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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入世？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国内资源不足，市场狭小，倘若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必然遭遇规模不经济问题，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必须开展大规模出口，依靠更广大的国外市场实现生产的规模效益和高速增长。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苦于国内市场狭窄和资本积累不足，由此常常对一个能以平等身份进入的国际市场及其象征机构—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贸组织)表现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更为浓厚的热情。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时，周恩来总理就安排人员研究是否加入关贸总协定。只是因为研究结论是当时加入弊大于利方才作罢。其后，从1986年到2001年末，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时近15年之久方才完成，“谈得头发都白了”（朱镕基语）。
那么，我们付出如此重大努力换来的入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何种利益与冲击？对外部世界影响如何？时至今日，中国入世将届10年，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贸易伙伴，此举的收益和冲击都已得到了足够充分的展示，评说正当其时。
就总体而言，可以判断，入世10年以来，中国及其贸易伙伴走上了双赢之路。
“入世效应”的喷发
对于中国而言，入世意味着中国对外经贸赢得了更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从而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皆然，尤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规模加速扩张表现抢眼。
更大规模的出口，更高的出口增速，意味着出口部门为中国国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意味着中国产业赢得了更大的规模效益和更多的高成长机遇，因此有更大的概率铸造非价格竞争优势，超越曾经不得不高度依赖的价格竞争策略和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之类“优势”。
出口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得以彻底摆脱鸦片战争前夜以来困扰中国160年以上的国际收支逆差压力，笼罩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头顶的货币危机阴云散去，中国宏观经济由此赢得了良好的稳定性。虽然目前持续巨额贸易顺差和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貌似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众多困扰，但我们必须明白，胖子的烦恼与营养不良者的烦恼有着本质的不同。
出口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直接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2002～2010年间，始于西方国家IT泡沫破灭冲击余波荡漾之际，后来又遭遇次贷危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冲击，而且一直遭受初级产品行情持续高涨的压力，中国GDP增长率在这9年中仍然有5年超过10%，另外4年增长率也全部在9%以上。
就总体而言，入世之后中国国内产业遭受的冲击不如入世前普遍担忧的那么大。典型如汽车工业，入市前普遍担忧这是面临冲击最大的制造业，实际结果是中国至今已连续数年位居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市场，汽车产品出口突飞猛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经过50年发展，到入世之时，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已经跻身世界前列，这种“大国效应”使得企业界将生产集中于中国国内比进口更有利。
同时，也正是对“入世”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推动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猛增。入世前夕的2001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排名第六位，2009年以来已经稳居世界第一，这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赢得更大谈判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加快改善中国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个趋势。
毋庸讳言，中国对外经贸现状多有不如人意之处，国内增值率较低，环境污染，出口企业劳工权益问题……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努力解决。但无论我们为取得这些成绩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只能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和提升之路，不应也不能推倒重来。
10年后，对外开放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
入世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但无需否认对外经贸发展、经济开放度提高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警惕。而且，如果说原来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我方扩大对外开放，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需要向我们的贸易伙伴提出开放商品、投资市场乃至人员流动的要求了。正因为如此，笔者反对继续使用“扩大对外开放”提法，主张改用“建设开放经济”、“建设开放型经济”之类提法。
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东西方阵营相继推行近30年的封锁，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的市场开放度已经足以让我们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除了港澳一带的窗口公司之外我们谈不上有上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无需动用我国有限的外交资源要求贸易伙伴进一步显著扩大对我国商品和投资的开放。
也由于当时进口和引进外资规模甚小，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也还无从体现，更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引进海外资本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引进先进技术装备提高我国产业体系装备水平，引进部分新式消费品满足实行高积累路线20余年之后国民爆发的消费需求。因此，彼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足以增加我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之所得。
