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春近期的行程排得相当满：去完河南某医学院、中国红十字会、北京一家媒体，随后马不停蹄要赶往呼和浩特，接下来是西安……各地、各单位邀请他去讲课、培训，内容都和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有关。
　　这位北京急救中心曾经的院前急救医生，自2008年转身从事急救科普和培训，12年来，他的工作和AED紧密相关。他见证了中国推广AED的第一个高峰，以及高峰后的迅猛下跌;也随其一起在谷底坚守数年，以个体微薄之力大声疾呼;如今他觉得那条曲线已经迎来拐点，上升之势强劲。
　　他现在想呼吁的是，有了设备，还得有人会用，后续的培训亟待跟上，“不然AED将成为摆设，钱白花了。”

拐点来了

　　9月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第一次和张元春建立微信联系时，他的回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大家一起努力，推广普及AED！”
　　那时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刚发生一起猝死事件，再度引发媒体和大众关于“如何抓住黄金4分钟挽救生命”的热议，以及对于北京地铁迟迟不配备AED的质疑。张元春在自己的微信公号“急救科普人”上，5天连发5篇相关文章疾呼普及。
　　12月初，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很开心！”当天，他穿的上衣贴有一块橙色袖标“AED光电救援 张元春”，这是他2018年的一件工作服。
　　他开心的是，11月26日，北京市卫健委“官宣”：到2022年底前，本市将实现重点公共场所AED设施全覆盖，一线工作人员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率达到80%。
　　这份“官宣”是对一个月前北京地铁系统宣布全面开展配置AED工作的升级版。10月27日，北京地铁发布消息称在首条线路1号线22座车站已完成AED的实地安装，并将以每站1台AED的配置标准分阶段有序实施，2022年底前实现地铁车站全覆盖。
　　“对北京来说，这是个重大的、巨大的进步！是质的改变！”张元春说，他本以为霍营事件又会像以前发生的若干次类似事件一样，一番热议、折腾之后，归于沉寂。但短短两个月内，北京地铁和北京市卫健委相继重磅“官宣”，令他觉得幸福来得有些突然。
　　张元春在北京出生、上学，1998年自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45年的人生和这座城市密不可分。
　　前几年，北京在AED普及方面迟迟没有重大进展，他颇有些“恨铁不成钢”，尤其对于地铁系统，这种情感更为强烈。他认为，地铁站没有安装AED，就谈不上AED普及。

　　有了设备，还得有人会用，后续的培训亟待跟上，“不然AED 将成为摆设，钱白花了。”

　　地铁人流巨大，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空气相对不流通，容易导致身体、情绪紧张，是猝死发生的高风险公共场所。北京地铁近年来建设发展迅猛，城市地下有一张巨大的“三环四横八纵十二放射”网络。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拥有405座车站的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达1035万人次，排名世界第一，而当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为2150万。
　　张元春对近几年发生在北京地铁的猝死事件印象深刻。2016年，倒在地铁6号线站台上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和倒在宋家庄站的男子;2019年，猝死在昌平东关站的张先生及索赔130余万元的家属，在2号线车厢内突发心脏病的某男子;2020年，倒在霍营站的男子……这类新闻引发的共同话题是：现场缺乏与死神赛跑的“救命神器”AED。
　　“这些事情都是人命关天，每一次都实实在在打动了很多人，觉得普及AED这事值得去推动，应该去推动，让更多人、更多媒体参与进来，引发政府重视，政策落地。”张元春说。

