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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制作的重任是，掌握叙事节奏、增加节目娱乐性、平衡艺术效果，成为一档节目的“守护者”
李凌所在的后期机房里有45台机器，每隔2周，这里都会拿到100T的新素材。
作为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我们来了》的后期导演，从2016年6月21日开始，李凌的生活轴心便在这个机房。
机器的每条轨道有30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共40余轨。李凌要带领他的团队，将合计1200多个小时的素材变成3小时成片，分两期播出。
几乎所有真人秀综艺中的“头部内容”都要经过类似的洗练。
2016年，中国电视荧屏预计有超过200档综艺节目，户外真人秀是热点中的热点。一档户外节目有巨大的素材体量，后期制作因此被委以重任：掌握叙事节奏、增加节目娱乐性、平衡艺术效果，成为一档节目的“守护者”。
观众如果觉得节目后期给节目呈现效果加分，对了胃口，便在评论中留一句：“给后期加鸡腿。”
热闹的荧屏背后，这个靠手艺拿“鸡腿”的行业悄然生长，以能拼体力的年轻人为主力军，俨然是电视人中的新生力量。
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机房
30岁的李凌是团队中较为年长的一个——70余人的团队中，有一半是选拔而出的“90后”实习生。
20～30岁被视为后期剪辑的黄金年龄。“年纪大的也扛不住啊。” 李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除了洗澡和睡觉，他几乎全天都泡在湖南广电大楼的机房里。
在3～4个月的工作周期里，《我们来了》后期团队住在湖南广电大楼外的圣爵菲斯大酒店，工作和睡眠之间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李凌甚至习惯了半夜12点来开会。
李凌自己不负责剪辑操作，但他穿梭于负责不同环节的机器与人员之间，对流程了如指掌。
合板、粗剪、精剪、上花字、合成成片，大体环节基本如是，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小组负责。每一站节目分2期播出，后期耗时2周，各小组按流程交接，李凌担当“总督”角色，跟随全程。
在正式剪辑之前，前期导演组和后期团队要进行编前会议，统一剪辑想法，以后期编剧组为中心，迅速形成剪辑剧本。
而合板是正式剪辑的基础工作，在3天时间里将所有素材整合在一条时间线上，保证剪辑时能调出不同机位在同一时刻的镜头。接下来粗剪组要在机房呆一周，按叙事逻辑完成初步的镜头挑选。
精剪组的核心剪辑师有10余人，经过多档节目的磨练后才能坐上这个“最辛苦”的位子。在真人秀综艺精剪师的招聘启事上，除了要求精剪师“能适应加班”，还要“有极强逻辑思维能力、懂得团队协作、对音乐和影片节奏有良好把握”。
拿到粗剪后的片子，精剪师需要寻找事件发生时的最佳叙事镜头，在合板组、粗剪组的帮助下调度素材，与后期编剧合力构思，编排内容。
机器不停运转，直到精剪版本交到后期导演李凌手上。片子过关后发给导演组审片，得到反馈，再进行修改，最后调色、上包装、上花字，合成成片。
这是当下所有户外真人秀节目后期工作的缩影，具体方式依节目录制方式而定。
如《天天向上》这类棚内节目，都有导播专门负责切换镜头，5个人就可以完成后期工作。而随着技术的变化，前端拍摄设备成本大幅下降，也提供了更多信号采录渠道。尤其是户外节目，动辄几十台机位跟拍，使得后期行业需求大，并且工作负荷越来越高。
幻维数码作为SMG旗下的老牌后期团队，已经拥有20年的行业经验，其副总裁唐昊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节目制作的这种变化，便是“创作的‘后移’”。
用镜头语言写文章
《爸爸去哪儿》被视为电视综艺近年来制作生态演变的分水岭。自这档现象级户外真人秀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无脚本节目”出现在荧屏上。
在唐昊看来，其结果就是，海量的前期素材为后期阶段进行人物塑造和故事重构带来了巨大可能性。
由此，后期制作在创作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李凌曾就艺人入场方式和导演组沟通过，使得节目的节奏更快。
和影视作品按剧本剪辑大相径庭，综艺后期作为“二次创作”带有原创性，素材就如一组庞杂的语言库，后期人员要据此构建出一篇合理有趣的文章。
决定水准的是“后期思维”。李凌把这比作后期人员的“语文素养”：“你的‘语文’不好，就写不好这篇文章的起承转合。”