时至今日，我国国内资本积累数量已能满足需求，外汇缺口已成历史，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或者说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明显，即对外开放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经相当可观，并且还在快速增长，贸易伙伴对我国商品、资本的开放度也屡屡触及天花板，此时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义务，因此并不合适，也有损外经贸主管部门在本国国民中的声望。
但我们也要看到，入世1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和宏观调控能力已经成倍扩大增强，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以间接调控手段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已经成倍提高。如同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所一再证明的那样，中国绝不是外部冲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日益强有力的主动调控者。
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
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以至于国外不少人称中国为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入世对贸易伙伴的影响如何？
毋庸讳言，海外在“中国外经贸增长对贸易伙伴的负面影响”这个话题上对中国颇有非议，某些舆论指责来自中国的竞争挤垮了进口国本土产业，使进口国产业结构趋向“非工业化”。这类指责以前仅仅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扩散到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先进制造业部门。
在某些论者笔下，中国似乎成了一头贪婪积累贸易顺差的怪兽，却不肯为贸易伙伴创造机遇，但这种描述与事实相去甚远。事实是在出口贸易空前扩张的同时，中国进口增速同样领先世界。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进口大国。
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消费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增幅，这一切为中国创造了旺盛的进口需求，而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又确保了中国的进口支付能力，从而使中国得以凭借强大进口能力带动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早在入世前的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就发挥了东亚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稳定器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东亚之外。
美国实体经济许多部门还在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余波中徘徊，农业部门则早已在出口拉动下步入繁荣，预计其今年出口可达135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268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顺差可创造475亿美元的纪录，比去年增加120亿美元。而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极在于亚洲，在亚洲的头号增长极又是中国，以至于中国已经超越加拿大和墨西哥，跃居美国农产品头号出口市场。
2009年，世界进口萎缩24%，中国进口只下降了11.2%。正是中国强大的进口需求又带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较快走出了萧条，以至于在德国这样的欧洲经济火车头，2009年下半年以来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也被不少舆论称作是“中国制造”的。
与此同时，作为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正日益显著。在越来越多的东道国，中国投资得到了热烈的拥抱；即使在对中国投资怀有更多政治猜忌的某些发达东道国，大开门户迎接中国投资的呼声也日益看涨。且不提多少发展中国家总统、外长向驻华大使面授机宜，“衡量你在中国工作业绩的标准就是看你招揽来多少中国投资”，就是美国自治邦北马里亚纳群岛，其总督也表示愿意向中国出租岛屿，招揽中国投资。
随着中国国内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面积提高劳动者工薪收入；随着中国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与随之而来的产品返销，中国对相当一部分制成品的进口还将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增长并非自由放任的产物，而是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积极推动促进。中国早已结束了迫于外汇缺口压力而不得不“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年代，转而追求进出口贸易均衡增长，中国最大国际贸易交易会—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已于2007年4月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成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还在陆续制定实施一系列新的进口促进政策，拥有技术、质量、价格和服务优势的贸易伙伴在中国市场上拥有日益广阔的前途。
迄今，中国已经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了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资源持续推进工业化，中国也愿意通过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让贸易伙伴赢得机会分享繁荣；我们希望其它国家投桃报李，对中国人员、商品和资本给予更公正的待遇。
尽管存在争议，中立客观的观察者都不会否认贸易伙伴受惠于对华贸易发展的事实。在各个进口国，保护主义政客们也不要误以为靠敲打中国聚拢的人气有多么坚实可靠；多数普通居民们即使表示赞赏他们主张限制中国制成品进口的激烈言论，但一旦走进超市“用钱包投票”时，他们还是会优先选择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
我们无须讳言与贸易伙伴之间存在某些利益摩擦，要不然中国也不至于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一直“蝉联”各成员方反倾销最大目标国，从2006年起又连年成为反补贴调查最大受害国。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希望各贸易伙伴国能着眼于长远利益，客观评估对华经贸利害得失，与中国共同努力为国际经贸发展开创更可预见的发展环境，增进各方福利，中国愿与贸易伙伴共走双赢之路。
创造更公正合理贸易发展环境
中国是近20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入世虽然总体上大大减少了中国贸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并未能够完全消除，而且还把某些不平等待遇合法化了，这一点我们毋庸讳言，但需要全面看待。
