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远离文学创作十几年的游子，我的离去与戴冰进入博尔赫斯的世界几乎同步发生。此时，我被戴冰的新著引回了文学殿堂。我惊叹戴冰这些年的文学成就，他作为一名以小说创作为主的青年作家，对博尔赫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在创作实践上与博尔赫斯并肩前行了一段绚丽而险峻的人生旅程，正如他所说，这是“弥足珍贵的体验”。
　　博尔赫斯已去世三十多年，但他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深邃的哲学思想、沉浸在肉眼的黑暗与思想光照中写作的诗歌、散文、小说；博尔赫斯作品经过翻译之后，变得愈发明晰与晦涩交融的文字风格；博尔赫斯在虚幻与现实中游走的灵魂。这些都让人震撼。半个多世纪以来，博尔赫斯曾经被研究者贴上了种种流派和主义的标签，这些都超越了大众读者的文学理论水平。而戴冰研究后的概括特别经典：“文学实际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广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另一种就是博尔赫斯主义，其余的不过是两者之间各呈变化的形貌而已。”
　　近七年来，我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对麻山地区浩瀚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学习与思考。我发现，这部在苗族葬礼上唱诵的史诗，它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对生命的终极拷问，就是在看似直白浅显的唱诵中，把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把世间万物、精灵鬼魅的前世今生都做了充满诗意的、欢欣与悲怆交织的表述。东郎（歌师）们时而激昂高亢，时而悠远婉转，时而短促铿锵，时而悲情如诉的唱诵流传千载而不衰。看起来，麻山苗人的平凡日子远离文史哲的精深论述，但他们一进入史诗的境界，就沉浸在一种令精通汉语的文化人难以捉摸的深邃意蕴中。就像我们一般读者，哪怕熟读博尔赫斯，却不一定能够进入博尔赫斯的哲理境界一样。
　　博尔赫斯在他创作的旺盛期，就因患眼疾而最终失明，在生命中长黑三十年的光阴里，陷入了黑暗世界。这的确是文字书写者的最大痛苦。但博尔赫斯并未因失明而中止写作，而是让想象的双翅翱翔在更加广袤的天空。其实，只要有思想不吐不快者，那种坚韧顽强的力量是任何身体上的缺陷、困难都没法阻挡的。我最近在编审《亚鲁王》国家级传承人陈兴华的一部五言体史诗，即《亚鲁王》的另一个版本。年过古稀的陈兴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他却用笔书写一个个汉字，把自己从三位师父那里学来的史诗唱诵全文记录下来，达三万八千行之巨。其中有许多奇妙的关于宇宙万物、关于创世纪的描述。那些精彩纷呈的细节，呈现的就是苗人对天地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它让我的文学天空再一次澄澈明亮起来。我想，不论“眼盲”还是“文盲”，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道道坎，而博尔赫斯博大的宗教情怀和陈兴华对苗人信仰的执着，都是强悍的、超越人生坎坷的原动力。它具有不可抵御的、穿透人心的力量，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我曾经走过的不长的文学路上，自己的小说写作都没能超越种种的现实主义。而戴冰则是用自己的作品实践着“博尔赫斯主义”，这是一代青年作家与我辈当年写作不一样的、带有时代印记的分野。之后自己关于苗族史诗的研究，却把我引入了一片人类文明与艺术的新领域。
　　想象、幻想、梦想的奇幻，是文学艺术的瑰异魅力。博尔赫斯痛苦的肉身让他创造了非同凡响的艺术作品。而我眼前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唱诵者们，世世代代生活难贫瘠的麻山，艰难困苦远离城市文明；他们几乎不识汉字，更不懂得生涩的哲学名词，而歌师的灵魂却徜徉在另一种文明的“勒咚”（天外），那里甚至也有苗人幻想的“自动化”神仙日子。苗人们绵延不绝地在史诗中传诵着创世纪的人生哲理。
　　我感到，阿根廷的博爾赫斯与《亚鲁王》的歌师，虽然他们有完全相异的表达，而在精神层面，在人类文明的源头上是契合相通的。两种相距遥远的文明铸造了殊途同归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