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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这个词似乎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赋予特蕾莎的标签，在一些人眼里，答案甚至恰恰相反。9月4日，一个礼拜日，梵蒂冈灼热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下，成百上千穿着蓝边沙丽的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在圣彼得广场前排就坐，与她们一同落座的还有13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1500名无家可归者。
一场盛大的弥撒即将在此举行。
略呈椭圆形的圣彼得广场由两组半圆形大理石柱廊环抱，面朝广场一侧的石柱柱顶，各刻着一尊大理石雕像，他们是罗马天主教会承认的圣人圣女。
这一天，一直以关爱世上穷人著称的特蕾莎修女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特蕾莎修女是无私奉献和神圣的象征。”教皇方济各盛赞道，“她在路边那些耗尽气力、垂死挣扎的人前弯下腰，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天主赋予的尊严。”教皇方济各在弥撒上为特蕾莎修女封圣，这位“特蕾莎嬷嬷”从此正式走上“圣坛”。
封圣典礼上，方济各宣读对特蕾莎的评价时，圣彼得广场上屡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对她的追随者而言，这个称号不过是一个形式，他们相信这位身着经典蓝边白色沙丽的修女，一直以“活着的圣女”存活在所有人心中。
然而，“神圣”这个词似乎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赋予特蕾莎的标签，在一些人眼里，答案甚至恰恰相反。
“黑暗的圣人”
封圣典礼观者如市，在场的人似乎都兴奋无比。来自各地的修女、神父、朝圣者、志愿者和游客们分摊了10万张似乎是人人垂涎的弥撒门票。
一个由40名印度人组成的团体从意大利马切拉塔赶来，向这位曾在加尔各答贫民窟工作的女性致以敬意。另一个100人的团体从科索沃驱车前来，高举着“特蕾莎修女：请为我们祈祷”的横幅。
“她把她的心给了世界。”52岁的夏洛特·桑巴说，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特意从加蓬奔赴这场弥撒。
这一天，纪念特蕾莎修女的活动并不只限于罗马，同样也在特蕾莎修女的诞生地——现马其顿共和国的斯科普里举行，印度加尔各答、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多地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那里都住着与特蕾莎同样种族背景的人。
特蕾莎本名为雅格妮斯·岗莎·博扎丘，1910年生于时属奥斯曼帝国的斯科普里，父母是阿尔巴尼亚人。她12岁时加入天主教儿童慈善会，15岁赴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18岁那年，她只身到爱尔兰罗雷托修女会做初学生，自此成为一名修女。
在印度的经历，让特蕾莎有机会切身感受到印度贫富差距的明显，受到被她称为“号召中的号召”，她开始和其他修女一起去社区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和收留病患。
1950年，经梵蒂冈准允，特蕾莎与其他12位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该修女会的制服是传统的天主教修女制服和印度裹裙沙丽的结合，这是特雷莎修女的标志性形象。今天，该教会有5600名成员、数十万志愿者，在139个国家成立了孤儿院、学校、病人和濒死者的收容所、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等等。
不过，据后来披露的书信显示，特蕾莎修女大部分的成年时光都生活在精神痛苦中。
她曾经经历了一段被教会称为“灵魂的黑夜”时期。这是一个关于精神怀疑、绝望和孤独的阶段，尽管许多教徒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但特蕾莎的这一时期持续了将近50年。