智能化剪辑软件“连路边卖光盘的都能学会”，入行门槛虽低，“后期思维”却要靠天分和培养，综艺节目制作人佘星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Photoshop这个软件给你你也会用，但为什么我是平面设计师，你不是？”
李凌时常感到后期机房坐满了“不正常的聪明人”。剪刀手们是节目的“守护者”，他们捕捉那些潜在笑料，变出神奇的魔术。当素材不甚完美时，他们“化腐朽为神奇”;当素材有趣时，他们“锦上添花”。
如果说粗剪组和精剪组决定了“文章”结构，特效组与花字组便是在精雕“文章”的措辞。
CG特效在“无脚本节目”上的应用不仅限于一帧一帧抠出明星脚边的幻梦花朵。以幻维数码此前承制后期的第一季《极限挑战》为例，“明星特工卧底”这一期便运用了大量特效，以电脑游戏关卡的形式，使得叙述更加顺畅合理。
而花字组要与后期编剧组彼此配合，平衡艺术性与娱乐性。
除小组负责人外，《我们来了》的花字组全是实习生，与节目主流观众的画像一致——对网络语言信手拈来的“90后”姑娘，是后期团队自带的“台网互动”纽带。 除此之外，《我们来了》总导演陈汝涵透露，一般真人秀都有外宣组收集和整理舆情，一方面可以根据反馈对剪辑节奏进行及时调整，另一方面，一些精彩的评论也可以反哺后期，“文章”和“读者”得以“礼尚往来”。
其实，李凌眼里最理想的后期状态是尽量少的包装，避免“喧宾夺主”，还原节目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哪怕镜头颠簸，也可斟酌使用。
这当然取决于前期录制质量。而后期与前制的磨合难以避免，为减少沟通成本和后期工作量，“后期前置”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户外真人秀制作之中。陈汝涵表示，录制现场会有后期编剧进行场记，整理值得放大的镜头和叙事线。
成熟的后期人员在前期拍摄时就在脑内形成成片雏形。“所以电视圈流传这句话：会做前期的不一定会做后期，但是会做后期的一定会做前期。”李凌说。
点石成金
当玉雕传承人在《我们来了》苏州站说出玉料“1克1万元”之后，明星嘉宾赵雅芝和奚梦瑶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奚梦瑶坐上操作台，手持刻刀，显得谨小慎微，后期花字在她背后循环着“1克1万”的弹幕，她看上去更加战战兢兢了。
镜头一切，嘉宾谢娜放下她的木板年画任务，正满场乱窜，到各个正在做手艺的嘉宾那里看热闹。后期将谢娜在手艺制作时不安分的表现剪辑到一起，配上“熊孩子”的花字和活泼的背景乐，镜头紧凑切换。最终，年画艺人嘟囔着“你快回来”，将谢娜拉回操作台，背景乐戛然而止。
这些后期的小技巧，让节目中原本安静的手工艺制作环节在最终呈现时显得不那么安静。
其实，在这一站的前期录制当中，原本还有“趣味美食”环节，娱乐效果更突出，但是在后期阶段仍然把它舍弃了，为的是更加符合节目展示地方文化风韵的需求。
最终保留的是明星体验苏灯、玉雕、年画、折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的环节。既然所留下的素材节奏慢、娱乐效果不强，成熟的后期就要想办法“点石成金”。
陈汝涵说：“后期可以在节目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娱乐效果当中作一个平衡，从而保证观众不会在这些节奏缓慢但体现文化内涵的环节流失。”
平衡感需要后期团队与节目组去共同摸索，中间也有供求不匹配的时候。
在《我们来了》澳门站的第一期节目中，明星的拳击擂台赛环节加入了大量花字、背景音乐和特效手段，最初版本让陈汝涵感觉“用了百分之两百的力气”。
“这和原本的节目调性不太一样。”陈汝涵和后期团队协调后，剪掉了一些“夸张”的包装，她说：“一般在节目的前两期，节目组和后期都在磨合，我们需要‘靶子’去调整。”
目前，大部分真人秀后期都是由市场团队以独立身份负责执行工作，电视台起调度和审核作用。
大的背景仍绕不开制播分离制度——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
自现象级的《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出后，酝酿多年的制播分离正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逐渐深入，一批市场化的制作团队纷纷突起，与大型电视平台共同引领内容“井喷”。
由此，产业链上的细分领域开始出现专业化市场团队。在后期制作领域，承制过《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的幻维数码，以及承制过《全员加速中》的BKW Studio等，都是“炼金术士”中的佼佼者。
生存之道
由于创作话语权的增大，后期制作团队也渐渐有了一定议价能力。业内人士透露，2年前每期30万～50万元的后期承制费用，如今已上涨了一倍。
在唐昊看来，价格的纵向增长并不存在泡沫。季播综艺已迎来“亿元成本时代”，对专业后期要求高，升级的技术设备和人力成本，都拉高了后期制作费用。
