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在恭城的神秘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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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初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文物管理部门进行全县文物普查时,于栗木中学校园东南方向200米处一片“文革”中被毁的墓园中,发现一块篆刻着“德厚流光”4个遒劲大字的志铭碑,碑文的落款竟是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1886—1959年)。后经县文管部门调查核实,该碑铭确为李济深将军所题。此墓的主人名叫周锡祖,是栗木镇供销社职工周乔俊的曾祖父,1933年病故安葬于此。
  周锡祖(1869—1933年),广西灌阳县观音阁乡洞井村人(现为洞井瑶族乡),幼年家境贫穷,成年后到恭城县栗木、加会一带谋生。秋冬农闲时去油榨坊当油榨师傅,春夏农忙时给人扛活打短工。几年下来攒钱成家,买了数亩薄田,置了一问小油榨坊,直到去世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经营者。叱咤风云、名扬海内的李济深将军,为什么要为瑶乡僻壤一位普通百姓的墓碑题词,且赞誉有加呢?这还得从周锡祖的长子周展权先生(1896—1952年)说起。
  
  初识李将军
  
  1933年秋,周锡祖病逝,其36岁的长子周展权持掌家业。这年冬,栗木镇西北3公里的大山脚下,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钨锡矿。不甘现状的周展权敏锐地抓住这个发财契机,卖掉小油榨坊和值钱家产,动员亲朋好友,联络绅士商家筹资集股,次年创办了栗木矿富源公司,并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明德任董事长、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公司请工、雇员逾千(多时近万人),挖掘、收购钨锡矿砂运往广州、香港等地出售,公司大股东们迅速暴发致富。几年下来,周展权便在县内、平乐、桂林、梧州等地开设了20多家商行、店铺,还在桂林市中心区繁华的正阳街,购置了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房产宅院,举家迁居桂林(解放后,因城市建设之需要,周宅被拆毁,有关部门给了周家适当的补偿)。
  其时正逢兵荒马乱的多事之秋,富源公司的生意开始并不顺利,特别是钨锡矿砂河运到广州、香港出售,沿途关卡重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者更是雁过拔毛,有恃无恐。为了维持生活,顺畅财路,必须谋求官家和地方实力派的保护和支持。周展权在寻找生意“保护伞”的过程中,幸运地结识了李济深将军。
  那是1938年4月上旬,周展权乘船去筹办在梧州市开设“兴业”商行的事宜。第二天,便获得一个重要消息:李济深将军3天前从广东回到苍梧县老家扫墓。周展权听后如获至宝,心里十分高兴。他明白,李将军位高权重,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都有很大的势力和极高的威望,要在梧州开商行和来往粤港做生意,都应借重李将军的权威和名望。高兴之余,他忙命人准备了一份厚礼,租乘一辆小轿车赶到城郊的李公馆大门口,恭敬地投贴求见。
  周展权没想到,他在李公馆门口的传达室等了不到一刻钟,就见一位着白纺绸唐装凉便服、踏黑灯芯绒面布鞋、戴米色荷兰帽的魁梧中年汉子,在全身戎装的中校副官陪同下,迈着矫健的军人步伐从院子里走出来。虽是第一次见面,周展权一见便明白:这位正是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将军。他禁不住肃然起敬地站起身来。
  “哈哈,周老板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李某有失远迎,请多包涵啊。”李将军爽朗地笑着走进传达室,隔好几步远就热情地伸出双手。
  “您好,李将军”周展权激动地迎上前,紧紧握住将军的双手,抱歉道,“冒昧打扰,请多原谅。”
  “嗨,哪里,哪里,有什么打扰的哟,没有缘分八乘大轿都请你不来哩。走,小书房很清静,我们聊聊去。”
  主人拉着客人的手,并肩朝里院走去。李将军边走边吩咐副官:“今天,其他来客一律谢绝,不必通报,我要陪周老板这位稀客。”
  李济深将军为什么对初次谋面的周展权特别高看,如此热情呢?原来,其时正值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日本侵略者登堂入室,妄图灭我中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抵外侮,却全力对付共产党,同时对擅自抗日的部属轻则排挤、重责消灭之,绝不心慈手软。李济深与一些志同道合的热血将军忍无可忍,奋起抗日,却被蒋介石反动派在背后捅了黑刀子。4年前,蔡廷锴将军带领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把来犯的日寇打得鬼哭狼嚎,却被蒋介石一计“上树抽梯”,与入侵者签订了停战协议而攻败垂成。一年前,吉鸿昌、方振武与冯玉祥3位将军在张家口组建了抗日同盟军,也被蒋介石与日本鬼子“暗送秋波”,两面夹攻而遗恨千古。
  “吃一堑,长一智。”爱国的热血将军们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除掉卖国贼才能达到抗日救国之目的。年前,李济深与蔡廷锴、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秘密联系,决定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发动民众,驱逐倭寇,振兴中华。当然,反蒋抗日必须要有活动经费,这大笔的钱财从哪里来?寻求有钱的爱国仁人志士慷慨解囊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这么一来,广西老家的栗木富源矿业公司,就成了李济深将军计划募捐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李将军已暗地派人调查过栗木富源公司的经营状况)。今天,富源公司总经理周展权不请自来地登门拜访,李将军听了通报喜出望外,就好像“瞌睡遇到枕头”,当然要以上宾之礼热情相待了。
  李将军与周展权携手来到后院幽静的小书房,两人烹茶品茗,促膝而谈。李将军给周展权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励他为抗日救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周展权则给李将军介绍了富源公司的规划与前景,还特别强调了两广水运沿途关卡的腐败和黑暗,请求李将军帮助保驾护航。由于双方对时局的看法大同小异,又都希望对方给予自己帮助,“共赢”基础很好,所以两人交谈得十分投机默契。本来,周展权准备吃了午饭就要告辞的,李将军硬是留他吃了晚饭后,才派专车让副官送他回宾馆安歇。
  周展权的“兴业”商行在梧州市很快开业,而且生意十分火爆,富源公司在两粤和港澳的生意也转入正轨,十分顺畅。水运沿途的贪官污吏和黑道人物再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敲富源公司的竹杠了。当然,富源公司也按原先达成的协议,定期秘密地给李将军足够的“回报”,资助他从事各项抗日救国军政大事。
  