“我的灵魂中充斥着各种冲突。我是这样深深地渴望着上帝，以至于它转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持久的受难。”1957年2月28日，她在写给当时印度加尔各答费迪南德大主教的信中说，“灵魂毫无吸引力，天堂没有任何意义，它们都很空洞。对我来说它们什么都不是，不管到哪里我都要忍受着对上帝的渴望。”
在另一封信中，特蕾莎承认，她的微笑是“覆盖住大量痛苦的巨大斗篷”。
一些人震惊于她内心状态与外在表现的强烈差别，甚至将这种差别视作欺骗。
但新泽西的塞顿霍尔大学历史教授伊内斯却认为，这更加证明了特蕾莎修女“不是遥不可及的、完美到毫无瑕疵的圣人”。
出版这些信件的加拿大神父布瑞恩·克洛迪舒克认为，这更证明了特蕾莎不是个伪善的人，“那是她与耶稣的关系，正因为此，她更能理解人们的痛苦与孤独。”克洛迪舒克称，“对我来说，这个黑暗面才是她一生中最具英雄色彩的一面。”
而在特蕾莎修女自己看来，她可能永远都处于这黑暗的一面。据2007年编辑出版的《特蕾莎修女——为我照亮》一书，特蕾莎修女曾发出这样的宣言：“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圣人，那毫无疑问，我也将是个‘黑暗的圣人’。”
“特事特办”的待遇
而这位“黑暗圣人”的封圣日，恰是她逝世1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
受健康问题困扰数年之后，特蕾莎修女于1997年去世，享年87岁。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
与此同时，为她封圣的程序几乎同时开启。
“封圣”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评估，绝大多数人直到逝世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获追封。相比之下，特蕾莎修女的“封圣”几乎享受了“特事特办”的待遇，她也成为了梵蒂冈现代历史上，除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外，“封圣”最快的一位。
据CNN报道，特蕾莎修女刚过世，她的信徒就要求梵蒂冈加快这一进程，称她的功绩已经举世皆知。就连“封圣”进程所需要的5年评估等待期都被时任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抹去。
而成为圣人，需要她死后的两起“神迹”。
最新的一起神迹被教皇方济各于去年12月承认：一名罹患脑肿瘤的巴西男子在妻子向特蕾莎祈祷后，突然痊愈。 事实上，此事发生在2008年，这位男子名叫马西利奥·阿尔杜伊诺，是一位巴西工程师。据美国政治网站《每日野兽》报道称，马西利奥是特蕾莎的“粉丝”之一。
当时，这位“粉丝”因患严重脑疾而处于昏迷，被送入医院的手术室接受抢救。他的妻子则在医院的小教堂中祈祷，请求特蕾莎修女“亲自照看她的丈夫”。
而当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神迹”发生了，马西利奥已经起身坐在手术床上，神智清醒，他问医生：“我在这里做什么？”该医院医生则在报告上称：“病人即刻痊愈了，他身患的阻塞性脑积水复合脓肿也已经消失。”
据悉，即便是在教廷封圣部审理的因奇迹痊愈的个案中，该事也是少见的“头等神迹”。梵蒂冈称其为“向援助穷人和边缘地区的天使，敞开成圣大门的最新标记”。
而另一起“神迹”则是关于印度妇女莫妮卡·巴士拉。
特蕾莎去世后仅一年，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小镇里，这位印度妇女因为下体疼痛来找修女。据称，特蕾莎佩戴过的一个圆牌发出的光芒，转眼间就解决了她的问题——她下体的一个肿瘤被神奇地治愈了。
“我吃了医生给的药，只会没完没了地呕吐，让我痛苦不堪。但当我用心向特蕾莎修女祈祷时，她的光芒庇佑了我，然后我就完全复原了。”莫妮卡告诉媒体。
然而，此事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人们认为，是现代医学，而不是某些“神迹”治愈了她。
给她治病的医生则直言不讳：“神迹的说法绝对是胡扯，应该受到每个人的诅咒。她下体因肺结核长了一个肉瘤，药物缩小了它，直到一年后完全消失。”
一开始，同样不相信“神迹”的还有莫妮卡的丈夫，2002年，在美国《时代》杂志的采访中，她的丈夫称，“这是无中生有。我妻子是被医生治愈的，而不是任何神迹。”
不过，这位先生却在特蕾莎修女宣福前“及时地”转变了观点（宣福，封圣前的一个程序，需要一个神迹证明）。他称是特蕾莎帮了他的妻子。而他同时提到的是，“现在，我和孩子们在修女们的帮助下可以受到教育，我也有能力买了一小块地。一切都好起来了。”
这本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近日，当CNN再次找到他确认时，他仍然保持着对特蕾莎修女的感激，而对于当年告诉《时代》周刊的话，他则告诉记者“无可奉告”。
