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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柯卡尔迪，是古典经济学之父。他一生的理想是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系统阐明生存在宇宙中的这个无限而又联系着的人类活动体系的整个过程，以及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运行机制。他勤奋好学，呕心沥血，留下的《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亚当·斯密的当代继承者，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一生致力的问题，是探究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秩序间的复杂关系。他治学严谨，刻苦著述，留下的大量著作和论文描绘了“一幅社会科学的画卷”，影响了各国思想家对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和原理的认识。
2014年初冬，哈耶克有幸乘上时间机器穿越时空，去拜见仰慕已久的斯密。时间机器飞快的速度让哈耶克感觉晕眩，恍惚进入梦乡。等他睁开眼，已经在爱丁堡附近的柯卡尔迪小镇上降落。
斯密：您来看我，我深感荣幸。
哈耶克：我很喜欢您的作品，它们曾对我产生了重要助益。今天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向您请教。古典经济学没有李嘉图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没有您便不可理解了。
斯密：我是一个很在意自己作品质量的人，对《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如今受到的仔细推敲而感到忧心忡忡。在去世前1周，我要求有关人员当场把指定的16册书稿烧掉，只留下那部未写完的天文史书稿。
哈耶克：授课之余在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舍管理员、财务主管、教务长、副校长、教授委员会成员、评议委员会主席时，您是一个认真而又坚持原则的人。在任职苏格兰海关专员时，您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行政人员。在履行爱丁堡守卫队名誉队长职务时，也展现出能够处理实际事务的管理者形象。
斯密：您对我的经历了如指掌。令我经常追忆的13年格拉斯哥大学教书生涯，是一生中收获最大、生活得最快乐最荣光的时期。按照苏格兰大学传统学科划分方法，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纯文学，道德哲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由于之前在爱丁堡大学成功开设了从未有人尝试的英国文学这门公共课，也讲过修辞学和法学、政治学，所以我就选择这些方面作为在格兰斯哥大学第一个学期的讲课内容。1752年，我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成为道德哲学教授。我讲课的时候几乎全凭现场即时发挥，通过各种例证牢牢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并常常选取一个表情多变的学生来检验讲课效果。从学生中挑选出一些有能力的人，邀请他们到家里讨论问题。许多富家子弟虽然不打算完成学业，但是为了能够听我讲课而来到格拉斯哥大学。在《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一些更为遥远的学生也来到这里学习。讲课中谈到的话题在整个城镇流行，在我离开之前使全城的人都相信了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
哈耶克：我步您的后尘，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12年。该委员会学生和教员之间比例极低，师生关系密切，同时专业背景非常多元。每个周三晚上，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椭圆形橡木桌前讨论我提出的问题，不懈调动各个领域的知识，跟活着的、已去世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对话。
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说过，那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因为在社会科学中，几乎不存在仅依据某个单一特定的学科便能恰当回答的具体问题。极为重要的是，我们领域中的所有问题更会涉及到哲学问题。英国的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个国家中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都是哲学家，而且至少从过去情形来看，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同时都是经济学家。的确，经济学家当中也有两个明显例外，这就是李嘉图和马歇尔，但这一点难道就不能被视做他们研究工作中之所以存在某些不足的原因吗？
斯密：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哲学，是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侧重于运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学，以自然哲学学派中的“自然秩序”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
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后，我感到敢于质疑的精神和广泛学习的热情是爱丁堡大学从来没有的，这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创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名言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一个拥有非凡独创能力的思想家，一个举世无双的演讲家，更是一个对自己影响最大最持久的人。尽管当时自己还只是一个16岁的年轻人，但是在哈奇森启发式指导下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了。《道德情操论》的整个轮廓，是听他的课时启发下形成的。哈奇森曾经在课堂上明确提出并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将道德情操归之于同情心吗？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常常赞同那些与我们没有相同情感的人的行为，比如说敌人的勇敢。我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人们对公正的第三方怀有相同情感的理论，从而克服了前面所说的缺陷，这个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可能会涉及到。同时，他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然法学课程的一个分支进行过系统研究，因为讨论契约时必然涉及竞争、利息、货币等方面问题。在其著作中也已可发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不过还不曾使用这两个名词而已。所以，我早在哈奇森的课堂上就接触了最具活力的经济学思想萌芽，深切地热爱一切合乎情理的自由，而重农主义学者大概20年后才提出这方面观点。另外，他把我为《人性论》写的一篇摘要写信推荐给了作者休谟，于是我与休谟结下了30多年的友谊。他在爱丁堡的家中专门留了一间卧室，供我去时居住。在休谟去世前，我曾探望过他。多次见面和通信，深受其影响。休谟与我的思想体系有兼容性，不同著作可以彼此互为注释，体现同一思想体系的不同侧面。半个世纪以后，在我当选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回忆母校恩情时这样称呼他——“永远难忘的哈奇森”。
