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明代荣河县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属山西布政使司平阳府蒲州。然《明史•礼志四》中有关汤陵所在的记载却将“荣河”写作“荥河”，且在诸多史籍中，“荣河”、“荥河”并存，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史料的考辨，纠正这一错误。
关键词：荣河；荥河；汤陵；荣河温洛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66-03
一
明太祖定鼎南京，沿袭了历代对古代帝王的祭祀传统，“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1]，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德之君，商汤亦在祭祀之列。“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2]。《四库全书》本《明史》以及仁寿本《明史》皆作“荥河”。山西这一地理概念历代不一，但具体到明代，山西“东至真定，与北直界。北至大同，外为边地。西南皆至河，与陕西、河南界”[3]，与现在的行政范围相近。《明史•地理志•山东山西》中有关于“荥河”的记载：“荥河：（蒲）州北少东。大河在城西，汾水至此入河。”[4]然而，翻检史书，山西蒲州自古并未有荥河建置，反而在今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历代均置县管辖，且与荥河形近，作“荣河”。
该地位于汾河之南，历代均称之为“汾阴”，直至“开元十年，以地得宝鼎之祥，遂改汾阴为宝鼎，属河中府。宋大中祥符四年，有荣光羃河之瑞，改宝鼎为荣河，仍隶河中府。金改置荣州，仍为县，属河中府。元仍为荣河县。明仍为荣河县，属平阳府蒲州，隶山西布政司”[5]。可见，荣河建置代代相袭。直至1954年8月，荣河县同万荣县合并组成“万荣县”，荣河作为县一级行政区划，才退出历史舞台。
二
既然荣河的建置一脉相承，那荥河同荣河又是什么关系呢？我国古代又有哪些地理概念同“荥”有关呢？
（一）荥水
《尚书•禹贡》：“荥波既豬。”《周礼•夏官•职方氏》：“豫州，其川荥洛。”从中不难看出，荥指的是上古时期位于今河南地区的一条河——荥水。
（二）荥泽
《尚书•禹贡》中记载：“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这里的“荥”是指“荥泽”，在西汉后期，荥泽已经淤积为平地，但在其周围有两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一曰荥阳，一曰荥泽。两地得名均同荥泽有关，荥阳位于故荥泽之北，故名荥阳。而荥泽原属荥阳，直至隋代才同荥阳分置。
（三）荥河
在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荥河与经河在这里交汇，故其地名为荥经。“唐武德中，析严道县地置。宋仍旧。元后省入严道县，设巡检司。本朝复置县，属雅州。”[6]
综上所述，无论是历史上的荥水、荥泽，亦或是今天的荥河，均不在明代山西布政使司管辖范围之内，荥河同荣河在地理概念上并无任何相交之处。
三
既然荥河的地理概念同荣河无关，确定荥河同荣河的关系，汤陵的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乾隆《荣河县志》：“汤庙：在县北十里。考隋始祀汤于汾阴，然未有庙，庙则宋初所建，侍御史李莹有碑焉。庙肖商汤像，以伊尹、仲虺配。明正德初，少卿乔宇奉命祭告，上疏增修祠宇，春秋致祭。”[7]另外，《大清一统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汤陵在荣河县北。《元和志》在宝鼎县北四十三里。《文献通考》殷葬于汾阴，太祖乾德四年召给守陵五户。《平阳府志》：元癸未岁，沦于汾河，以石柩迁葬焉。明初建寝殿于陵东。”[8]由此可见，荣河县是存在所谓汤陵的。
当然，古帝王的陵墓历经岁月剥蚀，其具体位于何处说法很多，在修撰《明史》的清初，汤陵所在还有另外三种说法：“《皇览》谓在济阴亳县。《括地志》谓在薄城。又云在洛州偃师县，皆以汤所常都处言之。隋文帝始祀汤于汾阴。唐去汾阴而祀偃师。宋迁于汾阴，立祀庙，后遂为故事云。”[9]《大清一统志》的编撰者在陈述汤陵所在争议的同时，明确了宋以后对汤陵祭祀的地点，那就是汾阴，即荣河。