“二战场景”
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特蕾莎所建立的临终医院。
2008年金融危机后，哈姆林·冈萨雷斯暂时放下了迈阿密的房地产生意，前往印度。他来到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建立的垂死者之家，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的志愿者生活。
冈萨雷斯没有亲眼见过特蕾莎，但他称特蕾莎那些“残留遗产”就足以令他幻想破灭。
“没有正式的医生，没有足够的医疗经验，志愿者——包括我自己，在从事临终关怀工作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冈萨雷斯对那里医疗保健水平的落后感到震惊。
同样让他震惊的还有卫生和生活状况，冈萨雷斯看到修女经常在用自来水冲洗后，重复使用针头;那些沾上了尿液和粪便的衣服，有时和厨具放在同一房间;患呼吸道疾病的病人使用几乎要冻上的凉水洗澡，因为热水器提供的热水不够洗一个完整的澡。“这就像一个二战集中营的场景。”冈萨雷斯说。
他多次试图提出捐钱安装热水器的想法，但每每提到这里，修女们会称，“我们不这么做，现在这样是耶稣想要的方式。”冈萨雷斯总是得到类似的回答。
对此，该疗养院发言人、特蕾莎的朋友萨尼塔·库玛称，这就是能给穷人的基本保障服务。“特蕾莎想开设的不是一个五星级医院。”
著名学者罗宾·福克斯博士也在美国著名杂志《柳叶刀》描述了自己在特蕾莎一间收容所的观察，“给晚期癌症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很少进行身体检查，让生命垂危的人接受冷水浴，我感到这是不可原谅的。”
特蕾莎修女总是强调，用最简单的手段治疗穷人是多么重要。但福克斯博士称不区分可治的和不可治的病人，针具和其他用具缺乏消毒等等，会导致感染和不必要的死亡。他忍不住进行了批评：“这与收容所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特蕾莎更相信上天‘预定的安排’，她的规则是要防止人们涌向物质主义。”
实际上，据媒体报道，特蕾莎出生之前，加尔各答就早已有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规模还是医疗保障，特蕾莎的机构都是最低限度的。在这里，孤儿可以有饭吃，垂死的人头上有个屋顶，护士修女们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不同的只是垂死之人要受洗礼。
特蕾莎修女和戴安娜王妃
而正是因为这些基本保障服务，特蕾莎修女——彼时已获全球认可的名人——在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说她不值得这个奖，但却愿意“代表整个社会中饥饿的人、赤裸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残疾人、盲人、麻风病人，以及那些感到自己没人需要，没人爱，没人关心的人”接受它。
而在演说里，特蕾莎没有提及其收容所里将死之人的现状，而是把重点放在堕胎这个天主教会“经久不衰”的主题上。
“堕胎对和平构成威胁。”她说，“如今，堕胎是最坏的恶行，是和平最大的敌人……因为如果一个母亲可以杀死她自己的孩子，还有可以阻拦我们杀害自己，或其他人的吗？没有。”
特蕾莎修女的关于堕胎、避孕和离婚的有些教条的观点可能受梵蒂冈所欢迎，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些批评人士指责特蕾莎修女在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劝说他人相信基督教。
“有关她所做的一切，重点都不在慈善，而是传教。”批评人士指出。
钱的问题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离世时，媒体报道她全部的财物少得可怜——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 但在她身后，关于修女会资金运作却一直被世人质疑。