哈耶克：回视学术生涯，自己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曼德维尔，您的著作可以说是另一个重要源泉。《国富论》从分工理论推导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已经内涵着我所发现并弘扬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思想原型。 《国富论》的第一章便是“论分工”，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您的全部经济学分析。在您之前，有许多学者曾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进行过阐述，如柏拉图论述过分工对改善社会福利的意义，配弟分析了专业化对生产力分工的作用，但真正将分工置于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地位，从而形成系统分工理论的是您。就像熊彼特教授所说，“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您不仅揭示了劳动分工对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从“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一角度论述了确定分工程度或者说分工发展的限制性问题。美国学者扬格教授概括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具体含义是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市场范围的扩展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市场的扩展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因为市场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收入，而收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所以，扬格教授把“斯密定理”归结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称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度的成果之一”。一些经济史学家也常把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相互促进称作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
斯密：人类是通过分工的进步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并通过分工的发展不断提升文明的程度。社会的全部经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分工的发展史。
我生活的时代正是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时期。当时英国的小农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农业领域中确立。封建式的行会手工业逐渐瓦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但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需要，于是18世纪60年代催生了产业革命。彼时的格拉斯哥是一个仅仅拥有2、3万个居民的小城镇，但其商船遍布世界各个海域，与西印度群岛的烟草贸易占据世界首位，流传着许多有趣的走私故事。商人们以极大进取心建立炼铁厂、制革厂、印染厂、陶器制造厂等，开始生产地毯、丝绸，开办船舶银行、徽章银行。我非常喜欢去柯卡尔迪的制钉厂玩，正是在那里获得了对于劳动分工的最粗浅认识。《国富论》草稿中只有分工部分给出了超出一半篇幅的详细内容，其他部分仅仅只有提纲。
不好意思讲，我从孩提时代就有爱走神和自言自语的毛病。4岁那年前往外祖父家时，差一点被吉普赛人拐走。打牌时会突然想到什么，就会忘记叫牌。与友人谈话时，自己会拿出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揉成一团后放进茶壶。更滑稽的错误发生在任海关专员时。有一天，我要在1份官方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但我却模仿前面一位海关专员的签名，写了那个人的名字。虽然有这个毛病，但我有一项比较惊人的能力（笑），就是在清醒以后能够很清楚地记得走神时周围人的谈话。另外，头颤病也困扰一生。
哈耶克：走神的原因，是注意力长期高度集中，我把它称之为思想家的“思想抽筋”。自言自语是一种最健康的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我患过一段时间严重的抑郁症，但说来奇怪，拿了诺贝尔奖后抑郁症眨眼之间消失了。
格拉斯哥城市的发展对您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极敏锐的观察家，对事物的体验和分析比其他人要全面、深刻。您在说明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时使用的制针和呢绒上衣两个著名例子，如果没有实际观察，是不可能有如此淋漓尽致的描绘的，同时也不可能把分工与效率、与市场范围、与资本货币、与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次多角度论述，从而使分工在经济学中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斯密：特有的生活背景，使我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曼德维尔认为交换是分工的结果，而本人则提出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尽管人类的智慧能预察到分工会产生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但衍生出这么多益处的劳动分工，却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在我那里，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唯一因素的，像物理力量一样发挥作用，作为富国裕民的关键起点。但我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分工或产业分工的观点，从而不能把制针工场的分工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对分工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听闻您后来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式进行批判时，提出了重要性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的知识分工问题？
