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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有效扩大居民消费，成为中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牛鼻子”。
朱敏：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发展中国经济，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余斌：也正由此，“扩大内需”成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基本立足点。“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关键阶段，也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相对低迷、外需增长缓慢、贸易摩擦增多的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因而，妥善处理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等重大关系，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关键。
朱敏：具体来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主要涉及哪几个重大关系的认识问题?
余斌：其中，主要有三大关系须予重视，即：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1 内需与外需关系
朱敏：看来这三大关系，也恰恰是“十二五”时期，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议题。可否先谈谈。应当如何看待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余斌：您提的这个思考方向，正是我最近重点研究的课题。其中内需与外需的关系，着重需要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行不悖。
内需和外需本无优劣、好坏之分，内、外需求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也不存在最佳的内、外需求比例关系，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是实践反复证明的正确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
经济全球化推动外需占比普遍上升。
二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呈现出内需占比下降、外需占比上升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外需占比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等，使得大量贸易以中间投入品形式反复在国家间(海关)转移，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需占比例不断上升。在大国经济中高于美国和日本，但低于德国。这种趋势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也与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有关。中国货物出口中近50％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推高了中国外需所占比重，但加工贸易增加值率低于20％。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内需扩张为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很低，内需在总需求中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需占比逐渐上升，2006年达到29％的峰值，近两年有所下降。中国占世界贸易份额从1983年的1.2％，上升到2008年的9.1％，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货物出口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投资和消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内需扩张为主的基本特征。无论从支出法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是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增加值贡献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70％。
降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重出口创汇，通过给予各种优惠和补贴，引导要素、资源流向出口部门。目前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但依然是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小国。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日渐增多，现阶段消除或降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优化出口结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多层次、多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
2 投资与消费关系
朱敏：处理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是改善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困局的直接途径。那么，同样地，对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又该如何认识和考量呢?
余斌：就中国现阶段而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我看来是扩大内需战略里的核心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不应忽视的基本趋势有；
中国高投资率特征总体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而且有望持续到2020年左右。
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投资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提高，随工业化、城市化任务的逐步完成而下降。消费率的变化则与之相反。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阶段，投资率和工业增加值占ODP比重相对较高的特征更加明显。国际经验表明，这两项指标的峰值一般出现在重化工业阶段的末期。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投资率上升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且高投资率特征有望持续到2020年左右。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年来下降速度过快。
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看，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0％～65％，中等收入国家约为55％～60％，低收入国家一般高于65％。而中国2008年仅为35.3％，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是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主因。
消费率低与投资率高，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储蓄是连接二者的中介。消费低，必然储蓄就高。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加净出口。高储蓄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而且当内部消费不足时，高储蓄直接推动外向型产业投资的增加和净出口规模的扩大。
所以，现阶段中国净出口规模偏大、外汇储备偏高所反映的内外经济不平衡，其根源在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虽然从绝对量上看中国居民消费增速不低，但相对于GDP增长来说就显得太慢了。另外，由于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必然日趋严重，投资效益下降，金融系统潜在风险加大。
3 产业结构与消费
朱敏：刚才您对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做了深入分析，接下来就涉及到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了。
余斌：实际上，对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我们也需要予以更多重视。至少，应充分认识到这样三个方面的基本原理：
消费是拉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最终动力。
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品渐次升级的规律。一国的产业结构也往往跟随消费结构升级而升级。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处在以汽车、住房为主的阶段，部分高收入群体向以购买服务业产品为主的阶段转变。由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较大，这一过程将持续较长时间。这就决定了，中国产业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呈现“二、三、一”的结构特征。
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的增长。
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就业弹性差别较大。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替代劳动，自然会影响就业，进而影响消费。目前受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已经成为阻碍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加快发展服务业既有利于促进消费。也有利于拉动投资。
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也有利于改善服务类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同时，从国际经验看，在服务业加速发展初期，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会同时取得促进消费和提高投资质量的作用，长期内有利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改善。
朱敏：那么，这三大关系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看，其中的重中之重又是什么?
