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尽管中国读者看到这部书比初版晚了三十多年，现在我们评论这部书又比中译本的出版晚了五六年，这也许反而为适当评价本书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当本书中译本刚出版时，人们对许多充满火药味的词语——诸如“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西方对待官僚极权主义必须抱一种既了解情况又敢于有所作为的态度”云云，也许相当敏感；而今，我想我们已能够充裕地看待问题，把那些过于情绪化的东西放到一边。历史不仅比任何人，也比我们的总和都要有力量得多。大浪淘沙。作为历史学家更应该有深邃的眼光和豁达的气度来审视一切学术成果，也允许别人以同样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学术成果。
　　魏特夫的经历很特殊，以至可以说具有戏剧性。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以毕生精力研究东方社会；他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他曾当过共产党员和德共中央委员，后来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全身心地为西方世界填补“理论上的真空”。一言以蔽之，魏特夫是一个在生活、思想、工作和信仰上经历跨度都很大的人。正是这种经历和跳跃，使他积累了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丰富知识，也使他的著作具有特别意义上的典型性。
　　从广义上讲，东西方关系至少是全部成文史的关键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狭义上讲，东方社会究竟向何处去，对于东方人自然早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对魏特夫的跳跃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经历是一种沟通认知的桥梁；他毕生研究所得，不论是正确还是谬误，都是东方社会研究中的一种积淀，并从正面或负面给予人们以启迪。对于象我这样的人，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原因过去对西方的认识太少，自己在阅读《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突出感受是收获比读许多观点与自己类似的著作还要多些。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的学说不是无源之水。毫无疑问，不仅黑格尔、亚当·斯密，而且还有孟德斯鸠、赫德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理查德·琼斯等人的意见都给予马克思的观点以一定的影响；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观点打开了魏特夫整个研究生涯的大门。不过，假如有人想要就吸取前辈遗产方面对他俩作一比较，那末，可以发现一个重大区别：前者把前辈的遗产进行了消化，化为了自己学术体系的血肉；在后者，前辈的遺产象是两股洪流激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这是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魏特夫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同之处。
　　《东方专制主义》引证的文献达八百五十六种。这对于扩大视野是很有好处的。即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论，他的熟悉程度也值得称道。本书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认为历史条件相同时，重大的自然差别可能导致决定性的制度差别。他说：“正是水源不稳的情况所产生的任务促使人类去发展由社会进行控制的治水方法。”这个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值得引起重视。尽管本来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大体相同的意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却长期相当漠视。同时，魏特夫对灌溉农业的许多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这种农业与雨水农业、浇灌农业不同，为进行农业耕作首先必需有与耕作本身分开的大型灌溉和防护工程，在工业化时代之前，这种大型工程既造成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的社会合作，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和其它大型建设奠定了基础。此外在一些往往易于忽略的地方，例如东西方建筑风格上的差别，本书也说出了不无启发的意见。当然，魏特夫至少在他自己非常自负的中国史领域也讲了不少外行话和错话。这里举其至关重要的一个：由于误把被许多山脉分割的中国视为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国家，而且看来也根本不知道近一万年以来我国北方的气候经历了一个由原先比较暖湿，到距今三千年以来变得日益干凉的过程，以致误认为“在机器以前的时代是如此；今天基本上仍然如此”。因此，他既不了解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原始农业，也不了解近二千多年新生的精耕细作农业。直截了当地说吧，他对中国农业史的知识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早已大大落后于现代科学水平了。顺便说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农学和农业史的研究，在一大批老中青专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成果斐然。这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亚洲的历史自然有很多的共同性。如果说非洲是我们人类的摇篮，曾经长期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独占鳌头，那末，在此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亚洲的贡献特别巨大。这里是农业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圣地。现代历史学已经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截止中世纪后期之前，亚洲的文明仍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到了中世纪后期开始，这个曾经领先的大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欧北美的大西洋文明，亦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就是说，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亚洲的文明盛衰过程存在着共同的趋势。如果从制度上着眼，亚洲的政制长期以来确实都是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社会体制方面，私有制长期发展不充分。上述这些共性在研究亚洲史时都必须重视，而决不可以忽略。但是，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把亚洲一分为二，东西亚在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诸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相互交通而言，西亚与欧洲比之它与东亚反而要方便得多。中国本身就占东亚很大的一部分；如果算上中华文化辐射圈，幅员更加辽阔，人种独具特色而且众多，文化自成体系。因此，在注意到亚洲的共性同时，也决不可忽略亚洲内部东西两大块之间存在着的重要区别。这恰恰是《东方专制主义》为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完全忽略了的。
　　魏特夫从用水的角度把农业区分为治水、浇灌和雨水三种类型是有学术价值的。布罗代尔在其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从作物的角度把农业区分为小麦、稻米和玉米三种类型，捉住了农业更本质的特性，因而更具有启发性。不过，看来他们都忽略了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农业——以粟为主要作物、以精耕细作为主要手段的旱作农业，以及这种农业在我国所经历的特殊发展过程。简要地说，这种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于战国时代产生在我国北方的黄土地上，后来不仅在作物上越来越增大了小麦生产的分量，而且又进一步在南方的水稻生产中发扬光大了它的精耕细作技术。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把我国在原始农业之后发展起来农业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农学史》对此作出了系统阐述，我也曾著文从理论上有所剖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中国的精耕细作农业在两个基本方面具有与其它地区传统农业的重要区别：从技术方面看，它是把气候条件即所谓天、自然条件即所谓地和农民的能动作用即所谓人三者结合为一个有机系统，因而既不是适应一种气候条件的灌溉农业，也不是适应特定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小麦农业或雨水农业，而是根据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样的客观实际，把旱作和灌溉，粟、小麦、稻米、玉米等多种作物综合地加以利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业体系。它的实质，大学者王充早在公元初已正确地概括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从经营管理方面看，它与集体主义形态不相容，农业的经营单位始终是个体的，因而也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单位，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合二为一，并使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长期成为社会的独立细胞，而在观念上则具有十分强烈的家庭和家族色彩。上述两方面的特点互相要求并互相促进，其结果既使中国农业创造了高于古代其他地区，甚至足以与现代农业相比的单位面积产量，而且，这种结构极为简单的家庭农业极易水平位移，无孔不入地普及到能适于它生存的一切地方。正是这种从结构上看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越来越分散的小农，就是产生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也正是由于同一原因，中华文化具有极其强大的辐射力，使中国本身形成为一个具有悠久而且连绵不断历史的特大型社会实体，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圈。当然，还是出于同一原因，这种曾经在战国至唐宋之际使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创造高度和博大丰富的内涵方面都确曾具有世界先进性的中华文明，在明清以后长期地停滞而落后了。魏特夫无视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特殊的发展过程本来未可厚非。因为一个文化渊源上不同的西方人在了解完全陌生的文明时容易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可惜，他是出于民族偏见，为构筑理论体系的需要而蓄意抹杀了这些区别。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日本的社会从来也不是治水社会”，在亚洲唯独把这个分明的东方国家硬扯入西方社会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