在理论上，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到现在的世贸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各国人民福利，其条文开宗明义以无差别待遇为基本原则，各成员方理当享有一致的权利；事实上各成员方享受的权利并不平等，老成员方和新加入成员方之间存在一定落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接纳新成员方要取得老成员方认可同意，有关条款规定新成员方入世需取得世贸组织153个成员中2/3多数票赞成，但迄今世贸组织一直奉行所有成员协商同意的做法。这样，在与申请加入的国家和地区谈判时，老成员方通常都会提出一系列的条件要价，不仅覆盖外经贸领域，还越来越多地延伸到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制度领域。这些条件要价往往采取对新成员方享受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权利施加额外限制的形式，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对新成员方的不平等待遇。中国入世谈判之所以如此长路漫漫，俄罗斯入世谈判之所以已经历时18年仍未结束，关键就在于这是权利限制与反限制的博弈。
今年中国在原材料争端中初战失利，关键又在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一条“对进出口产品征收的税费”规定中国原则上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尽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明文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了保证供应国内工业等目的而限制原料出口；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一条剥夺了中国的这项权利。
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通常会增强世贸组织老成员“卡”新成员的内在动机，因为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原因是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西方经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更使问题激化。
当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2、23条确定了通过当事国之间的双边协商和包括其它缔约国的多边协调解决争端的基本精神，后来又逐步发展起一套争端解决机制，但美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的第一起申诉就没有严格遵守这一基本原则。1948年9月9日，在关贸总协定第二届大会上，美国拒绝与古巴进行任何磋商，就在大会上强硬地要求古巴立即无条件纠正限制纺织品进口的新规定，并要求大会同意它采取报复措施。所幸的是，大会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决定建立工作组处理这一纠纷，从此确立了工作组/专家组工作模式，至今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所沿用。
对于一个尚不掌握国际经贸规则主动权且迫切需要外部市场的后发国家而言，为了给本国外经贸创造更加平稳可靠的发展环境，在总体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接受少数不平等条款，忍受一段时间对自己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权利的局部限制，毕竟全部得到比得到大部分好，得到大部分比什么都得不到好。
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忍受对自己的不平等条款，大国尤其如此，这就需要新成员在入世之后积极参与新的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通过推动建立新的、更公平合理的规则，逐步矫正、替代原有的不平等条款。超越单纯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这正是中国入世以来的新目标，中国在多哈回合全面启动以来的努力和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实力对比的变化赋予中国更强大力量以推进上述目标。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国内资源不足，市场狭小，倘若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必然遭遇规模不经济问题，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必须开展大规模出口，依靠更广大的国外市场实现生产的规模效益和高速增长。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苦于国内市场狭窄和资本积累不足，由此常常对一个能以平等身份进入的国际市场及其象征机构—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贸组织)表现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更为浓厚的热情。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时，周恩来总理就安排人员研究是否加入关贸总协定。只是因为研究结论是当时加入弊大于利方才作罢。其后，从1986年到2001年末，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时近15年之久方才完成，“谈得头发都白了”（朱镕基语）。
那么，我们付出如此重大努力换来的入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何种利益与冲击？对外部世界影响如何？时至今日，中国入世将届10年，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贸易伙伴，此举的收益和冲击都已得到了足够充分的展示，评说正当其时。
就总体而言，可以判断，入世10年以来，中国及其贸易伙伴走上了双赢之路。
“入世效应”的喷发
对于中国而言，入世意味着中国对外经贸赢得了更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从而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皆然，尤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规模加速扩张表现抢眼。
更大规模的出口，更高的出口增速，意味着出口部门为中国国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意味着中国产业赢得了更大的规模效益和更多的高成长机遇，因此有更大的概率铸造非价格竞争优势，超越曾经不得不高度依赖的价格竞争策略和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之类“优势”。
出口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得以彻底摆脱鸦片战争前夜以来困扰中国160年以上的国际收支逆差压力，笼罩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头顶的货币危机阴云散去，中国宏观经济由此赢得了良好的稳定性。虽然目前持续巨额贸易顺差和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貌似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众多困扰，但我们必须明白，胖子的烦恼与营养不良者的烦恼有着本质的不同。
出口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直接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2002～2010年间，始于西方国家IT泡沫破灭冲击余波荡漾之际，后来又遭遇次贷危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冲击，而且一直遭受初级产品行情持续高涨的压力，中国GDP增长率在这9年中仍然有5年超过10%，另外4年增长率也全部在9%以上。
