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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异常坦率，异常倔强，异常的命运多舛
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惨死，是她58岁人生之中的最后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双双遇害。8月28日，我应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部急约，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次日见报。分两次刊登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认为是关于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实的报道。
其实，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采写过三教九流，却几乎不采写同行──我特别忌讳写上海同行，特别忌讳写年纪相差不大的同行，特别忌讳写异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处于这“三忌讳”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女作家。
促使我打破常规去采写戴厚英的，是突然降临到她头顶的那场暴风急雨。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处于争议漩涡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人们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却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先是读完了《人啊，人！》。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接着，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又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当时处境困难。她自称“孤雁”“独行侠”，几乎不与上海作家来往，也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我想先写报告文学《闻捷之死》，以这个话题切入，再进一步写她本人。
她所在的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整座城，光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我预料这样敏感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门了，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刚进大门，一辆邮车驶过，往传达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邮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种》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上面用毛笔写着“戴厚英”。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楼的四楼。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约20多平方米，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間，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戴厚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桀骜锋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脸色有些苍白，戴着银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一头直梳短发，脸上皱纹已很深，皮肤黝黑，一件灰白相间样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右派”。她的在国营百货商店担任经理的叔叔受到波及，商店丢失了1000元现款，他被当作嫌疑人受到看管，愤而自杀。“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
戴厚英
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师。
她1961年结婚，丈夫是中学同学，青梅竹马。1964年10月她生下女儿，取名叫醒醒。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又由于意见不合，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
她是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而通常，作家总是先成为地方作家协会会员，然后才成为全国会员。这样的“倒过来”的入会程序背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采访，她大致上谈了这些概况，没有涉及“敏感”问题。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1985年第五期《文汇月刊》，登着我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便送给她。
在我拜访当天，戴厚英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热情地称赞了我的《马思聪传》。她说，了解闻捷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一定要写，她将尽力给我帮助。但她又说：“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口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诸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
6月8日，戴厚英一整天都没课，我应约去了她家。
那天，我6点出发，8点到达她家，与她长谈了6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才一起到五角场，“吃点心当中饭”。
采访时，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是闻捷女儿赵咏梅，可见两人仍非常亲密。戴厚英在电话中告知了我正在采访的消息，并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厚英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她跟我谈起了最为“敏感”的话题——她与诗人闻捷之恋以及闻捷之死。
闻捷比她年长15岁。两人认识，是在1968年。 那时候，闻捷在《海港》剧组遭到批判，被撵出这个“样板戏”剧组，与另外两个老干部一起逃到北京，躲了40天。他被造反派从北京揪了回来。
这年3月，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京剧院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合审查组，审查他在北京40天的活動。戴厚英也是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审查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了，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自杀了！
上海作家协会派戴厚英去了解杜芳梅自杀的情况。对于她的死，戴厚英深为同情。上海作家协会也认为应该写个报告，说明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她的自杀只是因为她一时想不开。上海作家协会要戴厚英起草这个报告，又派她和另一个人去把杜芳梅的死讯委婉地告诉闻捷。闻捷听后悲痛至极。
闻捷对妻子的深沉的爱，感动了戴厚英。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竟然爱上了他。