而从横向来看，后期环节在整个节目预算中的配比并没有特别增长。根据《2015年腾讯娱乐白皮书》的统计，短短几年，明星片酬占真人秀制作成本的比例已从40%飙升到75%，因此唐昊猜测：“后期制作预算所占的比例搞不好还是下降的。”
“有时电视台会觉得，是在花钱培养别的团队。”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说。市场爆发式增长，但资源整合还处在磨合阶段，使得制作方和电视平台都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后期团队。
但如果真把账算细，养一个团队并不容易。毕竟，后期成本包括运营成本、软硬件折旧和人员福利负担。唐昊认为，电视平台建立后期团队也许是在磨合阶段作出的选择。
低入行门槛意味着更多的入行者，看上去欣欣向荣，但人才水平参差不齐。
“有种现象是，‘忽悠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唐昊举例说，有的公司拿出履历，显示曾承制过现象级节目，但是一档节目有多家团队合作，这个团队在其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有时是靠嘴来“忽悠”的。
唐昊的隐忧是，综艺市场的热度虽促进了资源向电视行业靠拢，但也不乏一些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热钱”，反而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有业内人士认为，可以通过提高行业门槛来规范市场。例如，成立中国剪辑师协会，有官方认定的剪辑师资格考试和证书，从而筛选出优秀剪辑师。
当下，小型后期制作公司的生存之道是承制小成本的棚内节目和网络综艺。佘星华认为，如果综艺在“做大”的路上持续走下去，未来后期行业会迎来洗礼，不专业的团队很可能“无事可做”，被垄断性的大公司吞并。
对成熟的后期制作公司来说，目前的目标是加大自己的专业筹码。
在唐昊眼里，筹码在于建立完善的制作链条，向欧美影视工业体系学习，摸索出工业化、体系化的管理方式。在节目制作的细化过程中，不仅会碰到跨工种、跨部门的问题，更有可能遇到跨公司的问题，各个生产环节都要有相应的信息流程，才能让剪刀手的魔法效果最大化，实现专业化和创意化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寻找更多盈利模式，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成为大型后期制作公司的普遍选择。
李凌所在的后期机房里有45台机器，每隔2周，这里都会拿到100T的新素材。
作为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我们来了》的后期导演，从2016年6月21日开始，李凌的生活轴心便在这个机房。
机器的每条轨道有30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共40余轨。李凌要带领他的团队，将合计1200多个小时的素材变成3小时成片，分两期播出。
几乎所有真人秀综艺中的“头部内容”都要经过类似的洗练。
2016年，中国电视荧屏预计有超过200档综艺节目，户外真人秀是热点中的热点。一档户外节目有巨大的素材体量，后期制作因此被委以重任：掌握叙事节奏、增加节目娱乐性、平衡艺术效果，成为一档节目的“守护者”。
观众如果觉得节目后期给节目呈现效果加分，对了胃口，便在评论中留一句：“给后期加鸡腿。”
热闹的荧屏背后，这个靠手艺拿“鸡腿”的行业悄然生长，以能拼体力的年轻人为主力军，俨然是电视人中的新生力量。
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机房
30岁的李凌是团队中较为年长的一个——70余人的团队中，有一半是选拔而出的“90后”实习生。
20～30岁被视为后期剪辑的黄金年龄。“年纪大的也扛不住啊。” 李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除了洗澡和睡觉，他几乎全天都泡在湖南广电大楼的机房里。
在3～4个月的工作周期里，《我们来了》后期团队住在湖南广电大楼外的圣爵菲斯大酒店，工作和睡眠之间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李凌甚至习惯了半夜12点来开会。
李凌自己不负责剪辑操作，但他穿梭于负责不同环节的机器与人员之间，对流程了如指掌。
合板、粗剪、精剪、上花字、合成成片，大体环节基本如是，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小组负责。每一站节目分2期播出，后期耗时2周，各小组按流程交接，李凌担当“总督”角色，跟随全程。
在正式剪辑之前，前期导演组和后期团队要进行编前会议，统一剪辑想法，以后期编剧组为中心，迅速形成剪辑剧本。
