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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普遍面临着成本与收益、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社会企业仍处于边缘状态。”
2021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上，论坛秘书长、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做出上述论断。
在他看来，政府对社会企业认证的支持力度还较小。截至目前，先后有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中国慈展会、深圳横岗街道、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成都市工商局等主体对社会企业认证进行了探索。其中，认证范围相对较大的是中国慈展会和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的社会企业认证，但通过认证的企业也仅有300余家。
“由于我国社会企业认证最初是由慈善行业引领，许多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是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因此，目前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公益慈善特征，商业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贝多广说。
由于社会企业认证机构不一，标准不一，出台的政策也不相同，目前社会企业所享有的权益有限。而社会企业对于利润分配的限制，则让同样追求双重目标的投资人面临着更为艰难的选择。
双重目标
在主题为“新发展 可持续”的2021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中和农信董事长刘冬文与投资人、TPG中国区管理合伙人孙强相遇了。
就在不久前，中和农信刚刚完成1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融资，这个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成立，致力于解决农村老百姓贷款难问题的小额信贷机构，12年时间里，先后获得包括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红杉资本、蚂蚁金服、TPG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被誉为“中国影响力投资标杆”。
作为以商业手段为运作方式，以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为设立宗旨、目标的企业及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既不同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也不同于传统的商业企业，在追求社会目标的同时，也要追求财务目标。除了强化自身“造血”能力，外部融资同样是社会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对于投资人来说，相较于投资商业企业，投资社会企业或面临更多的考量。
回忆起C轮领投中和农信的过程，孙强笑言差点错过。那时他主导的TPG影响力投资基金正在寻找好的投资项目，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中和农信，并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可是当时已有一家意向领投公司，本以为没什么希望了，却在项目截止前三周获得领投，并将投资额从3000万美元追加到9000万美元。
“投资人其实是很苛刻的。”在刘冬文看来，无论是商业投资者还是影响力投资者，在考量的时候，对市场、商业回报的要求一点都不会降低，而且尽职调查非常准确和仔细。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影响力的评估也非常严苛，不是仅仅靠情怀，一定要符合ESG（环境、社会、治理）方向。“否则中国那么多小贷公司，为什么要投给我们？”
实际上，对于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的中和农信而言，也经历了一段从非营利到商业化转型的过程。当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个“农户自立能力建设项目”，给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只是让农民靠内生动力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也为农户提供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法律援助，以及创业支持等。
2008年，小额信贷项目部转制成公司化运作，用刘冬文的话说，“小额信贷最先走出了商业可持续的路径”。目前，中和农信每个月发放15亿～20亿元贷款，坏账率不到1%，完全实现了财务可持续。
对于大多数社会企业而言，实现财务目标的可持续本身就是一大难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企业是在政府、市场和公益三方失灵的背景下产生的，目的是解决那些政府解决不了、市场不愿管、志愿部门无效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这使得社会企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普遍面临着成本与收益、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与此同时，社会企业还追求财务上的稳定性，需要对成本进行核算、分析、控制和预测，还要根据市场结构、市场供求、消费者偏好及竞争状况等因素作出判断与选择，“对于很多社会企业而言，盈亏平衡是远远不够的。”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健向《中国慈善家》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同时受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驱动，追求‘双重价值创造’。”
因此，如何对自身服务和产品进行定价，使得经营所得能够覆盖资金成本，获得盈余，是社会组织实现商业性的基础。李健将社会企业定价目标分为四种，即杠杆非营利、混合非营利、社会商业及杠杆商业，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在社会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和取舍。
然而，从数据来看，社会企业总体经营情况并不乐观。2019年，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南都公益基金会发布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显示，尽管社会企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市场化运营，但有31.4%的社会企业将政府采购项目视为主要销售渠道之一，其中18%的社会企业其收入来源中占比最大的是政府采购。
从企业自身治理能力来看，如果5分为满分，社会企业在营销与品牌管理、法律税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关系管理方面评价得分均不足3.5分。
也正因为如此，报告调研的300多家企业中，只有20.5%的社会企业实现盈余，43.2%的社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投资社会企业，值吗？
《调研报告》显示，社会企业获得融资的成功概率偏低，只有34.8%申请过并成功融资。
多位投资人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并不排斥投资社会企业，但对项目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是有要求的，“简单的说，就是跟传统投资一样，项目得有很好的成长性，有很优秀的团队和产品。”一位投资人说，“如果只是为了支持社会企业，不追求财务回报，社会组织或者政府部门的资金或许更合适。”