戴厚英对我说：“他的诗没有特别的雕琢，非常自然，就像一泓溪水，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看它所流过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
两人在苦难中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有人往上报告，说戴厚英作为审查组成员与审查对象闻捷相恋是“政治上的堕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看到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对闻捷严加批判。闻捷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8岁。
戴厚英一病不起。她住在上海作家协会食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窗户正对着会议大厅。“声讨会”上的发言、喊口号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友在她床前守了7天7夜。她睡不着，不停地抽烟，一天一夜能抽两包烟。 “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这是她的人生第一劫。
她痛定思痛，1979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她说，她和闻捷的恋爱不是什么诗人的“风流韵事”。如果她的生活中没有出现闻捷，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人啊，人！》被批判
1980年5月，戴厚英写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
这是一部右派题材的长篇小说。她父亲是“右派分子”，她属于“右二代”，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在我看来，《人啊，人！》比《诗人之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哲理，有文采，不拘泥于小说的传统手法。
在“百家争鸣”的旗号下，从1981年秋开始，上海《文汇报》对《人啊，人！》展开了讨论。讨论迅速升级为发难，又升级为批判，再升级为密集性的“大批判”。 这成为了戴厚英人生的第二劫。
报刊此呼彼应，声势越来越大，先后两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的高潮。有人说，《人啊，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有人说小说宣传人道主义是“别有用心”，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欺骗年幼无知的青年读者”。
戴厚英回忆，1983年11月，她从广州回来，形势很紧张。她任教的复旦大学奉命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批判”小组，一个是“帮助”小组，名曰对她“一批二帮”。批判小组专门负责批判其作品，帮助小组负责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
系里组织人道主义讨论，上面派人来听。有人发言说，什么叫人道主义，我也闹不清，我看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人总应该讲人道嘛！大家大笑，上面派来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扬言：“像戴厚英这样的人，应该逮捕！”系里一位领导针锋相对反驳道：“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声势浩大的批判使《人啊，人！》这本书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日本、联邦德国都出了译本。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有关接待文件上专门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戴厚英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我写出了关于戴厚英的报告文学《雾中的花》，请她审阅。她约我到上海陕西南路她的二弟媳茅维琳家中见面。她对于《雾中的花》非常满意，后来收在香港版《人啊，人！》的附录中，作为作者介绍。
在茅维琳家中，一位小女孩捧着一块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送给了戴厚英。这小女孩，便是戴厚英的侄女、后来与她一起遇害的戴惠。
1996年9月3日上午10：45，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花圈如雪，挽联林立。四五百人聚集在这里，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为文友，我胸前佩着小黄花，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戴厚英的遗像在白花簇拥之中。她一头短发，一副眼镜，一派书生气度。最醒目处是老作家萧乾的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萧乾是戴厚英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也是她最尊敬的文坛前辈。
戴厚英的爱女戴醒从美国赶回。她戴一副眼镜，瘦瘦的个子，酷似母亲，只是比母亲高。她一身黑色连衣裙，悲痛欲绝。
经过对戴厚英有过交往的2000多人的调查和分析，9月15日上午11时，上海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穿便服来到安徽界首昌盛宾馆。
界首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河南省的交界处。侦查人员看了菜谱，借口不合口味，进入厨房。一个前额秃发、身体壮实的男子正在炒菜。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把抓住此人，给他戴上手铐。
此人叫陶锋，正是杀害戴厚英的凶手。
侦查人员带着陶锋赶回上海的时候，正值戴醒要回美国。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赶往机场，把凶犯就擒的消息告诉了即将远行的戴醒。
10月10日，我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席了对陶锋的审判。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坐在离他只有两公尺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他的每一反应，作了很详尽的笔记。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戴厚英的遇害过程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
唯一出庭的证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当时戴厚泉和女儿戴惠一起住在戴厚英家。案发时，适值戴厚泉外出。他回来时，第一个目击了触目惊心的现场。
此后，我采访了戴厚泉，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此案的来龙去脉。
凶手陶锋的祖父是戴厚英的中学老师。陶锋拿着祖父写的便条来到戴厚英家，请她帮忙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戴厚英热情接待了他。
1996年8月25日下午3时半左右，陶锋第三次来到戴厚英家。当时戴厚英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去了，只有戴惠在家。陶锋遂起了谋财之心。
戴厚英曾多次为家乡捐款。陶锋听说此事，以为她很有钱。据他后来交待，他当时想，从戴厚英家抢个一两万元人民币是不成问题的。
陶锋趁戴惠不备，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突然回来后，陶锋又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被击倒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随后，陶锋用菜刀各砍二十多刀，杀害了戴厚英和戴惠。他翻箱倒柜，窃走了两张存折，一张为人民币两千元，一张为美金五百元。