而合板是正式剪辑的基础工作，在3天时间里将所有素材整合在一条时间线上，保证剪辑时能调出不同机位在同一时刻的镜头。接下来粗剪组要在机房呆一周，按叙事逻辑完成初步的镜头挑选。
精剪组的核心剪辑师有10余人，经过多档节目的磨练后才能坐上这个“最辛苦”的位子。在真人秀综艺精剪师的招聘启事上，除了要求精剪师“能适应加班”，还要“有极强逻辑思维能力、懂得团队协作、对音乐和影片节奏有良好把握”。
拿到粗剪后的片子，精剪师需要寻找事件发生时的最佳叙事镜头，在合板组、粗剪组的帮助下调度素材，与后期编剧合力构思，编排内容。
机器不停运转，直到精剪版本交到后期导演李凌手上。片子过关后发给导演组审片，得到反馈，再进行修改，最后调色、上包装、上花字，合成成片。
这是当下所有户外真人秀节目后期工作的缩影，具体方式依节目录制方式而定。
如《天天向上》这类棚内节目，都有导播专门负责切换镜头，5个人就可以完成后期工作。而随着技术的变化，前端拍摄设备成本大幅下降，也提供了更多信号采录渠道。尤其是户外节目，动辄几十台机位跟拍，使得后期行业需求大，并且工作负荷越来越高。
幻维数码作为SMG旗下的老牌后期团队，已经拥有20年的行业经验，其副总裁唐昊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节目制作的这种变化，便是“创作的‘后移’”。
用镜头语言写文章
《爸爸去哪儿》被视为电视综艺近年来制作生态演变的分水岭。自这档现象级户外真人秀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无脚本节目”出现在荧屏上。
在唐昊看来，其结果就是，海量的前期素材为后期阶段进行人物塑造和故事重构带来了巨大可能性。
由此，后期制作在创作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李凌曾就艺人入场方式和导演组沟通过，使得节目的节奏更快。
和影视作品按剧本剪辑大相径庭，综艺后期作为“二次创作”带有原创性，素材就如一组庞杂的语言库，后期人员要据此构建出一篇合理有趣的文章。
决定水准的是“后期思维”。李凌把这比作后期人员的“语文素养”：“你的‘语文’不好，就写不好这篇文章的起承转合。”
智能化剪辑软件“连路边卖光盘的都能学会”，入行门槛虽低，“后期思维”却要靠天分和培养，综艺节目制作人佘星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Photoshop这个软件给你你也会用，但为什么我是平面设计师，你不是？”
李凌时常感到后期机房坐满了“不正常的聪明人”。剪刀手们是节目的“守护者”，他们捕捉那些潜在笑料，变出神奇的魔术。当素材不甚完美时，他们“化腐朽为神奇”;当素材有趣时，他们“锦上添花”。
如果说粗剪组和精剪组决定了“文章”结构，特效组与花字组便是在精雕“文章”的措辞。
CG特效在“无脚本节目”上的应用不仅限于一帧一帧抠出明星脚边的幻梦花朵。以幻维数码此前承制后期的第一季《极限挑战》为例，“明星特工卧底”这一期便运用了大量特效，以电脑游戏关卡的形式，使得叙述更加顺畅合理。
而花字组要与后期编剧组彼此配合，平衡艺术性与娱乐性。
除小组负责人外，《我们来了》的花字组全是实习生，与节目主流观众的画像一致——对网络语言信手拈来的“90后”姑娘，是后期团队自带的“台网互动”纽带。 除此之外，《我们来了》总导演陈汝涵透露，一般真人秀都有外宣组收集和整理舆情，一方面可以根据反馈对剪辑节奏进行及时调整，另一方面，一些精彩的评论也可以反哺后期，“文章”和“读者”得以“礼尚往来”。
其实，李凌眼里最理想的后期状态是尽量少的包装，避免“喧宾夺主”，还原节目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哪怕镜头颠簸，也可斟酌使用。
这当然取决于前期录制质量。而后期与前制的磨合难以避免，为减少沟通成本和后期工作量，“后期前置”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户外真人秀制作之中。陈汝涵表示，录制现场会有后期编剧进行场记，整理值得放大的镜头和叙事线。
成熟的后期人员在前期拍摄时就在脑内形成成片雏形。“所以电视圈流传这句话：会做前期的不一定会做后期，但是会做后期的一定会做前期。”李凌说。
点石成金
当玉雕传承人在《我们来了》苏州站说出玉料“1克1万元”之后，明星嘉宾赵雅芝和奚梦瑶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奚梦瑶坐上操作台，手持刻刀，显得谨小慎微，后期花字在她背后循环着“1克1万”的弹幕，她看上去更加战战兢兢了。
镜头一切，嘉宾谢娜放下她的木板年画任务，正满场乱窜，到各个正在做手艺的嘉宾那里看热闹。后期将谢娜在手艺制作时不安分的表现剪辑到一起，配上“熊孩子”的花字和活泼的背景乐，镜头紧凑切换。最终，年画艺人嘟囔着“你快回来”，将谢娜拉回操作台，背景乐戛然而止。
这些后期的小技巧，让节目中原本安静的手工艺制作环节在最终呈现时显得不那么安静。
其实，在这一站的前期录制当中，原本还有“趣味美食”环节，娱乐效果更突出，但是在后期阶段仍然把它舍弃了，为的是更加符合节目展示地方文化风韵的需求。