余斌：综合而言，在处理扩大内需若干重大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与外需、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不平衡的外在表现。
改善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关键，而核心是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因此，“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有效扩大居民消费，成为中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牛鼻子”。
朱敏：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发展中国经济，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余斌：也正由此，“扩大内需”成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基本立足点。“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关键阶段，也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相对低迷、外需增长缓慢、贸易摩擦增多的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因而，妥善处理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等重大关系，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关键。
朱敏：具体来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主要涉及哪几个重大关系的认识问题?
余斌：其中，主要有三大关系须予重视，即：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1 内需与外需关系
朱敏：看来这三大关系，也恰恰是“十二五”时期，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议题。可否先谈谈。应当如何看待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余斌：您提的这个思考方向，正是我最近重点研究的课题。其中内需与外需的关系，着重需要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行不悖。
内需和外需本无优劣、好坏之分，内、外需求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也不存在最佳的内、外需求比例关系，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是实践反复证明的正确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
经济全球化推动外需占比普遍上升。
二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呈现出内需占比下降、外需占比上升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外需占比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等，使得大量贸易以中间投入品形式反复在国家间(海关)转移，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需占比例不断上升。在大国经济中高于美国和日本，但低于德国。这种趋势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也与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有关。中国货物出口中近50％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推高了中国外需所占比重，但加工贸易增加值率低于20％。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内需扩张为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很低，内需在总需求中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需占比逐渐上升，2006年达到29％的峰值，近两年有所下降。中国占世界贸易份额从1983年的1.2％，上升到2008年的9.1％，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货物出口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投资和消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内需扩张为主的基本特征。无论从支出法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是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增加值贡献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70％。
降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重出口创汇，通过给予各种优惠和补贴，引导要素、资源流向出口部门。目前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但依然是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小国。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日渐增多，现阶段消除或降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优化出口结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多层次、多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
2 投资与消费关系
朱敏：处理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是改善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困局的直接途径。那么，同样地，对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又该如何认识和考量呢?
余斌：就中国现阶段而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我看来是扩大内需战略里的核心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不应忽视的基本趋势有；
中国高投资率特征总体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而且有望持续到2020年左右。
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投资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提高，随工业化、城市化任务的逐步完成而下降。消费率的变化则与之相反。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阶段，投资率和工业增加值占ODP比重相对较高的特征更加明显。国际经验表明，这两项指标的峰值一般出现在重化工业阶段的末期。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投资率上升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且高投资率特征有望持续到2020年左右。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年来下降速度过快。
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看，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0％～65％，中等收入国家约为55％～60％，低收入国家一般高于65％。而中国2008年仅为35.3％，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是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主因。
消费率低与投资率高，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储蓄是连接二者的中介。消费低，必然储蓄就高。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加净出口。高储蓄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而且当内部消费不足时，高储蓄直接推动外向型产业投资的增加和净出口规模的扩大。
所以，现阶段中国净出口规模偏大、外汇储备偏高所反映的内外经济不平衡，其根源在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虽然从绝对量上看中国居民消费增速不低，但相对于GDP增长来说就显得太慢了。另外，由于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必然日趋严重，投资效益下降，金融系统潜在风险加大。
3 产业结构与消费
朱敏：刚才您对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做了深入分析，接下来就涉及到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了。
余斌：实际上，对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我们也需要予以更多重视。至少，应充分认识到这样三个方面的基本原理：
消费是拉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最终动力。
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品渐次升级的规律。一国的产业结构也往往跟随消费结构升级而升级。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处在以汽车、住房为主的阶段，部分高收入群体向以购买服务业产品为主的阶段转变。由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较大，这一过程将持续较长时间。这就决定了，中国产业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呈现“二、三、一”的结构特征。
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的增长。
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就业弹性差别较大。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替代劳动，自然会影响就业，进而影响消费。目前受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已经成为阻碍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加快发展服务业既有利于促进消费。也有利于拉动投资。
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也有利于改善服务类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同时，从国际经验看，在服务业加速发展初期，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会同时取得促进消费和提高投资质量的作用，长期内有利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改善。
朱敏：那么，这三大关系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看，其中的重中之重又是什么?
余斌：综合而言，在处理扩大内需若干重大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与外需、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不平衡的外在表现。
改善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关键，而核心是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因此，“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有效扩大居民消费，成为中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