根据庭审和采访，我写出了《非命》一书，作为对亡友戴厚英的永久纪念。
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惨死，是她58岁人生之中的最后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双双遇害。8月28日，我应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部急约，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次日见报。分两次刊登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认为是关于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实的报道。
其实，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采写过三教九流，却几乎不采写同行──我特别忌讳写上海同行，特别忌讳写年纪相差不大的同行，特别忌讳写异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处于这“三忌讳”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女作家。
促使我打破常规去采写戴厚英的，是突然降临到她头顶的那场暴风急雨。
“孤雁”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处于争议漩涡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人们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却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先是读完了《人啊，人！》。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接着，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又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当时处境困难。她自称“孤雁”“独行侠”，几乎不与上海作家来往，也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我想先写报告文学《闻捷之死》，以这个话题切入，再进一步写她本人。
她所在的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整座城，光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我预料这样敏感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门了，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刚进大门，一辆邮车驶过，往传达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邮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种》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上面用毛笔写着“戴厚英”。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楼的四楼。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约20多平方米，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間，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戴厚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桀骜锋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脸色有些苍白，戴着银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一头直梳短发，脸上皱纹已很深，皮肤黝黑，一件灰白相间样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右派”。她的在国营百货商店担任经理的叔叔受到波及，商店丢失了1000元现款，他被当作嫌疑人受到看管，愤而自杀。“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
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师。
她1961年结婚，丈夫是中学同学，青梅竹马。1964年10月她生下女儿，取名叫醒醒。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又由于意见不合，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
她是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而通常，作家总是先成为地方作家协会会员，然后才成为全国会员。这样的“倒过来”的入会程序背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采访，她大致上谈了这些概况，没有涉及“敏感”问题。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1985年第五期《文汇月刊》，登着我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便送给她。
爱人之死
在我拜访当天，戴厚英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热情地称赞了我的《马思聪传》。她说，了解闻捷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一定要写，她将尽力给我帮助。但她又说：“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口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诸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
6月8日，戴厚英一整天都没课，我应约去了她家。
那天，我6点出发，8点到达她家，与她长谈了6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才一起到五角场，“吃点心当中饭”。
采访时，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是闻捷女儿赵咏梅，可见两人仍非常亲密。戴厚英在电话中告知了我正在采访的消息，并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厚英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她跟我谈起了最为“敏感”的话题——她与诗人闻捷之恋以及闻捷之死。
闻捷比她年长15岁。两人认识，是在1968年。 那时候，闻捷在《海港》剧组遭到批判，被撵出这个“样板戏”剧组，与另外两个老干部一起逃到北京，躲了40天。他被造反派从北京揪了回来。
这年3月，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京剧院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合审查组，审查他在北京40天的活動。戴厚英也是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审查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了，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自杀了！
上海作家协会派戴厚英去了解杜芳梅自杀的情况。对于她的死，戴厚英深为同情。上海作家协会也认为应该写个报告，说明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她的自杀只是因为她一时想不开。上海作家协会要戴厚英起草这个报告，又派她和另一个人去把杜芳梅的死讯委婉地告诉闻捷。闻捷听后悲痛至极。
闻捷对妻子的深沉的爱，感动了戴厚英。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竟然爱上了他。
戴厚英对我说：“他的诗没有特别的雕琢，非常自然，就像一泓溪水，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看它所流过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