特蕾莎的组织接收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但他们的来源总是受到批评。英国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地狱天使》中指出，特蕾莎修女收到了奖项、名声和来自许多有着明显政治动机或者可疑商业历史的人的金钱：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里根家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拉美地区首富杜瓦利埃家族，以及美国律师查尔斯·基廷——美国最著名的反色情斗士之一，后因金融丑闻而被判刑12年。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基廷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纪大骗子”。
而据德国一家媒体报道，当基廷因诈骗和贪污被关押后，特蕾莎修女曾给法官写信祈求宽恕。检察官以私人的名义回信，她从基廷那里收到的捐款是从无辜的投资者那里盗取的，这位检察官私下里请特蕾莎退还该笔捐款。然而特蕾莎并没有任何回应。
修女会资金的去向更是屡被指责。
该修女会原修女苏珊·希尔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金钱来得飞快，邮差经常送来整邮袋的信，我们经常收到5万美金或数目更高的支票。”捐款者认为这些钱应该用来构建医院、学校和升级他们的设施。
但这些钱都到了什么地方，希尔兹并不知道。资金数目和用处没有公开，收容所简陋的条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对此，加尔各答儿童收容所负责人贞德修女称，“确实有资金汇入，但我们每天都能养活每张饥饿的嘴，这是爱的奇迹。”当被问起资金去向时，媒体总是会得到类似的回答。
有人质疑这些捐款都被用来传教，而不是特蕾莎的慈善事业。
而特蕾莎似乎也并不打算改变穷人所受的苦难。1981年她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当被问到穷人是否要忍受命运时，她回答说：“我想，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分享基督的苦难，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相信，穷人的苦难是对世界其他人极大的帮助。”
而在很多时候，即便是在印度次大陆出现危机时，这位“活着的圣者”却往往不在加尔各答的庇护所里，媒体称她总是在路上，往往是在第二故乡罗马，或是在美国，或是正在为反堕胎巡游世界。戴安娜王妃曾多次想在加尔各答与特蕾莎相会而未果，她们最终的会面地是罗马和纽约。
不过，对于9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追随者而言，特蕾莎修女将永远是一个“活着的圣人”，再多的争议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
（王娜荐自《看天下》）
一场盛大的弥撒即将在此举行。
略呈椭圆形的圣彼得广场由两组半圆形大理石柱廊环抱，面朝广场一侧的石柱柱顶，各刻着一尊大理石雕像，他们是罗马天主教会承认的圣人圣女。
这一天，一直以关爱世上穷人著称的特蕾莎修女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特蕾莎修女是无私奉献和神圣的象征。”教皇方济各盛赞道，“她在路边那些耗尽气力、垂死挣扎的人前弯下腰，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天主赋予的尊严。”教皇方济各在弥撒上为特蕾莎修女封圣，这位“特蕾莎嬷嬷”从此正式走上“圣坛”。
封圣典礼上，方济各宣读对特蕾莎的评价时，圣彼得广场上屡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对她的追随者而言，这个称号不过是一个形式，他们相信这位身着经典蓝边白色沙丽的修女，一直以“活着的圣女”存活在所有人心中。
然而，“神圣”这个词似乎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赋予特蕾莎的标签，在一些人眼里，答案甚至恰恰相反。
“黑暗的圣人”
封圣典礼观者如市，在场的人似乎都兴奋无比。来自各地的修女、神父、朝圣者、志愿者和游客们分摊了10万张似乎是人人垂涎的弥撒门票。
一个由40名印度人组成的团体从意大利马切拉塔赶来，向这位曾在加尔各答贫民窟工作的女性致以敬意。另一个100人的团体从科索沃驱车前来，高举着“特蕾莎修女：请为我们祈祷”的横幅。
“她把她的心给了世界。”52岁的夏洛特·桑巴说，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特意从加蓬奔赴这场弥撒。