“ESG投资不应该包括社会企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邱慈觀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很多社会企业的组织架构并不明确，此外还有上市问题，以公募基金为例，投资的都是二级市场已经上市的企业，这些多是盈利企业，而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社会企业上市，即使在西方也很少。 对于这点，贝多广有不一样的看法，在《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与前景——从边缘到主流》报告中，他将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需求方明确定义为“实际将资金运用到投资项目中的主体，通常包括具有社会动机或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企业 ，以及社会组织等，是社会责任投资中的价值创造者”。
“做好事同样需要商业智慧，都要讲求效率，讲求投入产出比，其运作团队也要具有相应的能力，善于创新，善用科技，要跟顶级人才互动，所以在做影响力投资时也是要获利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招揽到优秀的人才。”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向《中国慈善家》表示，“但剩下的钱都会用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上，而不是用于股东分红，这样的组织它需要很高的效率，甚至也需要跟一些商业组织进行竞争。”
在《调研报告》中，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包括政府类机构、基金会和商业投资机构，除政府类机构不追求财务回报外，63.2%的基金会和91.7%的商业投资机构都在影响力投资中确定了对财务回报的要求。
“作为投资者而言，投资社会企业一方面需要获得相对较高的财务回报，同时，也要在ESG方面有较好的效果，能够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展现出社会效果，所以说投资者既要有实际的经济回报，又要有精神上的体验。”唐宁说。
从边缘突围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理事长、中国慈展会社企认证办公室执行负责人夏璇曾在文章中透露，2017、2018两年通过认证的215家社会企业中，有75.64%的机构在章程中规定了明确的社会使命。有15.31%的社会企业在社企认证过程中，签订了《社会目标承诺书》，承诺将机构的社会使命明文规定于机构的章程中并履行社会使命。还有约44.44%的企业以《企业利润分配承诺书》的形式承诺将不少于50%的利润投入于社会目的，约36.11%的企业以《资产锁定承诺书》的形式主动承诺企业在解散时依法将部分或全部剩余财产捐赠给公益基金、社会企业或其他公益慈善事业。
以在北京做DIY空气净化器的“聪明空气（Smart Air）”为例，从2013年到现在，共卖出超过4万台不同型号的空气净化器，而申请社会企业认证的材料显示，售卖机器的利润没有分红，而是保留下来，用于工作坊的持续发展、数据测试及海外支持。
聪明空气创始人Anna曾参加过中关村一个创业投资路演，当投资人问如何盈利时，她回答没有将盈利看作第一目标，投资人不再继续问下去，最后将投资意向给了其他项目。2019年，聪明空气成为北京市首批认证的社会企业。
据《中国慈善家》观察，随着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一些已经认定的社会企业也正在逐渐摆脱社会企业的标签，而商业属性更强的共益企业则更获投资人欢迎。
贝多广认为，许多在环境、社会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社会责任实践并非是由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实现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机构，在开展一级市场的社会责任投资时，都需要明确其投资对象是具有明确社会动机的企业，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当前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建议，社會企业发展需要更权威的识别体系，以确立其身份和合法性，同时为政府、投资者等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信息。
“社会企业仍处于边缘状态。”
2021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上，论坛秘书长、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做出上述论断。
在他看来，政府对社会企业认证的支持力度还较小。截至目前，先后有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中国慈展会、深圳横岗街道、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成都市工商局等主体对社会企业认证进行了探索。其中，认证范围相对较大的是中国慈展会和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的社会企业认证，但通过认证的企业也仅有300余家。
“由于我国社会企业认证最初是由慈善行业引领，许多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是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因此，目前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公益慈善特征，商业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贝多广说。
由于社会企业认证机构不一，标准不一，出台的政策也不相同，目前社会企业所享有的权益有限。而社会企业对于利润分配的限制，则让同样追求双重目标的投资人面临着更为艰难的选择。
双重目标
在主题为“新发展 可持续”的2021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中和农信董事长刘冬文与投资人、TPG中国区管理合伙人孙强相遇了。
就在不久前，中和农信刚刚完成1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融资，这个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成立，致力于解决农村老百姓贷款难问题的小额信贷机构，12年时间里，先后获得包括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红杉资本、蚂蚁金服、TPG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被誉为“中国影响力投资标杆”。
作为以商业手段为运作方式，以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为设立宗旨、目标的企业及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既不同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也不同于传统的商业企业，在追求社会目标的同时，也要追求财务目标。除了强化自身“造血”能力，外部融资同样是社会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对于投资人来说，相较于投资商业企业，投资社会企业或面临更多的考量。
回忆起C轮领投中和农信的过程，孙强笑言差点错过。那时他主导的TPG影响力投资基金正在寻找好的投资项目，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中和农信，并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可是当时已有一家意向领投公司，本以为没什么希望了，却在项目截止前三周获得领投，并将投资额从3000万美元追加到9000万美元。
“投资人其实是很苛刻的。”在刘冬文看来，无论是商业投资者还是影响力投资者，在考量的时候，对市场、商业回报的要求一点都不会降低，而且尽职调查非常准确和仔细。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影响力的评估也非常严苛，不是仅仅靠情怀，一定要符合ESG（环境、社会、治理）方向。“否则中国那么多小贷公司，为什么要投给我们？”
