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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致愤青》出版，在书中，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依然承认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一个头发花白的、具有巴黎‘五月风暴’精神的老头，成了最后一个可理解的、革命年代的幸存者”。
仅仅一年以后，他因为支持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从《国家》杂志辞职，与以前的同志分道扬镳（这种“决裂”在他身上发生过多次，其中包括和曾经是好友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而，他宣布自己不再是一位“左派”。
事实上，他可能从来都不能算是一个左派。他赞扬马克思和托洛斯基，服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私下支持撒切尔夫人的竞选理念；他喜欢左拉，却更推崇写过《1984》和《动物庄园》的“自由捍卫者”奥威尔。
在《致愤青》的跋中，他写道：
……要提防那些非理性但却具有诱惑力的事物；要避开所谓“超验主义”的东西；要远离所有希望你顺从于他们或者放弃自我判断的人……
这段话再次归纳了他对种族主义和宗教的严厉批判，同时也充满了劝喻式的温情脉脉，粗看起来，他身上几乎历经一生的狂傲与狷介，化作了对年轻人的一番春雨。
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一次，他不是在对抗，而是在“授课”，他所“教诲”的对象，是“年轻的异见分子”，传授的内容，则是一种对公众、政府，甚至包括神在内的冒犯的策略——鉴于他这一辈子的离经叛道和特立独行，加上他在全世界各地因为对异见分子的支持而身陷囹圄的经历，他可能是当代最有资格写这部书的人了。
关于他如何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在书中，他借助亚当·米奇尼克的语言进行了解释：
不同制度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主要的政治差别是这两种人的差别：一种人认为公民能够——或者应该——成为“国家的财产”，另一种人则持相反意见。
这个理由浅显而又直接，他告诉读者，他所坚守的，是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的基础，则是思想的自由。
他几乎一直在论战，主题大部分都是“人不能把人作为财产”，这是贯彻他终身的信念，不是源于冲动，也远不止是一种行为或者姿态。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并不容易实践，糟糕的是，以他个人的经历来看，有很多时候还充满危险。所以，当他开始以导师的角色出现时，他自然会以体谅的眼光，理解的态度，来传授他的个人经验。
他知道，当一个气血方刚的年轻人开始独立思考，宣告自己的观点时，当他质疑、抨击乃至抵抗生活中各种因循与陈腐的制度与现象时，即使这一切是完全或者部分正确的，他的言行，依然更像源于一种青春期的叛逆，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非理性的批判。
甚至，更像是荷尔蒙在起作用。
如果他过于激烈和鲁莽（这在年轻人身上是相当常见的），他将显得另类，与周围格格不入，而他的“愤怒”，会进而影响到政府和周边众多普通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他不会让人感到愉快，相反，他会让各类人群感到被冒犯的不安，他很容易被孤立，被冠以“异见分子”的称号，陷于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境地，如果他足够不幸，他还会遭受各种打压和迫害。
因此，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与一位假想的异见青年写信，以书信体的方式，写了这部书，用一个“老愤青”的经验，来提点后来者。其核心，是传授策略。
如何冒犯他人的策略。
这本书的原名为“Letters to a youngContrarian”，其中Contrarian是他的一个生造词，大意是“有独立思想的异见分子”，被翻译为“愤青”，虽然还是表现了某种抗争性，但似乎更侧重于情绪而非理智，其实与原著有一定的歧义。不过，按中国语境，“愤青”更多地体现在民族主义者身上，与他本人的意思正好相反，但一个“致”字，又仿佛带了某种“檄文”的含义，产生了负负得正的效果。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误会，而且很有趣，事实上，他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反讽”和“幽默”，大概不会料到，在中文中，书名本身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书中，他告诉愤青们该如何思考人生、如何克服孤独，如何面对压力，但是，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心理按摩，类似“啊，你很痛苦，我明白”，而“反讽”和“幽默”，却是他提供给“愤青”的策略，或者说是武器。