就总体而言，入世之后中国国内产业遭受的冲击不如入世前普遍担忧的那么大。典型如汽车工业，入市前普遍担忧这是面临冲击最大的制造业，实际结果是中国至今已连续数年位居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市场，汽车产品出口突飞猛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经过50年发展，到入世之时，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已经跻身世界前列，这种“大国效应”使得企业界将生产集中于中国国内比进口更有利。
同时，也正是对“入世”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推动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猛增。入世前夕的2001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排名第六位，2009年以来已经稳居世界第一，这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赢得更大谈判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加快改善中国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个趋势。
毋庸讳言，中国对外经贸现状多有不如人意之处，国内增值率较低，环境污染，出口企业劳工权益问题……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努力解决。但无论我们为取得这些成绩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只能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和提升之路，不应也不能推倒重来。
10年后，对外开放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
入世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但无需否认对外经贸发展、经济开放度提高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警惕。而且，如果说原来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我方扩大对外开放，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需要向我们的贸易伙伴提出开放商品、投资市场乃至人员流动的要求了。正因为如此，笔者反对继续使用“扩大对外开放”提法，主张改用“建设开放经济”、“建设开放型经济”之类提法。
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东西方阵营相继推行近30年的封锁，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的市场开放度已经足以让我们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除了港澳一带的窗口公司之外我们谈不上有上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无需动用我国有限的外交资源要求贸易伙伴进一步显著扩大对我国商品和投资的开放。
也由于当时进口和引进外资规模甚小，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也还无从体现，更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引进海外资本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引进先进技术装备提高我国产业体系装备水平，引进部分新式消费品满足实行高积累路线20余年之后国民爆发的消费需求。因此，彼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足以增加我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之所得。
时至今日，我国国内资本积累数量已能满足需求，外汇缺口已成历史，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或者说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明显，即对外开放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经相当可观，并且还在快速增长，贸易伙伴对我国商品、资本的开放度也屡屡触及天花板，此时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义务，因此并不合适，也有损外经贸主管部门在本国国民中的声望。
但我们也要看到，入世1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和宏观调控能力已经成倍扩大增强，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以间接调控手段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已经成倍提高。如同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所一再证明的那样，中国绝不是外部冲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日益强有力的主动调控者。
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
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以至于国外不少人称中国为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入世对贸易伙伴的影响如何？
毋庸讳言，海外在“中国外经贸增长对贸易伙伴的负面影响”这个话题上对中国颇有非议，某些舆论指责来自中国的竞争挤垮了进口国本土产业，使进口国产业结构趋向“非工业化”。这类指责以前仅仅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扩散到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先进制造业部门。
在某些论者笔下，中国似乎成了一头贪婪积累贸易顺差的怪兽，却不肯为贸易伙伴创造机遇，但这种描述与事实相去甚远。事实是在出口贸易空前扩张的同时，中国进口增速同样领先世界。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进口大国。
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消费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增幅，这一切为中国创造了旺盛的进口需求，而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又确保了中国的进口支付能力，从而使中国得以凭借强大进口能力带动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早在入世前的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就发挥了东亚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稳定器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东亚之外。
美国实体经济许多部门还在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余波中徘徊，农业部门则早已在出口拉动下步入繁荣，预计其今年出口可达135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268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顺差可创造475亿美元的纪录，比去年增加120亿美元。而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极在于亚洲，在亚洲的头号增长极又是中国，以至于中国已经超越加拿大和墨西哥，跃居美国农产品头号出口市场。
2009年，世界进口萎缩24%，中国进口只下降了11.2%。正是中国强大的进口需求又带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较快走出了萧条，以至于在德国这样的欧洲经济火车头，2009年下半年以来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也被不少舆论称作是“中国制造”的。