对于另外三种看法，乾隆《偃师县志》中有详细的考辩，作者认为：“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盖此是也”[10]。且言“考《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虽不言汤冢，而太甲所放实于汤葬地。”[11]其实不然，在山西蒲州一带，也有许多商汤遗迹。明人张天復所撰《皇舆考》就有这样的记述：“桐乡城：曲沃。放太甲。”[12]可见，今山西荣河一代为汤陵所在，也是有一定理由的。最后，其作者在极力说明偃师为汤陵所在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今祭汾阴汤陵者，盖承宋乾德四年祀典之旧，即宝鼎之冢。古圣王精灵无所不在，虽非葬处，以为祠焉，可也。”[13]当然，这里的宝鼎，指的就是荣河。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无论是记述汤陵位于荣河的《荣河县志》，还是认为汤陵所在存在争议的《偃师县志》，都承认，国家层面的对于商汤的祭祀，是在荣河举行的。那么，我们就不难认定，《明史•礼志》中所表述的，祭祀商汤于山西荥河是错误的，应当为荣河。
四
当然，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荥河确实存在于许多史籍之中，且荥河所在的位置恰恰就是荣河所在的山西平阳府蒲州。甚而至于在一本书中，此处作荣河而彼处作荥河。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二十，“荥河：战国为魏汾阴地。汉置汾阴县，属河东郡，隋仍为汾阴县，属蒲州，河东郡。唐初属秦州，寻改属蒲州。开元中，改宝鼎县。宋真宗祀汾阴，改曰‘荥河县’，仍隶河中府。金改置荣州，仍为县，属河中府。元仍为荣河县。本朝因之”[14]。《皇舆考》在介绍平阳府属县的舆图中，作“荥河”[15]，而在其后的文字说明中，又作“荣河”[16]。从建置沿革和地理位置上判断，上述两部著作中所提到的荥河，指的就是荣河。那么，荣河和荥河是否可以通用的呢？
荣河的得名源于“荣光羃河”这一祥瑞。所谓羃是覆盖的意思，荣光一词则来源于《尚书•中侯》：“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这里的河指的是黄河。其意是在说明，尧帝执政时期政治清明，五色之光从黄河上冒出，并且照耀四方。结合宝鼎改名为荣河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在宋真宗大搞封禅的大中祥符年间，全国各种祥瑞层出不穷。且宋真宗又于大中祥符四年往汾阴祭后土祠，在宝鼎县出现荣光羃河的祥瑞之兆，自然是其臣下的迎合之举。如果将荣字改为荥字，意思大变，则就不会出现将真宗比作尧帝的政治效果，也不会对皇帝的出巡提供合适的理由。
另外，在明代保留下来的诸多官方献中，荣河确为山西所辖，而不见荥河踪影。例如在规定全国赋役征收数目的《万历会计录》中，荣河县明确记载在山西平阳府蒲州之下，但却并无荥河县[17]。
《荣河县志•选举•进士》中提到一人，名曰樊冕，其为景泰辛未会试进士。在明代，会试得中之人，礼部均会将个人姓名、字号、籍贯、出生年月，及上起始祖，下逮兄弟、妻室之名讳朱卷呈礼部，礼部又据此汇印《登科录》。在明人俞宪编纂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中记载，“樊冕：锦衣卫镇抚司籍，山西荣河县人。”[18]
综上，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山西确有荣河，而荥河则只是荣河的讹传，且两字不能通用。
五
钦定《明史•礼志》中，将荣河误作荥河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明实录》《明会典》中错误的因袭
《明史》的史料来源于官修《明实录》以及《明会典》，《明实录》与《明会典》中本身存在的荣河与荥河的误用，是这一问题在钦定《明史》中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红格本《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同样有对在全国祭祀历代帝王陵寝的记载，“在山西者一：荣河祀商汤。”[19]如果《明史》依据《明太祖实录》修撰，是不会出现这一错误的。然而，在校勘记中却有这样的表述：“《抱本》‘荣’作‘濴’，按《会典》作‘荥’。”[20]可见，在《明史•礼志》有关于祭祀历代帝王内容的修撰过程中，是参考了会典的说法，而会典的误传恰恰在编写《明史》的过程中为修史者所采纳。
（二）沿袭《元史•地理志》之误
《元史•地理志》中在介绍河中府所辖政区时，作“荥河”，且其后有这样的文字：“金隶荥州，元初废荥州，复为荥河县”[21]。但《元史•木华黎传》却言：“（元光元年）冬十月，过晋至绛，拔荣州胡瓶堡。”[22]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金史•宣宗下》中，“（元光元年冬十月乙未），大兵下荣州之胡壁堡及临晋。”[23]由此可见，《元史》和《金史》记述地是同一场战争，而这里提到的“荣州”应当是《元史•地理志》中反复提及的所谓“荥州”。