因为任何人在从事一件崇高的工作时，反讽总会时刻轻推他的手肘破坏他的计划，也因为假如反讽在任何地方被发现在起作用的话，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指纹，所以，对任何声称（历史）是站在他或她那一边的人，反讽都有其最明确、最微妙的发言权。当你听到任何关于宏伟新纪元的悦耳预言时，永远时刻牢记这一点。
在这里，他明确指出，幽默而冷峻的“反讽”，其目的是在消解“严肃”，对所谓的高大上进行“祛魅”，使之成为滑稽的笑料。
这是极具价值的指导，当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面对面的反抗，是容易被忽略或碾压的，但美学层面的“反讽”，却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真正起到作用。
这段话其实在中国是有个相似的版本的，作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鲁迅，他在《华盖集》中提到：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致愤青》的阅读过程中，我几次想到了鲁迅，但没有这一次来得如此直接。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一辈子和人论战，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大概是因为美国民众对“英雄”、“救星”这样的人物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因此，即使他冒犯了克林顿、基辛格这样的大人物，用大堆的性暗示来嘲讽特蕾莎修女，他仍然没有在美国被治罪，他的作品也没有被禁止传播。但是，他并不只是生存在美国，他去过东欧和南非，并曾经数次被拘禁，他很清楚在一个并不尊重人权或者言论自由的地方，“异见者”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所以，他提醒读者，“反讽”是一种自我保护保护，但其价值，不单包含了侵略性，同时也具备了建设性。
他引用了哈维尔的“好像”原则来解释这一个观点：
他（哈维尔）因此提议这样生活：他“好像”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谎言和怯懦“好像”不是具有强制的爱国责任……他把这个策略称为“无权者的权力”。
鲁迅教育过的年轻人早就长大了，时至2000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大洋对岸，同样开设了类似的课题来教育当时的年轻人，年轻人总是会长大的，个体的愤怒会减弱，但将在新一代得到继承，这种愤怒，通常总是以冒犯的姿态出现，但其目的总是指向“自由”、“公平”和“正义”的，在我看来，这是有价值的。
仅仅一年以后，他因为支持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从《国家》杂志辞职，与以前的同志分道扬镳（这种“决裂”在他身上发生过多次，其中包括和曾经是好友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而，他宣布自己不再是一位“左派”。
事实上，他可能从来都不能算是一个左派。他赞扬马克思和托洛斯基，服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私下支持撒切尔夫人的竞选理念；他喜欢左拉，却更推崇写过《1984》和《动物庄园》的“自由捍卫者”奥威尔。
在《致愤青》的跋中，他写道：
……要提防那些非理性但却具有诱惑力的事物；要避开所谓“超验主义”的东西；要远离所有希望你顺从于他们或者放弃自我判断的人……
这段话再次归纳了他对种族主义和宗教的严厉批判，同时也充满了劝喻式的温情脉脉，粗看起来，他身上几乎历经一生的狂傲与狷介，化作了对年轻人的一番春雨。
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一次，他不是在对抗，而是在“授课”，他所“教诲”的对象，是“年轻的异见分子”，传授的内容，则是一种对公众、政府，甚至包括神在内的冒犯的策略——鉴于他这一辈子的离经叛道和特立独行，加上他在全世界各地因为对异见分子的支持而身陷囹圄的经历，他可能是当代最有资格写这部书的人了。
关于他如何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在书中，他借助亚当·米奇尼克的语言进行了解释：
不同制度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主要的政治差别是这两种人的差别：一种人认为公民能够——或者应该——成为“国家的财产”，另一种人则持相反意见。
这个理由浅显而又直接，他告诉读者，他所坚守的，是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的基础，则是思想的自由。
他几乎一直在论战，主题大部分都是“人不能把人作为财产”，这是贯彻他终身的信念，不是源于冲动，也远不止是一种行为或者姿态。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并不容易实践，糟糕的是，以他个人的经历来看，有很多时候还充满危险。所以，当他开始以导师的角色出现时，他自然会以体谅的眼光，理解的态度，来传授他的个人经验。