  捐资新走向
  
  苍梧一别,周展权精打细算忙生意,李济深走南闯北忙“大事”,两人多年都未谋面。虽然偶尔也有重要的书信来往,但都按双方原来的约定,不具真名实姓,阅后即行烧毁,以免泄密节外生枝。
  1944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正在桂林市逸仙中学读书的王丽娜(周展权的二儿媳),从学校回到正阳街12号家中与丈夫会面。在客厅、睡房没见到丈夫后,她就去客房寻找。在客房二楼上,她见到一位戴黑色礼帽、着深蓝色棉布长袍、气宇轩昂的中年汉子。虽是初 次见面,两人仅点头招呼一声而已,但客人那不俗的气度给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下得楼来,王丽娜便问管理客户的张老伯:“楼上那位大个子客人是从哪来的,叫什么名字。”
  “是老爷亲自送来的,还天天来看望他,不知姓甚名谁,何方人士。来了半个多月,每天的饭菜都由厨房做好派专人送上去的,也没见客人下过楼。”张老伯是周展权老家的表亲,说着说着就发起牢骚来:“也不是我讲闲话,养只狗会看家,养只猫会抓耗子,这个客人整天呆在楼上什么也不做,每日三餐还要好酒好菜的伺候。”
  “张老伯莫要这样讲,老爷厚待客人自然有老爷的道理。”王丽娜忙制止住了张老伯的牢骚。
  其实,王丽娜和张老伯万万没有想到,楼上这位神秘的客人,正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四处赏悬缉拿的李济深将军。李将军在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将军举起抗日反蒋大旗,被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派重兵围剿。李济深兵败后潜回香港,再隐名换姓搭乘富源公司的货船秘密抵达平乐码头(距桂林不足100公里),又乘车颠簸了大半天,直到天快黑了才赶到桂林市正阳街周展权家。不速之客的秘密造访,使周展权又惊又喜,赶忙吩咐厨房准备饭菜,又亲自陪同李将军去客房,住进了二楼最好的一问套房。
  “你们这次败得很惨烈吧?”周展权敬茶寒暄后,关切地问道。
  “你都从报纸上看到了?”李将军见周展权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热茶,爽朗地笑道:“哈哈,这有什么呀,胜负乃兵家常事嘛,实际情况比报纸上说的还要惨哩!”
  “真的?老蒋杀自己人也不手软?”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嘛!嗨,告诉你吧,这回虽然我们吃了大亏,可我是彻底明白啦!”李将军喜形于色地挥挥手,又朝周展权跟前凑了凑,轻声而又神秘地说:“我可找到真正的‘大老板’了,还得继续来麻烦你这财神爷啊!”
  “真正的‘大老板’是……”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打断了周展权的提问。
  大概是厨房准备好了酒菜,派人送来了,主客忙停住了敏感的话题,准备吃饭。
  打这以后,周展权几乎每天都要来客房找李将军,与之品茗对饮,促膝长谈。每日三餐都是好酒好菜,让厨房派专人送来,并交代管客房的张老伯,不要再安排来客住二楼,以免影响贵客的工作和休息。当然,这时李将军的身份外人不知,对周家大部分主仆也都是保密的。
  原来,李济深将军在福州兵败后被困时,依靠共产党地下党的帮助和支持,冲破了蒋匪严密的围城堵截,脱了险,又凭借地下党的巧妙安排和掩护,千里辗转平安回到了香港。
  这次事件,使他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也完全理解了共产党的良苦用心。回到香港不久,地下党又派人跟他联系,请他帮助筹集资金,把“反蒋抗日”的斗争进行到底。李将军欣然接受了这项秘密使命,在统筹安排并落实了跟海内外有关募捐对象的联络工作后,考虑到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早已插手栗木富源公司(以前从富源公司筹集的资金主要是用于抗日,李宗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只瞒着蒋介石及其死党,但以后的资金新走向,可不能让李宗仁察觉),因此他只身秘密返桂做周展权等人的工作。
  李将军在周家客房住了34天,这次返桂该办的事已办妥(与桂林其他财东联系都是委托周展权秘密代办的),准备第二天一早离桂返程香港。周展权也准备回恭城老家为父亲修坟(其弟周展文已在老家操持)。这晚,周展权在客房二楼独自为客人举办了丰盛的告别酒宴。酒过三巡,李将军特地拿出一卷纸,递给周展权说:
  “本该与你同回恭城栗木,瞻仰令翁的百年梓里,无奈责任在肩脱不开身,只好写了这个碑铭,以表李某的心意了。”
  周展权接过纸卷展开一看,是将军亲笔题写并落款鉴印的“德厚流光”4个大字,忙连声道谢。
  