哈耶克：1936年我在《经济学与知识》这篇论文中建构了“分立的个人知识”概念，确立了“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我的研究发现，所谓“客观事实”的知识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为行动者主观拥有的或者是主观解释的，它们是分散的或分立的且受制于持续的变化，为行动者以不同的量所拥有。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又明确指出，“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了，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我甚至指出，行动者之间经由时间而发现和传播“分立的个人知识”的方式，乃是社会理论理解经济行动如何得以协调或社会秩序如何得以自行创造和维续的关键所在。进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市场秩序的优点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价格机制使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行动，从而实现知识分工。自己的最终结论是，这种机制是一种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其实在《国富论》中您已经部分阐明了个人知识问题，分析了由于信息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往往不能保证最佳资源分配，同时论述了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掌握的信息，作出在他们看来是最佳的判断。
斯密：《国富论》没有提出对知识分工问题的一般化认识。当时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而且还过分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不同的个人所具有的“自私”目的才促使他们为彼此提供服务。就像您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讲的那样，劳动分工的实施范围极其广泛，家庭、军队等组织内部亦实施着劳动分工。此外，自生自发秩序所具有的优势也并不取决于人是自私的这一点，关键在于它会对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目的进行协调。 哈耶克：这涉及人性假设问题，让我们接着讨论“斯密问题”。“斯密问题”是德国旧历史学派在19世纪中叶研究德国发展模式的时候提出来的，试图说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从而延续李斯特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以及构建自身的政策理论。“斯密问题”的基本内容是：《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心”或利他主义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国富论》中却把利己作为人类行为的最根本动机，并以此来构建人类社会秩序。旧历史学派的基本立论是“自利的人是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的”。后来在德国新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论战中，作为经济伦理关系代表性问题的“斯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之一。新历史学派认为您没有考虑人类行为多种多样的动机，仅以自利动机为基础的解释势必导致不准确的结论。而奥地利学派直接以“效用”作为分析基础，肯定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在方法上的假设正当性，但在这场论争中奥地利学派的解释也没有被完全认同。
斯密：休谟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启发我从人性中寻求人类活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国富论》出版后把第1本赠予他。我对人性的考察，是从人之所处的现实境况出发的。传统观点对利己的批驳虽有合理性，但过分简化了对现实的说明。我首先认为利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并无善恶之分。它不仅是对自身生命和财产的自保，还是对他人的关注。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自爱是由其他动机特别是同情相伴随的，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必然在自己的利益中包含了别人的利益。“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请注意的是，两本书中我都将自利解释成自爱，而不是自私。
哈耶克：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人的自利有分子生物学上的基础，是基因遗传的。
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休谟的同情原则和“旁观者”理论。在休谟那里，同情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心理倾向，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传达能力，不受气候、民族、时空的影响，任何人的快乐或痛苦都会在我们内心引起相应的情感。但是，我们实际上的同情不仅是高度多样化的，而且受到在空间和时间、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似性，以及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家族纽带的影响而具有偏颇性。同情的这种个体性、主观性和差异性，使得休谟的道德学说体系无法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休谟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旁观者”的观点。他的“旁观者”事实上只是理论上虚设的一个理想的观察者，即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冷静地把自己看成与行为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者，并能以第三者的眼光来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善和恶。
斯密：我所理解的同情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情感，每一个人会将自我的情感置于他人所拥有的情境中，以自我的想象力去体味和经验他人的情感。不仅指与别人在感情上的共享，而且还指对人的能在感情上彼此分享的认识和理解。受洛克《论宗教宽容》中“道德行为同时属于外在法庭和内在法庭双重的管辖”这一思想的启发，我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概念。它不仅是指真正独立于行为人的真正的旁观者，而且是指存在于行为人自身内心的一个“假想的公正的旁观者”，前者是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赞同或反对的道德评判的旁观者，而后者是对自我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内心的旁观者”。所谓的良心（conscience）就是由此而来。Conscience从拉丁文conscientia一词而来，原意便是人与人之间“默契的知识”。
哈耶克：“公正的旁观者”概念奠定了您在伦理学上的重要地位，赢得可与休谟平分秋色的名誉。
斯密：可是仅仅带有自我赞同情感的行为都不能严格地称作美德，只有通过“同情”和对“合宜性”的正确判断而引致社会赞同的行为，才是真正符合美德的行为。这种道德行为不是建立在某些个人的伦理判断之上，而是基于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一致的估价”之上，以此来维系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与其自利本能相融洽的社会合作。“一致的估价”将人类社会中道德行为的极为纷繁的差异性整合到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价值观念体系”中。正如《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那样，“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作者介绍