这一天，纪念特蕾莎修女的活动并不只限于罗马，同样也在特蕾莎修女的诞生地——现马其顿共和国的斯科普里举行，印度加尔各答、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多地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那里都住着与特蕾莎同样种族背景的人。
特蕾莎本名为雅格妮斯·岗莎·博扎丘，1910年生于时属奥斯曼帝国的斯科普里，父母是阿尔巴尼亚人。她12岁时加入天主教儿童慈善会，15岁赴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18岁那年，她只身到爱尔兰罗雷托修女会做初学生，自此成为一名修女。
在印度的经历，让特蕾莎有机会切身感受到印度贫富差距的明显，受到被她称为“号召中的号召”，她开始和其他修女一起去社区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和收留病患。
1950年，经梵蒂冈准允，特蕾莎与其他12位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该修女会的制服是传统的天主教修女制服和印度裹裙沙丽的结合，这是特雷莎修女的标志性形象。今天，该教会有5600名成员、数十万志愿者，在139个国家成立了孤儿院、学校、病人和濒死者的收容所、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等等。
不过，据后来披露的书信显示，特蕾莎修女大部分的成年时光都生活在精神痛苦中。
她曾经经历了一段被教会称为“灵魂的黑夜”时期。这是一个关于精神怀疑、绝望和孤独的阶段，尽管许多教徒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但特蕾莎的这一时期持续了将近50年。
“我的灵魂中充斥着各种冲突。我是这样深深地渴望着上帝，以至于它转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持久的受难。”1957年2月28日，她在写给当时印度加尔各答费迪南德大主教的信中说，“灵魂毫无吸引力，天堂没有任何意义，它们都很空洞。对我来说它们什么都不是，不管到哪里我都要忍受着对上帝的渴望。”
在另一封信中，特蕾莎承认，她的微笑是“覆盖住大量痛苦的巨大斗篷”。
一些人震惊于她内心状态与外在表现的强烈差别，甚至将这种差别视作欺骗。
但新泽西的塞顿霍尔大学历史教授伊内斯却认为，这更加证明了特蕾莎修女“不是遥不可及的、完美到毫无瑕疵的圣人”。
出版这些信件的加拿大神父布瑞恩·克洛迪舒克认为，这更证明了特蕾莎不是个伪善的人，“那是她与耶稣的关系，正因为此，她更能理解人们的痛苦与孤独。”克洛迪舒克称，“对我来说，这个黑暗面才是她一生中最具英雄色彩的一面。”
而在特蕾莎修女自己看来，她可能永远都处于这黑暗的一面。据2007年编辑出版的《特蕾莎修女——为我照亮》一书，特蕾莎修女曾发出这样的宣言：“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圣人，那毫无疑问，我也将是个‘黑暗的圣人’。”
“特事特办”的待遇
而这位“黑暗圣人”的封圣日，恰是她逝世1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
受健康问题困扰数年之后，特蕾莎修女于1997年去世，享年87岁。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
与此同时，为她封圣的程序几乎同时开启。
“封圣”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评估，绝大多数人直到逝世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获追封。相比之下，特蕾莎修女的“封圣”几乎享受了“特事特办”的待遇，她也成为了梵蒂冈现代历史上，除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外，“封圣”最快的一位。
据CNN报道，特蕾莎修女刚过世，她的信徒就要求梵蒂冈加快这一进程，称她的功绩已经举世皆知。就连“封圣”进程所需要的5年评估等待期都被时任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抹去。
而成为圣人，需要她死后的两起“神迹”。
最新的一起神迹被教皇方济各于去年12月承认：一名罹患脑肿瘤的巴西男子在妻子向特蕾莎祈祷后，突然痊愈。 事实上，此事发生在2008年，这位男子名叫马西利奥·阿尔杜伊诺，是一位巴西工程师。据美国政治网站《每日野兽》报道称，马西利奥是特蕾莎的“粉丝”之一。
当时，这位“粉丝”因患严重脑疾而处于昏迷，被送入医院的手术室接受抢救。他的妻子则在医院的小教堂中祈祷，请求特蕾莎修女“亲自照看她的丈夫”。