  远去的秘密
  
  李济深将军离桂不久,日本侵略者重兵逼近桂林。兵荒马乱之际,周展权只好举家搬回恭城县栗木街的老家。
  1952年深秋的一天黄昏,残阳夕照着恭城县栗木街农会后院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紧锁的小门打开了,用竹篮提着饭菜的王丽娜和侄儿周乔俊走了进去,她俩是来给周展权送晚饭的。
  解放后,栗木富源公司被人民政府接管,接着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周展权家被没收了田地、房产和店铺、商行,他自己也被从桂林市押回栗木,关在农会后院,随时准备接受贫苦农民的批斗。因周展权的田地不多(仅30多亩),又长期在外经商,既无民愤也没有什么血债,所以群众没太难为他,土改工作队和农会也只将他作“死老虎”对待。
  周展权病了,发着低烧,躺在稻草地铺的烂被垛上懒得动弹。周乔俊和王丽娜扶他坐起来,靠在被垛上,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他喝稀粥。喂了小半碗粥后,王丽娜试探着小声问道:
  “阿爸,今天我看了报纸,说李济深将军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听说以前你跟他的关系不错,可不可以给他写封信,把我们家现在的情况告诉他?”
  “李将军当了共产党的大官了?”周展权眼睛一亮,腰挺直了起来。
  “几位国家副主席,他是其中之一。”王丽娜解释说。
  “李将军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他的!”周展权感叹了一句,又慢慢咽下两口粥,好一会才摇摇头道:“我看,我们还是不要给他写信为好。”
  “为什么呢?”王丽娜不解。
  “新中国百废待兴,李将军多少大事都忙不过来,我们哪能写信去打扰他呢?”周展权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现在斗地主、分田地是大势所趋,李将军也帮不了我们啊!我跟他的关系也不要跟外人讲,无凭无证的谁相信?”
  “唉,也是呀!”王丽娜点点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此后,周展权的病情日渐加重,汤药亦无回天之力,没过多久,便驾鹤仙去了,终年56岁。这样一来,他与李济深将军的患难之交和帮李将军募捐筹款,以及他自己与公司又捐献过多少钱等,都被他带去了“极乐世界”,成为难解之谜。假若周展权(或他的后辈)当初给李济深副主席写了信,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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