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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冯飞近期履新工信部副部长，他对新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瞻认知及其应对思路，可以视为下一步工信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风向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应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新的工业革命？
《检察风云》：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一系列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前面讲到，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非常高的需求。而中国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检察风云》：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对此您怎么看？
冯飞：至少从目前看，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总体来看，中国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相反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术做一些提前的部署，特别是向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方面加强。这些可能是改变未来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些关键技术手段。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决策机制的不适应和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励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把体制性的束缚松开，激发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体现了从产业组织政策到科技政策再到金融政策，一系列政策怎样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种转型，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突破，所以转型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怎么去鼓励分散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核心。要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一批能驾驭新经济、新技术、新装备的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培育。
四是提高认识。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从决策层的角度上来讲，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转变的影响。
《检察风云》：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哪些方面深刻认识战略新兴产业的特点与规律、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冯飞：第一，战略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换句话也是高技术产业，是技术不成熟的产业、技术在不断进步的产业。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成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很多新兴产业不缺乏技术，但商业模式不成熟，也很难使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而商业模式创新理应是纯市场的事，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放开”，减少管制和干预，给企业释放空间。所以，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很重要。中国比较习惯于供给侧的创新刺激政策，如国家给很多项目，支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但往往看到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不在国家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成果比政府支持的还要好。对这些创新成果，政府怎么支持？这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中国过去是重供给、轻需求，国际上是两者并重。所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有一招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比如政府采购、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政策、针对需求侧的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创新型小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创新源。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动力非常强，很多原始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化能力。美国的一套制度，可以把小企业的一些创新想法，转化为一些产业化的成果。有很多采取整体收购的方式，如微软走的就是“拥抱”战略，收购了很多创新团队纳入到微软团队。当然还通过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创新型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整体上看到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做法可以迅速看到投资的效果，有产出的话可以迅速转化为GDP，但创新的基础不牢固。
第四，新兴产业除了面临传统产业一般性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
采写：朱敏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应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新的工业革命？
《检察风云》：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一系列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前面讲到，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非常高的需求。而中国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检察风云》：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对此您怎么看？
冯飞：至少从目前看，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总体来看，中国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相反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术做一些提前的部署，特别是向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方面加强。这些可能是改变未来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些关键技术手段。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决策机制的不适应和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励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把体制性的束缚松开，激发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体现了从产业组织政策到科技政策再到金融政策，一系列政策怎样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种转型，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突破，所以转型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怎么去鼓励分散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核心。要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一批能驾驭新经济、新技术、新装备的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培育。
四是提高认识。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从决策层的角度上来讲，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转变的影响。
《检察风云》：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哪些方面深刻认识战略新兴产业的特点与规律、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冯飞：第一，战略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换句话也是高技术产业，是技术不成熟的产业、技术在不断进步的产业。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成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很多新兴产业不缺乏技术，但商业模式不成熟，也很难使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而商业模式创新理应是纯市场的事，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放开”，减少管制和干预，给企业释放空间。所以，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很重要。中国比较习惯于供给侧的创新刺激政策，如国家给很多项目，支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但往往看到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不在国家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成果比政府支持的还要好。对这些创新成果，政府怎么支持？这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中国过去是重供给、轻需求，国际上是两者并重。所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有一招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比如政府采购、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政策、针对需求侧的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创新型小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创新源。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动力非常强，很多原始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化能力。美国的一套制度，可以把小企业的一些创新想法，转化为一些产业化的成果。有很多采取整体收购的方式，如微软走的就是“拥抱”战略，收购了很多创新团队纳入到微软团队。当然还通过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创新型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整体上看到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做法可以迅速看到投资的效果，有产出的话可以迅速转化为GDP，但创新的基础不牢固。
第四，新兴产业除了面临传统产业一般性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
采写：朱敏 编辑：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