而当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神迹”发生了，马西利奥已经起身坐在手术床上，神智清醒，他问医生：“我在这里做什么？”该医院医生则在报告上称：“病人即刻痊愈了，他身患的阻塞性脑积水复合脓肿也已经消失。”
据悉，即便是在教廷封圣部审理的因奇迹痊愈的个案中，该事也是少见的“头等神迹”。梵蒂冈称其为“向援助穷人和边缘地区的天使，敞开成圣大门的最新标记”。
而另一起“神迹”则是关于印度妇女莫妮卡·巴士拉。
特蕾莎去世后仅一年，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小镇里，这位印度妇女因为下体疼痛来找修女。据称，特蕾莎佩戴过的一个圆牌发出的光芒，转眼间就解决了她的问题——她下体的一个肿瘤被神奇地治愈了。
“我吃了医生给的药，只会没完没了地呕吐，让我痛苦不堪。但当我用心向特蕾莎修女祈祷时，她的光芒庇佑了我，然后我就完全复原了。”莫妮卡告诉媒体。
然而，此事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人们认为，是现代医学，而不是某些“神迹”治愈了她。
给她治病的医生则直言不讳：“神迹的说法绝对是胡扯，应该受到每个人的诅咒。她下体因肺结核长了一个肉瘤，药物缩小了它，直到一年后完全消失。”
一开始，同样不相信“神迹”的还有莫妮卡的丈夫，2002年，在美国《时代》杂志的采访中，她的丈夫称，“这是无中生有。我妻子是被医生治愈的，而不是任何神迹。”
不过，这位先生却在特蕾莎修女宣福前“及时地”转变了观点（宣福，封圣前的一个程序，需要一个神迹证明）。他称是特蕾莎帮了他的妻子。而他同时提到的是，“现在，我和孩子们在修女们的帮助下可以受到教育，我也有能力买了一小块地。一切都好起来了。”
这本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近日，当CNN再次找到他确认时，他仍然保持着对特蕾莎修女的感激，而对于当年告诉《时代》周刊的话，他则告诉记者“无可奉告”。
“二战场景”
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特蕾莎所建立的临终医院。
2008年金融危机后，哈姆林·冈萨雷斯暂时放下了迈阿密的房地产生意，前往印度。他来到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建立的垂死者之家，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的志愿者生活。
冈萨雷斯没有亲眼见过特蕾莎，但他称特蕾莎那些“残留遗产”就足以令他幻想破灭。
“没有正式的医生，没有足够的医疗经验，志愿者——包括我自己，在从事临终关怀工作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冈萨雷斯对那里医疗保健水平的落后感到震惊。
同样让他震惊的还有卫生和生活状况，冈萨雷斯看到修女经常在用自来水冲洗后，重复使用针头;那些沾上了尿液和粪便的衣服，有时和厨具放在同一房间;患呼吸道疾病的病人使用几乎要冻上的凉水洗澡，因为热水器提供的热水不够洗一个完整的澡。“这就像一个二战集中营的场景。”冈萨雷斯说。
他多次试图提出捐钱安装热水器的想法，但每每提到这里，修女们会称，“我们不这么做，现在这样是耶稣想要的方式。”冈萨雷斯总是得到类似的回答。
对此，该疗养院发言人、特蕾莎的朋友萨尼塔·库玛称，这就是能给穷人的基本保障服务。“特蕾莎想开设的不是一个五星级医院。”
著名学者罗宾·福克斯博士也在美国著名杂志《柳叶刀》描述了自己在特蕾莎一间收容所的观察，“给晚期癌症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很少进行身体检查，让生命垂危的人接受冷水浴，我感到这是不可原谅的。”
特蕾莎修女总是强调，用最简单的手段治疗穷人是多么重要。但福克斯博士称不区分可治的和不可治的病人，针具和其他用具缺乏消毒等等，会导致感染和不必要的死亡。他忍不住进行了批评：“这与收容所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特蕾莎更相信上天‘预定的安排’，她的规则是要防止人们涌向物质主义。”
实际上，据媒体报道，特蕾莎出生之前，加尔各答就早已有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规模还是医疗保障，特蕾莎的机构都是最低限度的。在这里，孤儿可以有饭吃，垂死的人头上有个屋顶，护士修女们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不同的只是垂死之人要受洗礼。