十年只救活一个

　　张元春曾在北京急救系统当过10年急救医生，这份工作的职责是，当城市某个角落有人出现紧急身体状况、拨打120急救热线后，他们立即坐上“滴答—滴答—”闪着蓝灯的救护车火速赶往现场救人。
　　“那十年里，我只救活过一个人。”这是他讲座时常用的一句话，每次都会引发场下一片交头接耳声。当然，他指的是心跳骤停患者。
　　他解释，救护车赶到现场，通常需要花费十几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绝大部分的患者家属都表现为：紧张、焦躁、哭泣，以及不停打电话催救护车，却无法施以援手。大部分人不知道，对于心跳骤停的人来说，生存率以每分钟为单位递减：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递减7%-10%，十几分钟后，生存率接近零，因此前4分钟被称为“黄金4分钟”。
　　11月26日，北京市政府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目前本市急救服务平均反应时间为18分钟左右，距离国内领先水平和本市规划目标（12分钟）仍有差距;部分区域、部分时段患者搬抬服务供给不足。
　　“你再专业，错过时间，人也是救！不！活！的！”张元春加重語气，“北京治疗心脏病最好的医院是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但把一个错过抢救时机的患者拉过去，他们最好的专家也无能为力，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让尸体起死回生。”
　　有时候到达现场，他已经得出专业判定：人救不活了;但为了安慰情绪处于崩溃点的家属，他和同事仍然会实施现场抢救，但“主要是照顾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心里好受点”。这让他经常感觉沮丧，职业成就感非常低。
　　张元春记得，他刚进北京急救中心时，急救中心有一台进口的AED，但头几年，他对它甚少关注。急救车上标配有手动除颤仪，那是供医护人员使用的专业医疗设备。就是电视剧中常出镜的“像电熨斗那种，可以实施电击的东西”，相比AED，它功能更强，但使用起来更复杂。 　　“专业版和民众版的区别，就像单反相机和手机相机一样。”他打了个比方，“我们用专业版。”
　　AED是为普通人设计开发的体外除颤仪，一般人只需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学会使用，不会因使用不当对患者造成伤害，安全性有保障，因此又名“傻瓜机”。张元春的儿子9年前就学会如何使用AED，当时他只有6岁。

　　张元春一直强调，有了设备，培训得跟上，让更多的普通市民掌握AED的使用知识，从而确保在紧急关头会用、敢用，“不然这些花大价钱购买的AED将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钱浪费了不说，那些心跳骤停的患者仍然不能被救活，才是最大的遗憾。”
　　他还提到，2022年冬奥会迫在眉睫，安装AED、培训急救人员都需要时间，急救的体系和队伍还需要磨炼，“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一根难看的曲线

　　人类对除颤仪的研究始于1939年，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除颤仪在美国研制成功。AED则问世于1979年，由德国美茵茨大学医学院的狄克教授设计。
　　AED被引入中国，张元春的前辈、现年81岁的急救医学专家李宗浩功不可没。
　　1997年，李宗浩在德国参加医学大会，与狄克教授探讨在中国启动AED。第二年，由他牵头，在北京急救中心举办以心肺复苏（CPR）和AED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首次提出在中国先由急救中心、急救站使用AED。张元春早期在北京急救中心看到的那台AED就是该提议的落地成果。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推动了北京在相关领域接轨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AED的推广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首都机场在T2航站楼安装了11台AED，张元春称其开创了内地公共场所安装AED的先河。
　　但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张元春才正式接触AED。此时，欧美、日本等国的AED普及力度空前，许多在京外企都配备了AED，并要求员工接受心肺复苏和AED使用等相关培训。
　　张元春当时已调入朝阳区急救中心，参与了北京奥运赛事医疗服务和培训工作。赛后，朝阳区急救中心接到很多外企的培训工作，这类培训针对普通人而非医疗专业人士，他们使用的工具是AED，而非手动除颤仪——此后，AED在张元春工作中出现的比重日益增大。
　　由于对中国此类培训市场前景看好，2010年，一家名为中援思德科技发展的公司在京成立，致力于中国境内的紧急灾害救援培训，在当时的市场上，这是个新事物。张元春慎重考虑后，跳槽到该企业担任急救培训导师，主讲心肺复苏和AED。
　　他期待在这片刚刚开启的蓝海大展身手，有所作为，但他们低估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尤其这种市场利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奥运会的召开。
　　2014年初，公司倒闭，张元春失业了。
　　“AED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就像一个波形，由于奥运会的召开，一下子冲到波峰，在山峰坚挺了两三年，然后，啪的一下，直接摔下来了。”张元春在桌上画了一根难看的曲线。