杜益民：宁波市江东区政协副主席。
方海良：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亚当·斯密的当代继承者，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一生致力的问题，是探究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秩序间的复杂关系。他治学严谨，刻苦著述，留下的大量著作和论文描绘了“一幅社会科学的画卷”，影响了各国思想家对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和原理的认识。
2014年初冬，哈耶克有幸乘上时间机器穿越时空，去拜见仰慕已久的斯密。时间机器飞快的速度让哈耶克感觉晕眩，恍惚进入梦乡。等他睁开眼，已经在爱丁堡附近的柯卡尔迪小镇上降落。
斯密：您来看我，我深感荣幸。
哈耶克：我很喜欢您的作品，它们曾对我产生了重要助益。今天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向您请教。古典经济学没有李嘉图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没有您便不可理解了。
斯密：我是一个很在意自己作品质量的人，对《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如今受到的仔细推敲而感到忧心忡忡。在去世前1周，我要求有关人员当场把指定的16册书稿烧掉，只留下那部未写完的天文史书稿。
哈耶克：授课之余在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舍管理员、财务主管、教务长、副校长、教授委员会成员、评议委员会主席时，您是一个认真而又坚持原则的人。在任职苏格兰海关专员时，您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行政人员。在履行爱丁堡守卫队名誉队长职务时，也展现出能够处理实际事务的管理者形象。
斯密：您对我的经历了如指掌。令我经常追忆的13年格拉斯哥大学教书生涯，是一生中收获最大、生活得最快乐最荣光的时期。按照苏格兰大学传统学科划分方法，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纯文学，道德哲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由于之前在爱丁堡大学成功开设了从未有人尝试的英国文学这门公共课，也讲过修辞学和法学、政治学，所以我就选择这些方面作为在格兰斯哥大学第一个学期的讲课内容。1752年，我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成为道德哲学教授。我讲课的时候几乎全凭现场即时发挥，通过各种例证牢牢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并常常选取一个表情多变的学生来检验讲课效果。从学生中挑选出一些有能力的人，邀请他们到家里讨论问题。许多富家子弟虽然不打算完成学业，但是为了能够听我讲课而来到格拉斯哥大学。在《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一些更为遥远的学生也来到这里学习。讲课中谈到的话题在整个城镇流行，在我离开之前使全城的人都相信了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
哈耶克：我步您的后尘，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12年。该委员会学生和教员之间比例极低，师生关系密切，同时专业背景非常多元。每个周三晚上，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椭圆形橡木桌前讨论我提出的问题，不懈调动各个领域的知识，跟活着的、已去世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对话。
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说过，那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因为在社会科学中，几乎不存在仅依据某个单一特定的学科便能恰当回答的具体问题。极为重要的是，我们领域中的所有问题更会涉及到哲学问题。英国的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个国家中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都是哲学家，而且至少从过去情形来看，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同时都是经济学家。的确，经济学家当中也有两个明显例外，这就是李嘉图和马歇尔，但这一点难道就不能被视做他们研究工作中之所以存在某些不足的原因吗？
斯密：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哲学，是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侧重于运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学，以自然哲学学派中的“自然秩序”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
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后，我感到敢于质疑的精神和广泛学习的热情是爱丁堡大学从来没有的，这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创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名言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一个拥有非凡独创能力的思想家，一个举世无双的演讲家，更是一个对自己影响最大最持久的人。尽管当时自己还只是一个16岁的年轻人，但是在哈奇森启发式指导下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了。《道德情操论》的整个轮廓，是听他的课时启发下形成的。哈奇森曾经在课堂上明确提出并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将道德情操归之于同情心吗？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常常赞同那些与我们没有相同情感的人的行为，比如说敌人的勇敢。我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人们对公正的第三方怀有相同情感的理论，从而克服了前面所说的缺陷，这个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可能会涉及到。同时，他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然法学课程的一个分支进行过系统研究，因为讨论契约时必然涉及竞争、利息、货币等方面问题。在其著作中也已可发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不过还不曾使用这两个名词而已。所以，我早在哈奇森的课堂上就接触了最具活力的经济学思想萌芽，深切地热爱一切合乎情理的自由，而重农主义学者大概20年后才提出这方面观点。另外，他把我为《人性论》写的一篇摘要写信推荐给了作者休谟，于是我与休谟结下了30多年的友谊。他在爱丁堡的家中专门留了一间卧室，供我去时居住。在休谟去世前，我曾探望过他。多次见面和通信，深受其影响。休谟与我的思想体系有兼容性，不同著作可以彼此互为注释，体现同一思想体系的不同侧面。半个世纪以后，在我当选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回忆母校恩情时这样称呼他——“永远难忘的哈奇森”。