而正是因为这些基本保障服务，特蕾莎修女——彼时已获全球认可的名人——在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说她不值得这个奖，但却愿意“代表整个社会中饥饿的人、赤裸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残疾人、盲人、麻风病人，以及那些感到自己没人需要，没人爱，没人关心的人”接受它。
而在演说里，特蕾莎没有提及其收容所里将死之人的现状，而是把重点放在堕胎这个天主教会“经久不衰”的主题上。
“堕胎对和平构成威胁。”她说，“如今，堕胎是最坏的恶行，是和平最大的敌人……因为如果一个母亲可以杀死她自己的孩子，还有可以阻拦我们杀害自己，或其他人的吗？没有。”
特蕾莎修女的关于堕胎、避孕和离婚的有些教条的观点可能受梵蒂冈所欢迎，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些批评人士指责特蕾莎修女在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劝说他人相信基督教。
“有关她所做的一切，重点都不在慈善，而是传教。”批评人士指出。
钱的问题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离世时，媒体报道她全部的财物少得可怜——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 但在她身后，关于修女会资金运作却一直被世人质疑。
特蕾莎的组织接收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但他们的来源总是受到批评。英国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地狱天使》中指出，特蕾莎修女收到了奖项、名声和来自许多有着明显政治动机或者可疑商业历史的人的金钱：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里根家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拉美地区首富杜瓦利埃家族，以及美国律师查尔斯·基廷——美国最著名的反色情斗士之一，后因金融丑闻而被判刑12年。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基廷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纪大骗子”。
而据德国一家媒体报道，当基廷因诈骗和贪污被关押后，特蕾莎修女曾给法官写信祈求宽恕。检察官以私人的名义回信，她从基廷那里收到的捐款是从无辜的投资者那里盗取的，这位检察官私下里请特蕾莎退还该笔捐款。然而特蕾莎并没有任何回应。
修女会资金的去向更是屡被指责。
该修女会原修女苏珊·希尔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金钱来得飞快，邮差经常送来整邮袋的信，我们经常收到5万美金或数目更高的支票。”捐款者认为这些钱应该用来构建医院、学校和升级他们的设施。
但这些钱都到了什么地方，希尔兹并不知道。资金数目和用处没有公开，收容所简陋的条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对此，加尔各答儿童收容所负责人贞德修女称，“确实有资金汇入，但我们每天都能养活每张饥饿的嘴，这是爱的奇迹。”当被问起资金去向时，媒体总是会得到类似的回答。
有人质疑这些捐款都被用来传教，而不是特蕾莎的慈善事业。
而特蕾莎似乎也并不打算改变穷人所受的苦难。1981年她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当被问到穷人是否要忍受命运时，她回答说：“我想，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分享基督的苦难，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相信，穷人的苦难是对世界其他人极大的帮助。”
而在很多时候，即便是在印度次大陆出现危机时，这位“活着的圣者”却往往不在加尔各答的庇护所里，媒体称她总是在路上，往往是在第二故乡罗马，或是在美国，或是正在为反堕胎巡游世界。戴安娜王妃曾多次想在加尔各答与特蕾莎相会而未果，她们最终的会面地是罗马和纽约。
不过，对于9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追随者而言，特蕾莎修女将永远是一个“活着的圣人”，再多的争议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
（王娜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