元明易代，但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明史的修撰者很可能将《元史•地理志》作为《明史》的参考。基于明初修撰《元史》时的仓促，《明史》相沿而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不同的史料来源以及修撰者对实际地理状况的了解不足
在钦定《明史》中，荣河或者荥河共出现七次，其中荣河二次，荥河五次。在对其进行一一分析过程中发现，《礼志》《地理志》《流贼传》皆作“荥河”，而《五行志》却作“荣河”。
《明史•五行三》中对弘治十四年的一次地震有这样的描述：“正月庚戌朔，延安、庆阳二府，同、华诸州，咸阳、长安诸县，潼关诸卫，连日地震，有声如雷。朝邑尤甚，频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压死人畜甚众。县东地拆，水溢成河。自夏至冬，复七震。是日，陕州，永宁、卢氏二县，平阳府安邑、荣河二县，俱震，有声。蒲州自是日至戊午连震。”[24]这里很明确地表明，平阳府荣河县亦在地震受灾区。且同一时期的《孝宗实录》也有着相同的表述，荣河也作荣河[25]。可见，这一段史料基于实录的基础之上，实录中正确的记载，也就成为了《明史》中正确的记载。
《明史•流贼传》有关于崇祯十七年农民军经过山西平阳府，向北京进发的军事行动的描述。“时山西自平阳陷，河津、稷山、荥河皆陷，他府县多望风送款。”[26]这里将荣河误作“荥河”。巧合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有相同的表述，亦将“荣河”误作“荥河”[27]。《古今图书集成•李自成传》成书于康熙早期，而官修《明史》成书于乾隆年间，很可能《明史》作者将该传转引于《明史》之中。故而，两书均出现了同一个问题。并且，《明史》作者很可能不了解山西地方的建置沿革，对其中的错误未加修改，如此这般，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雕版印刷，以致以讹传讹
古人有“荣河温洛”之说，意思为：王者有圣德，则五色祥云覆盖黄河之上，洛水未及回暖而先温。但如同“荣河”被刻作“荥河”一般，“荣河温洛”也常被错刻为“荥河温洛”。 《<文心雕龙>义证》有载“桥川时雄：‘荣’，胡、梅本作‘荥’，何校云：荣为荣光也，作‘荥’非。按荥之本义绝小水也，无光义，从原典作‘荣’是，‘荥’或‘荧’之误。”[28]另“《校注》：‘荣’，唐写本作‘采’……按‘采’、‘荥’二字并误。”[29]可见，这一错误在古代流传就很广，也影响了后世的编撰者，以至于许多人都以为“荥河温洛”是正确的。且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主要的图书出版途径，一部书籍，一经出版，便再版、三版，其错误也随之流传开来，以致后世在修撰《明史》过程中，未加仔细审读，这一错误便沿用下来。
参考文献：
[1][2][3][4][24][2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91；1292；958；963；498；7976.
[5][7]杨令琢等.(乾隆)荣河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62-163；173.
[6]王圻．续文献通考•舆地考•陕西四川（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
[8][9]穆彰阿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山西•蒲州府（四部丛刊续编•史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A；23A.
[10][11][13]孙星衍.（乾隆）偃师县志•陵庙记（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42号）[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99；200；201-202.
[12][15][16]张天復.皇舆考•山东山西（玄览堂丛书第6册）[M].台北：正中书局，1981：187；176；183.
[14]李贤等.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17]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234.
[18]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M].台北：学生书局，1969：280.
[19]明太祖实录（卷62）[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1201.
[20]《明太祖实录》校勘记（卷62）[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278.