最终保留的是明星体验苏灯、玉雕、年画、折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的环节。既然所留下的素材节奏慢、娱乐效果不强，成熟的后期就要想办法“点石成金”。
陈汝涵说：“后期可以在节目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娱乐效果当中作一个平衡，从而保证观众不会在这些节奏缓慢但体现文化内涵的环节流失。”
平衡感需要后期团队与节目组去共同摸索，中间也有供求不匹配的时候。
在《我们来了》澳门站的第一期节目中，明星的拳击擂台赛环节加入了大量花字、背景音乐和特效手段，最初版本让陈汝涵感觉“用了百分之两百的力气”。
“这和原本的节目调性不太一样。”陈汝涵和后期团队协调后，剪掉了一些“夸张”的包装，她说：“一般在节目的前两期，节目组和后期都在磨合，我们需要‘靶子’去调整。”
目前，大部分真人秀后期都是由市场团队以独立身份负责执行工作，电视台起调度和审核作用。
大的背景仍绕不开制播分离制度——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
自现象级的《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出后，酝酿多年的制播分离正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逐渐深入，一批市场化的制作团队纷纷突起，与大型电视平台共同引领内容“井喷”。
由此，产业链上的细分领域开始出现专业化市场团队。在后期制作领域，承制过《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的幻维数码，以及承制过《全员加速中》的BKW Studio等，都是“炼金术士”中的佼佼者。
生存之道
由于创作话语权的增大，后期制作团队也渐渐有了一定议价能力。业内人士透露，2年前每期30万～50万元的后期承制费用，如今已上涨了一倍。
在唐昊看来，价格的纵向增长并不存在泡沫。季播综艺已迎来“亿元成本时代”，对专业后期要求高，升级的技术设备和人力成本，都拉高了后期制作费用。
而从横向来看，后期环节在整个节目预算中的配比并没有特别增长。根据《2015年腾讯娱乐白皮书》的统计，短短几年，明星片酬占真人秀制作成本的比例已从40%飙升到75%，因此唐昊猜测：“后期制作预算所占的比例搞不好还是下降的。”
“有时电视台会觉得，是在花钱培养别的团队。”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说。市场爆发式增长，但资源整合还处在磨合阶段，使得制作方和电视平台都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后期团队。
但如果真把账算细，养一个团队并不容易。毕竟，后期成本包括运营成本、软硬件折旧和人员福利负担。唐昊认为，电视平台建立后期团队也许是在磨合阶段作出的选择。
低入行门槛意味着更多的入行者，看上去欣欣向荣，但人才水平参差不齐。
“有种现象是，‘忽悠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唐昊举例说，有的公司拿出履历，显示曾承制过现象级节目，但是一档节目有多家团队合作，这个团队在其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有时是靠嘴来“忽悠”的。
唐昊的隐忧是，综艺市场的热度虽促进了资源向电视行业靠拢，但也不乏一些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热钱”，反而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有业内人士认为，可以通过提高行业门槛来规范市场。例如，成立中国剪辑师协会，有官方认定的剪辑师资格考试和证书，从而筛选出优秀剪辑师。
当下，小型后期制作公司的生存之道是承制小成本的棚内节目和网络综艺。佘星华认为，如果综艺在“做大”的路上持续走下去，未来后期行业会迎来洗礼，不专业的团队很可能“无事可做”，被垄断性的大公司吞并。
对成熟的后期制作公司来说，目前的目标是加大自己的专业筹码。
在唐昊眼里，筹码在于建立完善的制作链条，向欧美影视工业体系学习，摸索出工业化、体系化的管理方式。在节目制作的细化过程中，不仅会碰到跨工种、跨部门的问题，更有可能遇到跨公司的问题，各个生产环节都要有相应的信息流程，才能让剪刀手的魔法效果最大化，实现专业化和创意化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寻找更多盈利模式，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成为大型后期制作公司的普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