两人在苦难中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有人往上报告，说戴厚英作为审查组成员与审查对象闻捷相恋是“政治上的堕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看到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对闻捷严加批判。闻捷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8岁。
戴厚英一病不起。她住在上海作家协会食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窗户正对着会议大厅。“声讨会”上的发言、喊口号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友在她床前守了7天7夜。她睡不着，不停地抽烟，一天一夜能抽两包烟。 “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这是她的人生第一劫。
她痛定思痛，1979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她说，她和闻捷的恋爱不是什么诗人的“风流韵事”。如果她的生活中没有出现闻捷，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人啊，人！》被批判
1980年5月，戴厚英写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
这是一部右派题材的长篇小说。她父亲是“右派分子”，她属于“右二代”，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在我看来，《人啊，人！》比《诗人之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哲理，有文采，不拘泥于小说的传统手法。
在“百家争鸣”的旗号下，从1981年秋开始，上海《文汇报》对《人啊，人！》展开了讨论。讨论迅速升级为发难，又升级为批判，再升级为密集性的“大批判”。 这成为了戴厚英人生的第二劫。
报刊此呼彼应，声势越来越大，先后两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的高潮。有人说，《人啊，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有人说小说宣传人道主义是“别有用心”，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欺骗年幼无知的青年读者”。
戴厚英回忆，1983年11月，她从广州回来，形势很紧张。她任教的复旦大学奉命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批判”小组，一个是“帮助”小组，名曰对她“一批二帮”。批判小组专门负责批判其作品，帮助小组负责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
系里组织人道主义讨论，上面派人来听。有人发言说，什么叫人道主义，我也闹不清，我看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人总应该讲人道嘛！大家大笑，上面派来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扬言：“像戴厚英这样的人，应该逮捕！”系里一位领导针锋相对反驳道：“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声势浩大的批判使《人啊，人！》这本书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日本、联邦德国都出了译本。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有关接待文件上专门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戴厚英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我写出了关于戴厚英的报告文学《雾中的花》，请她审阅。她约我到上海陕西南路她的二弟媳茅维琳家中见面。她对于《雾中的花》非常满意，后来收在香港版《人啊，人！》的附录中，作为作者介绍。
在茅维琳家中，一位小女孩捧着一块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送给了戴厚英。这小女孩，便是戴厚英的侄女、后来与她一起遇害的戴惠。
死于非命
1996年9月3日上午10：45，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花圈如雪，挽联林立。四五百人聚集在这里，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为文友，我胸前佩着小黄花，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戴厚英的遗像在白花簇拥之中。她一头短发，一副眼镜，一派书生气度。最醒目处是老作家萧乾的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萧乾是戴厚英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也是她最尊敬的文坛前辈。
戴厚英的爱女戴醒从美国赶回。她戴一副眼镜，瘦瘦的个子，酷似母亲，只是比母亲高。她一身黑色连衣裙，悲痛欲绝。
经过对戴厚英有过交往的2000多人的调查和分析，9月15日上午11时，上海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穿便服来到安徽界首昌盛宾馆。
界首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河南省的交界处。侦查人员看了菜谱，借口不合口味，进入厨房。一个前额秃发、身体壮实的男子正在炒菜。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把抓住此人，给他戴上手铐。
此人叫陶锋，正是杀害戴厚英的凶手。
侦查人员带着陶锋赶回上海的时候，正值戴醒要回美国。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赶往机场，把凶犯就擒的消息告诉了即将远行的戴醒。
10月10日，我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席了对陶锋的审判。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坐在离他只有两公尺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他的每一反应，作了很详尽的笔记。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戴厚英的遇害过程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
唯一出庭的证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当时戴厚泉和女儿戴惠一起住在戴厚英家。案发时，适值戴厚泉外出。他回来时，第一个目击了触目惊心的现场。
此后，我采访了戴厚泉，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此案的来龙去脉。
凶手陶锋的祖父是戴厚英的中学老师。陶锋拿着祖父写的便条来到戴厚英家，请她帮忙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戴厚英热情接待了他。
1996年8月25日下午3时半左右，陶锋第三次来到戴厚英家。当时戴厚英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去了，只有戴惠在家。陶锋遂起了谋财之心。
戴厚英曾多次为家乡捐款。陶锋听说此事，以为她很有钱。据他后来交待，他当时想，从戴厚英家抢个一两万元人民币是不成问题的。
陶锋趁戴惠不备，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突然回来后，陶锋又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被击倒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随后，陶锋用菜刀各砍二十多刀，杀害了戴厚英和戴惠。他翻箱倒柜，窃走了两张存折，一张为人民币两千元，一张为美金五百元。
根据庭审和采访，我写出了《非命》一书，作为对亡友戴厚英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