[21][22]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3]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4.
[25]明孝宗实录（卷170）[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3077-3078.
[27]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28][2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卷一•正纬第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131.
关键词：荣河；荥河；汤陵；荣河温洛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66-03
一
明太祖定鼎南京，沿袭了历代对古代帝王的祭祀传统，“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1]，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德之君，商汤亦在祭祀之列。“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2]。《四库全书》本《明史》以及仁寿本《明史》皆作“荥河”。山西这一地理概念历代不一，但具体到明代，山西“东至真定，与北直界。北至大同，外为边地。西南皆至河，与陕西、河南界”[3]，与现在的行政范围相近。《明史•地理志•山东山西》中有关于“荥河”的记载：“荥河：（蒲）州北少东。大河在城西，汾水至此入河。”[4]然而，翻检史书，山西蒲州自古并未有荥河建置，反而在今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历代均置县管辖，且与荥河形近，作“荣河”。
该地位于汾河之南，历代均称之为“汾阴”，直至“开元十年，以地得宝鼎之祥，遂改汾阴为宝鼎，属河中府。宋大中祥符四年，有荣光羃河之瑞，改宝鼎为荣河，仍隶河中府。金改置荣州，仍为县，属河中府。元仍为荣河县。明仍为荣河县，属平阳府蒲州，隶山西布政司”[5]。可见，荣河建置代代相袭。直至1954年8月，荣河县同万荣县合并组成“万荣县”，荣河作为县一级行政区划，才退出历史舞台。
二
既然荣河的建置一脉相承，那荥河同荣河又是什么关系呢？我国古代又有哪些地理概念同“荥”有关呢？
（一）荥水
《尚书•禹贡》：“荥波既豬。”《周礼•夏官•职方氏》：“豫州，其川荥洛。”从中不难看出，荥指的是上古时期位于今河南地区的一条河——荥水。
（二）荥泽
《尚书•禹贡》中记载：“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这里的“荥”是指“荥泽”，在西汉后期，荥泽已经淤积为平地，但在其周围有两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一曰荥阳，一曰荥泽。两地得名均同荥泽有关，荥阳位于故荥泽之北，故名荥阳。而荥泽原属荥阳，直至隋代才同荥阳分置。
（三）荥河
在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荥河与经河在这里交汇，故其地名为荥经。“唐武德中，析严道县地置。宋仍旧。元后省入严道县，设巡检司。本朝复置县，属雅州。”[6]
综上所述，无论是历史上的荥水、荥泽，亦或是今天的荥河，均不在明代山西布政使司管辖范围之内，荥河同荣河在地理概念上并无任何相交之处。
三
既然荥河的地理概念同荣河无关，确定荥河同荣河的关系，汤陵的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乾隆《荣河县志》：“汤庙：在县北十里。考隋始祀汤于汾阴，然未有庙，庙则宋初所建，侍御史李莹有碑焉。庙肖商汤像，以伊尹、仲虺配。明正德初，少卿乔宇奉命祭告，上疏增修祠宇，春秋致祭。”[7]另外，《大清一统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汤陵在荣河县北。《元和志》在宝鼎县北四十三里。《文献通考》殷葬于汾阴，太祖乾德四年召给守陵五户。《平阳府志》：元癸未岁，沦于汾河，以石柩迁葬焉。明初建寝殿于陵东。”[8]由此可见，荣河县是存在所谓汤陵的。
当然，古帝王的陵墓历经岁月剥蚀，其具体位于何处说法很多，在修撰《明史》的清初，汤陵所在还有另外三种说法：“《皇览》谓在济阴亳县。《括地志》谓在薄城。又云在洛州偃师县，皆以汤所常都处言之。隋文帝始祀汤于汾阴。唐去汾阴而祀偃师。宋迁于汾阴，立祀庙，后遂为故事云。”[9]《大清一统志》的编撰者在陈述汤陵所在争议的同时，明确了宋以后对汤陵祭祀的地点，那就是汾阴，即荣河。