与此同时，作为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正日益显著。在越来越多的东道国，中国投资得到了热烈的拥抱；即使在对中国投资怀有更多政治猜忌的某些发达东道国，大开门户迎接中国投资的呼声也日益看涨。且不提多少发展中国家总统、外长向驻华大使面授机宜，“衡量你在中国工作业绩的标准就是看你招揽来多少中国投资”，就是美国自治邦北马里亚纳群岛，其总督也表示愿意向中国出租岛屿，招揽中国投资。
随着中国国内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面积提高劳动者工薪收入；随着中国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与随之而来的产品返销，中国对相当一部分制成品的进口还将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增长并非自由放任的产物，而是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积极推动促进。中国早已结束了迫于外汇缺口压力而不得不“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年代，转而追求进出口贸易均衡增长，中国最大国际贸易交易会—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已于2007年4月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成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还在陆续制定实施一系列新的进口促进政策，拥有技术、质量、价格和服务优势的贸易伙伴在中国市场上拥有日益广阔的前途。
迄今，中国已经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了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资源持续推进工业化，中国也愿意通过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让贸易伙伴赢得机会分享繁荣；我们希望其它国家投桃报李，对中国人员、商品和资本给予更公正的待遇。
尽管存在争议，中立客观的观察者都不会否认贸易伙伴受惠于对华贸易发展的事实。在各个进口国，保护主义政客们也不要误以为靠敲打中国聚拢的人气有多么坚实可靠；多数普通居民们即使表示赞赏他们主张限制中国制成品进口的激烈言论，但一旦走进超市“用钱包投票”时，他们还是会优先选择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
我们无须讳言与贸易伙伴之间存在某些利益摩擦，要不然中国也不至于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一直“蝉联”各成员方反倾销最大目标国，从2006年起又连年成为反补贴调查最大受害国。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希望各贸易伙伴国能着眼于长远利益，客观评估对华经贸利害得失，与中国共同努力为国际经贸发展开创更可预见的发展环境，增进各方福利，中国愿与贸易伙伴共走双赢之路。
创造更公正合理贸易发展环境
中国是近20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入世虽然总体上大大减少了中国贸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并未能够完全消除，而且还把某些不平等待遇合法化了，这一点我们毋庸讳言，但需要全面看待。
在理论上，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到现在的世贸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各国人民福利，其条文开宗明义以无差别待遇为基本原则，各成员方理当享有一致的权利；事实上各成员方享受的权利并不平等，老成员方和新加入成员方之间存在一定落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接纳新成员方要取得老成员方认可同意，有关条款规定新成员方入世需取得世贸组织153个成员中2/3多数票赞成，但迄今世贸组织一直奉行所有成员协商同意的做法。这样，在与申请加入的国家和地区谈判时，老成员方通常都会提出一系列的条件要价，不仅覆盖外经贸领域，还越来越多地延伸到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制度领域。这些条件要价往往采取对新成员方享受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权利施加额外限制的形式，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对新成员方的不平等待遇。中国入世谈判之所以如此长路漫漫，俄罗斯入世谈判之所以已经历时18年仍未结束，关键就在于这是权利限制与反限制的博弈。
今年中国在原材料争端中初战失利，关键又在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一条“对进出口产品征收的税费”规定中国原则上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尽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明文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了保证供应国内工业等目的而限制原料出口；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一条剥夺了中国的这项权利。
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通常会增强世贸组织老成员“卡”新成员的内在动机，因为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原因是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西方经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更使问题激化。
当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2、23条确定了通过当事国之间的双边协商和包括其它缔约国的多边协调解决争端的基本精神，后来又逐步发展起一套争端解决机制，但美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的第一起申诉就没有严格遵守这一基本原则。1948年9月9日，在关贸总协定第二届大会上，美国拒绝与古巴进行任何磋商，就在大会上强硬地要求古巴立即无条件纠正限制纺织品进口的新规定，并要求大会同意它采取报复措施。所幸的是，大会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决定建立工作组处理这一纠纷，从此确立了工作组/专家组工作模式，至今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所沿用。
对于一个尚不掌握国际经贸规则主动权且迫切需要外部市场的后发国家而言，为了给本国外经贸创造更加平稳可靠的发展环境，在总体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接受少数不平等条款，忍受一段时间对自己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权利的局部限制，毕竟全部得到比得到大部分好，得到大部分比什么都得不到好。
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忍受对自己的不平等条款，大国尤其如此，这就需要新成员在入世之后积极参与新的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通过推动建立新的、更公平合理的规则，逐步矫正、替代原有的不平等条款。超越单纯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这正是中国入世以来的新目标，中国在多哈回合全面启动以来的努力和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实力对比的变化赋予中国更强大力量以推进上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