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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宝》一书塑造的『周扒皮』形象人人皆知，但其原型却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
《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是周春富的化身，系东北复县人，周春富的先祖就是“闯关东”时在这里定居的，按83岁的同村农民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镇压”了，他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扫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胡子都挂霜了。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就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大家都起来了，我还能赖在被窝里吗？”
老周家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 ，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说。
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地。”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
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进村的那一年，周家的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坊、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
在周春富所在的黄店屯，拥有200亩土地的他最终被划成了地主。1947年的一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开始控诉他……”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说：“不光长工，周家的四个儿媳妇也都被逼着干活。一个月的头十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三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十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60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我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我工钱，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承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说，老头对伙计还行，没说过他什么，他虽长得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作《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编辑：徐焱
《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是周春富的化身，系东北复县人，周春富的先祖就是“闯关东”时在这里定居的，按83岁的同村农民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镇压”了，他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扫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胡子都挂霜了。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就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大家都起来了，我还能赖在被窝里吗？”
老周家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 ，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说。
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地。”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
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进村的那一年，周家的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坊、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
在周春富所在的黄店屯，拥有200亩土地的他最终被划成了地主。1947年的一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开始控诉他……”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说：“不光长工，周家的四个儿媳妇也都被逼着干活。一个月的头十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三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十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60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我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我工钱，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承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说，老头对伙计还行，没说过他什么，他虽长得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作《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编辑：徐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