对于另外三种看法，乾隆《偃师县志》中有详细的考辩，作者认为：“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盖此是也”[10]。且言“考《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虽不言汤冢，而太甲所放实于汤葬地。”[11]其实不然，在山西蒲州一带，也有许多商汤遗迹。明人张天復所撰《皇舆考》就有这样的记述：“桐乡城：曲沃。放太甲。”[12]可见，今山西荣河一代为汤陵所在，也是有一定理由的。最后，其作者在极力说明偃师为汤陵所在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今祭汾阴汤陵者，盖承宋乾德四年祀典之旧，即宝鼎之冢。古圣王精灵无所不在，虽非葬处，以为祠焉，可也。”[13]当然，这里的宝鼎，指的就是荣河。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无论是记述汤陵位于荣河的《荣河县志》，还是认为汤陵所在存在争议的《偃师县志》，都承认，国家层面的对于商汤的祭祀，是在荣河举行的。那么，我们就不难认定，《明史•礼志》中所表述的，祭祀商汤于山西荥河是错误的，应当为荣河。
四
当然，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荥河确实存在于许多史籍之中，且荥河所在的位置恰恰就是荣河所在的山西平阳府蒲州。甚而至于在一本书中，此处作荣河而彼处作荥河。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二十，“荥河：战国为魏汾阴地。汉置汾阴县，属河东郡，隋仍为汾阴县，属蒲州，河东郡。唐初属秦州，寻改属蒲州。开元中，改宝鼎县。宋真宗祀汾阴，改曰‘荥河县’，仍隶河中府。金改置荣州，仍为县，属河中府。元仍为荣河县。本朝因之”[14]。《皇舆考》在介绍平阳府属县的舆图中，作“荥河”[15]，而在其后的文字说明中，又作“荣河”[16]。从建置沿革和地理位置上判断，上述两部著作中所提到的荥河，指的就是荣河。那么，荣河和荥河是否可以通用的呢？
荣河的得名源于“荣光羃河”这一祥瑞。所谓羃是覆盖的意思，荣光一词则来源于《尚书•中侯》：“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这里的河指的是黄河。其意是在说明，尧帝执政时期政治清明，五色之光从黄河上冒出，并且照耀四方。结合宝鼎改名为荣河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在宋真宗大搞封禅的大中祥符年间，全国各种祥瑞层出不穷。且宋真宗又于大中祥符四年往汾阴祭后土祠，在宝鼎县出现荣光羃河的祥瑞之兆，自然是其臣下的迎合之举。如果将荣字改为荥字，意思大变，则就不会出现将真宗比作尧帝的政治效果，也不会对皇帝的出巡提供合适的理由。
另外，在明代保留下来的诸多官方献中，荣河确为山西所辖，而不见荥河踪影。例如在规定全国赋役征收数目的《万历会计录》中，荣河县明确记载在山西平阳府蒲州之下，但却并无荥河县[17]。
《荣河县志•选举•进士》中提到一人，名曰樊冕，其为景泰辛未会试进士。在明代，会试得中之人，礼部均会将个人姓名、字号、籍贯、出生年月，及上起始祖，下逮兄弟、妻室之名讳朱卷呈礼部，礼部又据此汇印《登科录》。在明人俞宪编纂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中记载，“樊冕：锦衣卫镇抚司籍，山西荣河县人。”[18]
综上，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山西确有荣河，而荥河则只是荣河的讹传，且两字不能通用。
五
钦定《明史•礼志》中，将荣河误作荥河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明实录》《明会典》中错误的因袭
《明史》的史料来源于官修《明实录》以及《明会典》，《明实录》与《明会典》中本身存在的荣河与荥河的误用，是这一问题在钦定《明史》中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红格本《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同样有对在全国祭祀历代帝王陵寝的记载，“在山西者一：荣河祀商汤。”[19]如果《明史》依据《明太祖实录》修撰，是不会出现这一错误的。然而，在校勘记中却有这样的表述：“《抱本》‘荣’作‘濴’，按《会典》作‘荥’。”[20]可见，在《明史•礼志》有关于祭祀历代帝王内容的修撰过程中，是参考了会典的说法，而会典的误传恰恰在编写《明史》的过程中为修史者所采纳。
（二）沿袭《元史•地理志》之误
《元史•地理志》中在介绍河中府所辖政区时，作“荥河”，且其后有这样的文字：“金隶荥州，元初废荥州，复为荥河县”[21]。但《元史•木华黎传》却言：“（元光元年）冬十月，过晋至绛，拔荣州胡瓶堡。”[22]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金史•宣宗下》中，“（元光元年冬十月乙未），大兵下荣州之胡壁堡及临晋。”[23]由此可见，《元史》和《金史》记述地是同一场战争，而这里提到的“荣州”应当是《元史•地理志》中反复提及的所谓“荥州”。
元明易代，但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明史的修撰者很可能将《元史•地理志》作为《明史》的参考。基于明初修撰《元史》时的仓促，《明史》相沿而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不同的史料来源以及修撰者对实际地理状况的了解不足
在钦定《明史》中，荣河或者荥河共出现七次，其中荣河二次，荥河五次。在对其进行一一分析过程中发现，《礼志》《地理志》《流贼传》皆作“荥河”，而《五行志》却作“荣河”。