哈耶克：回视学术生涯，自己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曼德维尔，您的著作可以说是另一个重要源泉。《国富论》从分工理论推导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已经内涵着我所发现并弘扬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思想原型。 《国富论》的第一章便是“论分工”，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您的全部经济学分析。在您之前，有许多学者曾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进行过阐述，如柏拉图论述过分工对改善社会福利的意义，配弟分析了专业化对生产力分工的作用，但真正将分工置于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地位，从而形成系统分工理论的是您。就像熊彼特教授所说，“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您不仅揭示了劳动分工对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从“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一角度论述了确定分工程度或者说分工发展的限制性问题。美国学者扬格教授概括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具体含义是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市场范围的扩展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市场的扩展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因为市场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收入，而收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所以，扬格教授把“斯密定理”归结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称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度的成果之一”。一些经济史学家也常把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相互促进称作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
斯密：人类是通过分工的进步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并通过分工的发展不断提升文明的程度。社会的全部经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分工的发展史。
我生活的时代正是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时期。当时英国的小农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农业领域中确立。封建式的行会手工业逐渐瓦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但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需要，于是18世纪60年代催生了产业革命。彼时的格拉斯哥是一个仅仅拥有2、3万个居民的小城镇，但其商船遍布世界各个海域，与西印度群岛的烟草贸易占据世界首位，流传着许多有趣的走私故事。商人们以极大进取心建立炼铁厂、制革厂、印染厂、陶器制造厂等，开始生产地毯、丝绸，开办船舶银行、徽章银行。我非常喜欢去柯卡尔迪的制钉厂玩，正是在那里获得了对于劳动分工的最粗浅认识。《国富论》草稿中只有分工部分给出了超出一半篇幅的详细内容，其他部分仅仅只有提纲。
不好意思讲，我从孩提时代就有爱走神和自言自语的毛病。4岁那年前往外祖父家时，差一点被吉普赛人拐走。打牌时会突然想到什么，就会忘记叫牌。与友人谈话时，自己会拿出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揉成一团后放进茶壶。更滑稽的错误发生在任海关专员时。有一天，我要在1份官方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但我却模仿前面一位海关专员的签名，写了那个人的名字。虽然有这个毛病，但我有一项比较惊人的能力（笑），就是在清醒以后能够很清楚地记得走神时周围人的谈话。另外，头颤病也困扰一生。
哈耶克：走神的原因，是注意力长期高度集中，我把它称之为思想家的“思想抽筋”。自言自语是一种最健康的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我患过一段时间严重的抑郁症，但说来奇怪，拿了诺贝尔奖后抑郁症眨眼之间消失了。
格拉斯哥城市的发展对您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极敏锐的观察家，对事物的体验和分析比其他人要全面、深刻。您在说明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时使用的制针和呢绒上衣两个著名例子，如果没有实际观察，是不可能有如此淋漓尽致的描绘的，同时也不可能把分工与效率、与市场范围、与资本货币、与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次多角度论述，从而使分工在经济学中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斯密：特有的生活背景，使我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曼德维尔认为交换是分工的结果，而本人则提出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尽管人类的智慧能预察到分工会产生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但衍生出这么多益处的劳动分工，却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在我那里，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唯一因素的，像物理力量一样发挥作用，作为富国裕民的关键起点。但我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分工或产业分工的观点，从而不能把制针工场的分工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对分工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听闻您后来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式进行批判时，提出了重要性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的知识分工问题？
哈耶克：1936年我在《经济学与知识》这篇论文中建构了“分立的个人知识”概念，确立了“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我的研究发现，所谓“客观事实”的知识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为行动者主观拥有的或者是主观解释的，它们是分散的或分立的且受制于持续的变化，为行动者以不同的量所拥有。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又明确指出，“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了，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我甚至指出，行动者之间经由时间而发现和传播“分立的个人知识”的方式，乃是社会理论理解经济行动如何得以协调或社会秩序如何得以自行创造和维续的关键所在。进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市场秩序的优点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价格机制使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行动，从而实现知识分工。自己的最终结论是，这种机制是一种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其实在《国富论》中您已经部分阐明了个人知识问题，分析了由于信息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往往不能保证最佳资源分配，同时论述了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掌握的信息，作出在他们看来是最佳的判断。