实际上，对于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的中和农信而言，也经历了一段从非营利到商业化转型的过程。当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个“农户自立能力建设项目”，给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只是让农民靠内生动力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也为农户提供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法律援助，以及创业支持等。
2008年，小额信贷项目部转制成公司化运作，用刘冬文的话说，“小额信贷最先走出了商业可持续的路径”。目前，中和农信每个月发放15亿～20亿元贷款，坏账率不到1%，完全实现了财务可持续。
对于大多数社会企业而言，实现财务目标的可持续本身就是一大难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企业是在政府、市场和公益三方失灵的背景下产生的，目的是解决那些政府解决不了、市场不愿管、志愿部门无效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这使得社会企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普遍面临着成本与收益、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与此同时，社会企业还追求财务上的稳定性，需要对成本进行核算、分析、控制和预测，还要根据市场结构、市场供求、消费者偏好及竞争状况等因素作出判断与选择，“对于很多社会企业而言，盈亏平衡是远远不够的。”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健向《中国慈善家》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同时受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驱动，追求‘双重价值创造’。”
因此，如何对自身服务和产品进行定价，使得经营所得能够覆盖资金成本，获得盈余，是社会组织实现商业性的基础。李健将社会企业定价目标分为四种，即杠杆非营利、混合非营利、社会商业及杠杆商业，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在社会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和取舍。
然而，从数据来看，社会企业总体经营情况并不乐观。2019年，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南都公益基金会发布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显示，尽管社会企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市场化运营，但有31.4%的社会企业将政府采购项目视为主要销售渠道之一，其中18%的社会企业其收入来源中占比最大的是政府采购。
从企业自身治理能力来看，如果5分为满分，社会企业在营销与品牌管理、法律税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关系管理方面评价得分均不足3.5分。
也正因为如此，报告调研的300多家企业中，只有20.5%的社会企业实现盈余，43.2%的社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投资社会企业，值吗？
《调研报告》显示，社会企业获得融资的成功概率偏低，只有34.8%申请过并成功融资。
多位投资人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并不排斥投资社会企业，但对项目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是有要求的，“简单的说，就是跟传统投资一样，项目得有很好的成长性，有很优秀的团队和产品。”一位投资人说，“如果只是为了支持社会企业，不追求财务回报，社会组织或者政府部门的资金或许更合适。”
“ESG投资不应该包括社会企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邱慈觀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很多社会企业的组织架构并不明确，此外还有上市问题，以公募基金为例，投资的都是二级市场已经上市的企业，这些多是盈利企业，而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社会企业上市，即使在西方也很少。 对于这点，贝多广有不一样的看法，在《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与前景——从边缘到主流》报告中，他将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需求方明确定义为“实际将资金运用到投资项目中的主体，通常包括具有社会动机或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企业 ，以及社会组织等，是社会责任投资中的价值创造者”。
“做好事同样需要商业智慧，都要讲求效率，讲求投入产出比，其运作团队也要具有相应的能力，善于创新，善用科技，要跟顶级人才互动，所以在做影响力投资时也是要获利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招揽到优秀的人才。”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向《中国慈善家》表示，“但剩下的钱都会用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上，而不是用于股东分红，这样的组织它需要很高的效率，甚至也需要跟一些商业组织进行竞争。”
在《调研报告》中，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包括政府类机构、基金会和商业投资机构，除政府类机构不追求财务回报外，63.2%的基金会和91.7%的商业投资机构都在影响力投资中确定了对财务回报的要求。
“作为投资者而言，投资社会企业一方面需要获得相对较高的财务回报，同时，也要在ESG方面有较好的效果，能够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展现出社会效果，所以说投资者既要有实际的经济回报，又要有精神上的体验。”唐宁说。
从边缘突围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理事长、中国慈展会社企认证办公室执行负责人夏璇曾在文章中透露，2017、2018两年通过认证的215家社会企业中，有75.64%的机构在章程中规定了明确的社会使命。有15.31%的社会企业在社企认证过程中，签订了《社会目标承诺书》，承诺将机构的社会使命明文规定于机构的章程中并履行社会使命。还有约44.44%的企业以《企业利润分配承诺书》的形式承诺将不少于50%的利润投入于社会目的，约36.11%的企业以《资产锁定承诺书》的形式主动承诺企业在解散时依法将部分或全部剩余财产捐赠给公益基金、社会企业或其他公益慈善事业。
以在北京做DIY空气净化器的“聪明空气（Smart Air）”为例，从2013年到现在，共卖出超过4万台不同型号的空气净化器，而申请社会企业认证的材料显示，售卖机器的利润没有分红，而是保留下来，用于工作坊的持续发展、数据测试及海外支持。
聪明空气创始人Anna曾参加过中关村一个创业投资路演，当投资人问如何盈利时，她回答没有将盈利看作第一目标，投资人不再继续问下去，最后将投资意向给了其他项目。2019年，聪明空气成为北京市首批认证的社会企业。
据《中国慈善家》观察，随着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一些已经认定的社会企业也正在逐渐摆脱社会企业的标签，而商业属性更强的共益企业则更获投资人欢迎。
贝多广认为，许多在环境、社会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社会责任实践并非是由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实现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机构，在开展一级市场的社会责任投资时，都需要明确其投资对象是具有明确社会动机的企业，得到认证的社会企业当前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建议，社會企业发展需要更权威的识别体系，以确立其身份和合法性，同时为政府、投资者等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