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人类近现代历史影响最重大的技术手段时，有一项发明让大家大跌眼镜。那就是铁丝网。铁丝网出现后，人们精确、低成本地划分彼此的界线，也就实现了精确的产权划分。产权确定，分配才能确定，人们的劳动成果才能确保归自己所有；这样，人们才有生产劳动的激励，才愿意在土地上投入心血和劳动。在那些产权制度不充分的地方，是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的。结果自然只能是一个贫穷匮乏的社会。
　　
　　产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就说过的“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很疏远淡漠的。
　　财产制度包括产权和分配制度两个方面。产权制度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或对产权的制度化，是划分、确定、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一系列规则；而产权明晰则直接决定分配合理。克拉克认为：“在各个要求获得应得权利的人中间分配财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财产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记者就此采访了经济学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保育钧说，起先，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的公有制经济。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从而在法律上消灭了私人财产权利。这压制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私有财产始终无法在主流话语中寻求到正当的实现途径。
　　 1949～1952年的土改之后，执政党开始采取了固定化的模式，照搬照抄已有经验。在土地政策等财产政策上，国家步子走得太快太急，破坏了生产力；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对业已确立的财产制度的巨大破坏，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公民的私人财产被任意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政党改变了革命党的思维，在大方向上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目的变为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物质的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保育钧先生介绍说，在城里，上山下乡回城的那拨青年，一直找不到工作；在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的大环境转好后，他们开始经商、成为个体户，慢慢有了财产，私有财产成了社会化的趋势。而且很多人担心政策环境变化，害怕生意做大了以后会瞬间化为乌有。这样，有一个问题变得很现实：对这部分财产要不要保护?而从某种程度上看，私有财产未受到法律保护，已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上世纪80年代，局面开始松动。1982年的宪法相关条款写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公民私有产权实行征收或者征收并给予补偿。“
　　经过很多波折和讨论，“仅仅不侵犯不够、还应保护”这样的理念开始在整个社会逐步确立。而且逐步从以前的保护人们的生活资料、个人储蓄和合法劳动收入，到后来的很多非劳动收入，比如股份分红、发明创造、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也得到保护。财产制度在一步一步地完善。
　　 进入新世纪后，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财产制度以更快的速度在完善。
　　 2002年11月上旬十六大召开。十六大一次会议成果就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2003年年底的十届人大六次常委会以全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体现出大家在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支持民营经济上形成共识。
　　 2004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中，宪法终于明文写进“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侵犯私人财产权该怎么处罚，刑法里也有了显著的规定。
　　 20D7年10月1日，物权法正式开始实施。这是一部确认财产、利用财产和保护财产的专门法律。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
　　 “物权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的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中国政法大学时任校长徐显明接受采访时说。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目前个人产权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护，侵犯个人财产的事仍时有发生；宪法中有关公私产权关系的描述仍需进一步调整。而且，在具体执法时，尤其是公权力侵犯私权时，公检法依然偏袒公权力。
　　 物权法也还存在局限。物权法调整对象的模糊。更偏重于阐述没有操作价值的理念；对农民保护力度不够，像集体所有这样虚置的概念仍频频出现；而承包、宅基地、建设用地的方面的保护更没有太明显的体现。
　　 展望未来，与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相适应，中国也必须建设自己完整的财富制度。这种制度，强化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保障公民人权，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这种制度更考虑效率、公平、社会责任，实现财富的最大价值。但同时也应界定财产权行使的限度，权利只能在法律限度的范围内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