斯密：《国富论》没有提出对知识分工问题的一般化认识。当时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而且还过分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不同的个人所具有的“自私”目的才促使他们为彼此提供服务。就像您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讲的那样，劳动分工的实施范围极其广泛，家庭、军队等组织内部亦实施着劳动分工。此外，自生自发秩序所具有的优势也并不取决于人是自私的这一点，关键在于它会对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目的进行协调。 哈耶克：这涉及人性假设问题，让我们接着讨论“斯密问题”。“斯密问题”是德国旧历史学派在19世纪中叶研究德国发展模式的时候提出来的，试图说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从而延续李斯特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以及构建自身的政策理论。“斯密问题”的基本内容是：《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心”或利他主义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国富论》中却把利己作为人类行为的最根本动机，并以此来构建人类社会秩序。旧历史学派的基本立论是“自利的人是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的”。后来在德国新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论战中，作为经济伦理关系代表性问题的“斯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之一。新历史学派认为您没有考虑人类行为多种多样的动机，仅以自利动机为基础的解释势必导致不准确的结论。而奥地利学派直接以“效用”作为分析基础，肯定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在方法上的假设正当性，但在这场论争中奥地利学派的解释也没有被完全认同。
斯密：休谟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启发我从人性中寻求人类活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国富论》出版后把第1本赠予他。我对人性的考察，是从人之所处的现实境况出发的。传统观点对利己的批驳虽有合理性，但过分简化了对现实的说明。我首先认为利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并无善恶之分。它不仅是对自身生命和财产的自保，还是对他人的关注。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自爱是由其他动机特别是同情相伴随的，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必然在自己的利益中包含了别人的利益。“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请注意的是，两本书中我都将自利解释成自爱，而不是自私。
哈耶克：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人的自利有分子生物学上的基础，是基因遗传的。
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休谟的同情原则和“旁观者”理论。在休谟那里，同情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心理倾向，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传达能力，不受气候、民族、时空的影响，任何人的快乐或痛苦都会在我们内心引起相应的情感。但是，我们实际上的同情不仅是高度多样化的，而且受到在空间和时间、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似性，以及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家族纽带的影响而具有偏颇性。同情的这种个体性、主观性和差异性，使得休谟的道德学说体系无法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休谟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旁观者”的观点。他的“旁观者”事实上只是理论上虚设的一个理想的观察者，即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冷静地把自己看成与行为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者，并能以第三者的眼光来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善和恶。
斯密：我所理解的同情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情感，每一个人会将自我的情感置于他人所拥有的情境中，以自我的想象力去体味和经验他人的情感。不仅指与别人在感情上的共享，而且还指对人的能在感情上彼此分享的认识和理解。受洛克《论宗教宽容》中“道德行为同时属于外在法庭和内在法庭双重的管辖”这一思想的启发，我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概念。它不仅是指真正独立于行为人的真正的旁观者，而且是指存在于行为人自身内心的一个“假想的公正的旁观者”，前者是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赞同或反对的道德评判的旁观者，而后者是对自我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内心的旁观者”。所谓的良心（conscience）就是由此而来。Conscience从拉丁文conscientia一词而来，原意便是人与人之间“默契的知识”。
哈耶克：“公正的旁观者”概念奠定了您在伦理学上的重要地位，赢得可与休谟平分秋色的名誉。
斯密：可是仅仅带有自我赞同情感的行为都不能严格地称作美德，只有通过“同情”和对“合宜性”的正确判断而引致社会赞同的行为，才是真正符合美德的行为。这种道德行为不是建立在某些个人的伦理判断之上，而是基于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一致的估价”之上，以此来维系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与其自利本能相融洽的社会合作。“一致的估价”将人类社会中道德行为的极为纷繁的差异性整合到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价值观念体系”中。正如《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那样，“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作者介绍
杜益民：宁波市江东区政协副主席。
方海良：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