩节仍能和博在一起。
“我感到非常孤独”
2015年3月4日，拜登接到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来电，提出在提克里特战场他们急需美国的援助。3月25日，仅数周之后，美国开始第一次对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据点发动空袭。
“这是拯救性的时刻。”阿巴迪当天在伊拉克国家电视台宣布。“我们将解放每一寸伊拉克，这个胜利是英勇的伊拉克人民在盟国和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实现的。”
空袭次日，拜登踏上了一架没有标识的飞机，前往位于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将在那里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和一种新型的抗体治疗。
而此时正是战况胶着之际，白宫通讯小组在博病房附近的一个房间安装了一条加密的电话线，供拜登接收和处理必须要经过他确认的紧急情况。
当时，他的日程上最重要的计划是3月28日和阿巴迪总理的一通电话，那是博手术的第二天。
“星期六早上，我和国家安全部队以及国防部门的官员通了十五分钟的简报，十点钟和阿巴迪通了电话。”两天后，博的病情趋于稳定，拜登则不得不动身处理其他的事务。
“亲爱的，你做得很棒！这个新科技一定能行的，我们未来还有很多日子可以在一起。”离开医院的路上，他给儿子打了一通匆忙的电话。
“空军二号”从休斯敦起飞，拜登又打开自己的日记本：3月29日，6点07分，我感到非常孤独。
“关于大选，你是什么打算？”
2014年时，博的失语症症状开始加剧，认知能力也随之下降，他无法继续在州政府的工作，那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拜登回忆，在一次午餐会上，他和奥巴马聊到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如果必要的话，吉尔和我可以抵押我们在威尔明顿的房子，应该会没事儿的。”
“别这样做。”奥巴马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來，站到拜登的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钱我借给你，我有，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实际上，奥巴马是除了拜登一家人之外，第一个获悉博的病情的人。
4月，总统办公室正常工作，拜登和奥巴马进行了例行会面。
他向奥巴马汇报了伊拉克政府收复提克里特的好消息。话题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博的身上。
“他怎么样，乔？博情况如何？”
拜登一直避免谈到太过感性的内容，害怕自己会在别人面前情绪崩溃，但说着说着，他抬头发现，奥巴马在流泪。“生活真是让人难以料及。”他说。但即便如此，对于他的参选，奥巴马的态度一直十分微妙。
在第一次提问拜登是否要参选后，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奥巴马又数次在不同的场合抛出同样的问题，试图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甚至包括了博刚刚去世之后的第一次午餐会。
“关于大选，你是什么打算？”拜登感觉到奥巴马几乎确认希拉里一定会胜过自己，所以参选只是在稀释希拉里的支持率而已。“我告诉总统即便参选，我也不会站在希拉里的对立面以削弱她的影响力为目的。”
“哀悼是一个难以用时间计算的过程”
“（2015年）5月15日上午，医生们正在研究最新的扫描影像，试图找到方法来缓解博大脑的压力，而当时我被困在白宫通讯小组搭建的房间里等待加密的电话。”
前一天晚上，伊斯兰国组织第一次袭击了伊拉克巴格达以西的拉马迪，用一种“类似电影《疯狂麦克斯》里才会见到的装甲车队”迅速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需要我。”
“我儿子在病房里，而我则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被迫处理6200英里外的一个问题。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怨恨，即使只有半个小时。”
与此同时，欧洲也不太平。据《华盛顿邮报》称，那时种种迹象都显示，俄罗斯正在加紧进军乌克兰。5月27日，拜登在布鲁斯金学会就此事发表演讲。
他当天飞回医院，博的情况出现了恶化。
“亨特走了过来，弯腰亲吻他，把手放在他哥哥的心上……博的心脏再次跳动。这并没有持续太久。”
博走了，5月30日，下午7点51分，拜登记录在日记里。“我的上帝，我的孩子，我亲爱的男孩”。
六天后，拜登就出现在午餐会上，奥巴马显得略有些吃惊。
博的离世并没有完全浇灭他参选的愿望。
他的小儿子亨特也鼓励他继续前进到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而且在总统竞选的压力之下，他相信家庭可以变得越来越紧密，也可以转移注意力，抵御博的死亡带来的伤痛。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拜登得到了来自各界前所未有的支持。
“一位娱乐产业的高管告诉我，我在好莱坞拥有比希拉里更高的支持率，应该在那里筹集资金。”随后，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也联系到拜登，希望为参选活动提供援助。
大选在拜登身上显出奇异的效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个人形象反而因为儿子的死得到了提升。“悲剧已经将你和公众联系在一起，你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乔，这是你的时刻。如果你重新站起来，整个国家都会随之而动。”拜登的老同事说。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情绪上已经做好准备”，拜登写道。
博去世五个月后，希拉里被电子邮件风波搅得无法脱身，而拜登的支持率正在上扬。但他决定放弃。他心中知道自己并没有准备好。
初夏，科罗拉多州的停机坪上，他曾经在那里向两个民主党筹款机构发表讲话，人群中有人喊道他们曾经和博共事。
拜登顿时情绪翻涌，不得不提前离开。
“这对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不称职的。”
前一年的秋天，当癌症的症状还不那么强烈时，博和妻子曾经邀请拜登参加一个家庭聚餐。饭后，父子获得了单独对话的时间。“请答应我，父亲，您会没事儿的。答应我！”博反复要求父亲承诺。
“不参选的决定感觉会让博失望。”拜登最后写道，“但是哀悼是一个难以用时间计算的过程。”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