他知道，当一个气血方刚的年轻人开始独立思考，宣告自己的观点时，当他质疑、抨击乃至抵抗生活中各种因循与陈腐的制度与现象时，即使这一切是完全或者部分正确的，他的言行，依然更像源于一种青春期的叛逆，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非理性的批判。
甚至，更像是荷尔蒙在起作用。
如果他过于激烈和鲁莽（这在年轻人身上是相当常见的），他将显得另类，与周围格格不入，而他的“愤怒”，会进而影响到政府和周边众多普通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他不会让人感到愉快，相反，他会让各类人群感到被冒犯的不安，他很容易被孤立，被冠以“异见分子”的称号，陷于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境地，如果他足够不幸，他还会遭受各种打压和迫害。
因此，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与一位假想的异见青年写信，以书信体的方式，写了这部书，用一个“老愤青”的经验，来提点后来者。其核心，是传授策略。
如何冒犯他人的策略。
这本书的原名为“Letters to a youngContrarian”，其中Contrarian是他的一个生造词，大意是“有独立思想的异见分子”，被翻译为“愤青”，虽然还是表现了某种抗争性，但似乎更侧重于情绪而非理智，其实与原著有一定的歧义。不过，按中国语境，“愤青”更多地体现在民族主义者身上，与他本人的意思正好相反，但一个“致”字，又仿佛带了某种“檄文”的含义，产生了负负得正的效果。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误会，而且很有趣，事实上，他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反讽”和“幽默”，大概不会料到，在中文中，书名本身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书中，他告诉愤青们该如何思考人生、如何克服孤独，如何面对压力，但是，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心理按摩，类似“啊，你很痛苦，我明白”，而“反讽”和“幽默”，却是他提供给“愤青”的策略，或者说是武器。
因为任何人在从事一件崇高的工作时，反讽总会时刻轻推他的手肘破坏他的计划，也因为假如反讽在任何地方被发现在起作用的话，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指纹，所以，对任何声称（历史）是站在他或她那一边的人，反讽都有其最明确、最微妙的发言权。当你听到任何关于宏伟新纪元的悦耳预言时，永远时刻牢记这一点。
在这里，他明确指出，幽默而冷峻的“反讽”，其目的是在消解“严肃”，对所谓的高大上进行“祛魅”，使之成为滑稽的笑料。
这是极具价值的指导，当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面对面的反抗，是容易被忽略或碾压的，但美学层面的“反讽”，却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真正起到作用。
这段话其实在中国是有个相似的版本的，作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鲁迅，他在《华盖集》中提到：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致愤青》的阅读过程中，我几次想到了鲁迅，但没有这一次来得如此直接。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一辈子和人论战，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大概是因为美国民众对“英雄”、“救星”这样的人物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因此，即使他冒犯了克林顿、基辛格这样的大人物，用大堆的性暗示来嘲讽特蕾莎修女，他仍然没有在美国被治罪，他的作品也没有被禁止传播。但是，他并不只是生存在美国，他去过东欧和南非，并曾经数次被拘禁，他很清楚在一个并不尊重人权或者言论自由的地方，“异见者”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所以，他提醒读者，“反讽”是一种自我保护保护，但其价值，不单包含了侵略性，同时也具备了建设性。
他引用了哈维尔的“好像”原则来解释这一个观点：
他（哈维尔）因此提议这样生活：他“好像”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谎言和怯懦“好像”不是具有强制的爱国责任……他把这个策略称为“无权者的权力”。
鲁迅教育过的年轻人早就长大了，时至2000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大洋对岸，同样开设了类似的课题来教育当时的年轻人，年轻人总是会长大的，个体的愤怒会减弱，但将在新一代得到继承，这种愤怒，通常总是以冒犯的姿态出现，但其目的总是指向“自由”、“公平”和“正义”的，在我看来，这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