从缓坡到陡坡

　　中年失业，张元春遭遇人生低谷，如同那条摔下来的曲线。他几度思量，认定自己喜欢干急救培训，不愿意放弃积攒多年的优势，且笃定这个行业仍然前景可期。他决定甩开膀子，单干。
　　当年，他开设了个人微信公号“急救科普人”，向大众科普急救知识，对相关热点新闻发表分析与看法，积累粉丝与口碑。
　　命运有时候就像一个爱开玩笑的孩子——在张元春最艰难的那一年，那条摔下来的AED曲线已经在谷底积蓄力量，准备反弹了。
　　2014年，深圳发生了梁娅事件：2月，某外企女高管梁娅猝死在深圳地铁水湾站;6月，其父母将深圳地铁集团等告上法庭，索赔百万元;11月，法院宣判地铁集团赔偿31万余元。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件事对深圳当地人、当地政府的震动都很大。”张元春称其为国内普及AED触底反弹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那条曲线开启了缓慢却坚定的爬升之旅。上海与深圳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启动AED在公共场所的普及，2020年11月，杭州以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所AED配置和使用，甚至将AED配进了公共厕所。近期，有不少关于三四线城市安装AED的新闻出现。
　　犹值一提的是中国版“好人法”的颁布，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令不少担心现场施救不成功、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有了底气。
　　“作为首都，北京的‘官宣’更具有风向标意义。”张元春说，“今年，这条曲线的斜率越来越大，以前是缓坡，现在是陡坡。”
　　目前，AED在国内的零售价约2万—3万元，为啥这么贵？这是张元春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他坦承，现阶段，AED确实较贵，且高价格是其普及之路上的拦路虎。
　　“其实，相比12年前，这个价格已经是打了对折。”张元春说，早期AED都属于进口产品，一台售价五六万元;2013年前后，市场上开始出现国产AED，价格得以大幅回落。
　　目前价格仍居高不下，他解释：“不普及，没人买，价格就降不下来。因为厂家前期研发等各项成本摊不下来。”据他介绍，国内重要AED品牌商久心医疗，从开始研发到拿到国家合法手续，用了12年时间，“那些投入是不是得靠卖产品收回来啊？”
　　他看好未来的走势，只要各地政府集中采购，量一旦上去，价格一定会有下降的空间，“就像心脏支架，政府集中带量采购，价格从1万多降到了700元，道理是一样的。”
　　但他强调，和人命相比，3万元不值一提，生命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
　　微信有不少可以查询AED位置的小程序，如“救命地图”，张元春期待，有一天，地铁、机场、商场、写字楼、派出所、社区卫生站等公共场所，甚至肯德基、麦当劳、24小时便利店、公共厕所等都配备了AED，那么这类小程序“就不用开发了”。
　　早在1999年，李宗浩就曾预言：“AED将是心肺复苏领域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将在救护车上，在巡逻车上，在消防车上，在旅游车上，在飞机上……像灭火器似的悄然而立。”
　　“现在回过头去看，老先生多么具有前瞻意识，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前景。”张元春感叹。
　　他觉得自己比李宗浩更幸运，因为在还年富力强的时候，赶上了已经开启的这一波巨大的AED普及潮流。
　　前不久张元春为一家媒体举行急救讲座，对于学校和媒体，他历来愿意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但那家媒体负责人表示：“普及AED是好事，我们理应支付报酬。”这令他感动，因为报酬之外，体现的是社会对普及AED这份工作的接纳和尊重，是群体意识的提升，和数年前遭遇过的不理解甚至吃闭门羹的经历相比，他深感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