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部电视剧《大秦赋》引起了网络上很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自然是此剧有无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为“暴秦”作赋。这显然是针对《大秦赋》的题材以及这部电视剧的价值取向而发出的质疑与批判。严格来说，这种讨论已经溢出了对一部通俗情节剧的大众评鉴与茶余饭后的闲聊议论，甚至也已经不是在谈论电视剧艺术本身。所以，我不禁要问：当我们在说《大秦赋》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就剧作而言，此剧至少在涉及秦朝历史故事的戏里也算是中上之作。至于电视剧播出后，那些纷至沓来的政治评价、史观评价以及种种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价值评价，也许只不过是各有立场和目的的“谁也不服谁”的口水仗。这倒是引起了我对于艺术教育的价值观问题的思索。
　　艺术教育通常分为艺术专业教育和艺术通识教育。这两种艺术教育形式在当前都很热门。从每年全国各地艺术高考的盛况中，就不难得出一个印象：艺术教育“正当红”。但是，喧闹的艺术考试，有时并非表明艺术教育得到了重视;相反，这种喧闹的另一个隐蔽的指向，倒极有可能是对艺术教育的“误解”甚至“不解”。
　　对艺术教育的“误解”，多表现为不能认识到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是完全平等的，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于是，我们的艺术专业教育常常成为科学教育（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点缀、陪衬，甚至我们也笃信文化成绩欠佳的学生最适合今后从事艺术创作或其他艺术工作。艺术高考的专业成绩从考虑到艺术专业的天赋异禀与即兴的偶然因素，已经异化为不够亮眼的文化成绩的帮衬。较弱或较差的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加上差强人意的所谓艺术专业素质，差不多就是当前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大面积选拔人才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经年累月地不断复制的结果就是整体艺术教育质量的低水平重复与徘徊不前，艺术素养的文化养成与思想孕育更是捉襟见肘。
　　同样的问题在艺术通识教育领域也是一样的。艺术通识可能是最不被我们重视的通识教育，很多中学生在青少年时期唯一的艺术通识教育几乎主要而单一地来自语文课本上那些有限的文学艺术篇章，而即便是这些有限的篇章也常会被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纠缠混战所“伤害”。通识教育所希冀的“博雅”境界与“全人”理念在这种环境中其实是很难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的。
　　对艺术教育的“误解”自然造成对艺术创作、艺术文本及艺术传播的“不解”。以《大秦赋》所引发的现象讨论为例，可知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并不甚了解艺术创作的专业技巧與美学意识之间的深刻关系，更遑论创作的“个人性”“历史性”与“思想性”之间对话的复杂程度;我们当中很多人也不甚了解对于任何一个艺术文本而言，其实它讲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讲述以及那些隐藏其间的不想讲又已然讲了而实在非讲不可的种种隐喻与暗示的符号性与精神分析特质;我们当中很多人同样不甚了解一次艺术传播的过程伴随着无数信息的建构与解构，这个无限“敞开”的传播场域里折射着丰富多样的偶然性。《大秦赋》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影视艺术作品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它“太好看”。对于《大秦赋》，我觉得不能不承认编剧对人物与故事是花了心思的，对历史剧的道具、环境、服饰、动作、礼仪都做了很多功课。制作精良、技艺精湛的《大秦赋》代表了我们的电视剧文化的工业水准。但某种缺失，可能是艺术教育从一开始的缺失导致了这类作品最好看之处也往往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大秦赋》依然宣扬着“皇权至上”的主张，与一百多年前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精神主旨是背道而驰的。这好看的人物与故事，始终围绕着一种单一的单调的道德主体结构而展开，并充分肯定这种主体结构所强加给我们的道德判断。于是，“历史”在这里同样难逃“碎片化”的遭遇，而“碎片化”的好处就是把本该深刻的表达庸俗化，把本该思辨的历史情绪化。历史理性与真实人性的巨大矛盾被刻意回避，那种应该可以被理解的普遍的人性真相被刻意藏匿了起来。《大秦赋》里有战争，有明里暗里的斗争，但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为“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做出的高贵的抗争。权力的光环、权力的贪婪、权力的摧枯拉朽遮蔽了历史与当下对话的勇气与智慧、道德与理性。这是一种遗憾，却是艺术创作本身刻意为之的“颂圣”与“媚世”之举。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艺术作品的成与败、对艺术创作的点赞或指责，其实都应该从我们当下的艺术教育现状里去找找答案。如何升级我们的艺术教育，使之能够在价值引领、思想争鸣与人性探究上有所作为，是一个迫切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忙忙碌碌地做的那些事，恐怕是辜负了鲁迅先生当年曾讲过的“若希望有天才出现，我们当先培植天才的‘土壤’”这样一种先见之明吧。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