《明史•五行三》中对弘治十四年的一次地震有这样的描述：“正月庚戌朔，延安、庆阳二府，同、华诸州，咸阳、长安诸县，潼关诸卫，连日地震，有声如雷。朝邑尤甚，频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压死人畜甚众。县东地拆，水溢成河。自夏至冬，复七震。是日，陕州，永宁、卢氏二县，平阳府安邑、荣河二县，俱震，有声。蒲州自是日至戊午连震。”[24]这里很明确地表明，平阳府荣河县亦在地震受灾区。且同一时期的《孝宗实录》也有着相同的表述，荣河也作荣河[25]。可见，这一段史料基于实录的基础之上，实录中正确的记载，也就成为了《明史》中正确的记载。
《明史•流贼传》有关于崇祯十七年农民军经过山西平阳府，向北京进发的军事行动的描述。“时山西自平阳陷，河津、稷山、荥河皆陷，他府县多望风送款。”[26]这里将荣河误作“荥河”。巧合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有相同的表述，亦将“荣河”误作“荥河”[27]。《古今图书集成•李自成传》成书于康熙早期，而官修《明史》成书于乾隆年间，很可能《明史》作者将该传转引于《明史》之中。故而，两书均出现了同一个问题。并且，《明史》作者很可能不了解山西地方的建置沿革，对其中的错误未加修改，如此这般，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雕版印刷，以致以讹传讹
古人有“荣河温洛”之说，意思为：王者有圣德，则五色祥云覆盖黄河之上，洛水未及回暖而先温。但如同“荣河”被刻作“荥河”一般，“荣河温洛”也常被错刻为“荥河温洛”。 《<文心雕龙>义证》有载“桥川时雄：‘荣’，胡、梅本作‘荥’，何校云：荣为荣光也，作‘荥’非。按荥之本义绝小水也，无光义，从原典作‘荣’是，‘荥’或‘荧’之误。”[28]另“《校注》：‘荣’，唐写本作‘采’……按‘采’、‘荥’二字并误。”[29]可见，这一错误在古代流传就很广，也影响了后世的编撰者，以至于许多人都以为“荥河温洛”是正确的。且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主要的图书出版途径，一部书籍，一经出版，便再版、三版，其错误也随之流传开来，以致后世在修撰《明史》过程中，未加仔细审读，这一错误便沿用下来。
参考文献：
[1][2][3][4][24][2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91；1292；958；963；498；7976.
[5][7]杨令琢等.(乾隆)荣河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62-163；173.
[6]王圻．续文献通考•舆地考•陕西四川（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
[8][9]穆彰阿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山西•蒲州府（四部丛刊续编•史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A；23A.
[10][11][13]孙星衍.（乾隆）偃师县志•陵庙记（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42号）[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99；200；201-202.
[12][15][16]张天復.皇舆考•山东山西（玄览堂丛书第6册）[M].台北：正中书局，1981：187；176；183.
[14]李贤等.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17]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234.
[18]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M].台北：学生书局，1969：280.
[19]明太祖实录（卷62）[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1201.
[20]《明太祖实录》校勘记（卷62）[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278.
[21][22]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3]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4.
[25]明孝宗实录（卷170）[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3：3077-3078.
[27]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28][2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卷一•正纬第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