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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安徽省寿县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同盟会早期成员。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清王朝腐败统治的革命活动，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民国成立后被誉为“中国辛亥革命四杰”（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之一，获授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出任安徽都督。“二次革命”时期宣布安徽独立，起兵讨袁，与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通电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世称“讨袁四督”。之后他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反共政策，是国民党中反蒋的重要人物。
他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禀性耿直，嫉恶如仇，从不向袁世凯、蒋介石等权贵低头，拒不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收买，也不屈服于蒋介石的谋杀威胁。柏文蔚的业绩可歌可泣，但尚鲜为人知。笔者根据史实，撷取几个片断，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清廉自守安贫若素
柏文蔚，生于安徽寿县南乡柏家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幼年习读《山海经》、《尔雅》、四子书、七经等，还常常带领小伙伴们模仿军人摆阵操练，他边指挥边对大家说：“要杀尽一切恶人及贪官污吏。”年龄稍大后，他研究农学，虽“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所以他很早就养成了清廉自守、刻苦勤劳的品德。他毕生对钱财视若粪土，不贪不恋，清廉自守，安贫若素。
1912年5月初，柏文蔚在“二次革命”通电独立，不久由安徽都督到南京接任江苏都督，接管了造币厂，旋即下令封存，全部作为军用。当时，柏家随行到南京，他很少回家探望。家庭经济拮据。柏母主持家务，十分焦急。有人跟她说，你儿子接管了造币厂，钱多得很。母亲不明究竟，找柏文蔚大发脾气。他无可奈何，只好写借条借来200元，以应家用。
1928年前后，柏家搬到南京祠堂巷一所房屋居住。隔壁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托人来说，财政部扩建需要这块地，并说，随便你要什么地方，盖什么样的房子，全由财政部负责。柏文蔚说：“既然政府需要，我将这所房子奉送，再搬到其他地方住，就不劳政府费心了。”当时，正好柏文蔚的好友江彤侯举家北迁，便把其在玄武湖的一块地皮和几间平房送给柏文蔚。柏家即搬到这里住。第二年，柏文蔚给江彤侯送去500元钱抵作房价。因柏家人多，便又添建两间。此居柏文蔚自称“柏园”。他在南京那几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府委员，就是在此度过的。
抗日战争时，柏家迁居湘西永绥（今湖南花垣县），随行的家人、亲友和旧部都靠他的薪金维持生活。那时，他作为国府委员每月薪金800元，后来由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生活愈加艰难。他便带头和家人一起吃玉米饭，从不以为苦，还教育子女：“前方战士很艰苦，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嘛！”
抗战胜利后，柏文蔚复员回南京，玄武湖边的房子早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只好借住在亲戚家中。当时，蒋介石曾要为柏文蔚建一住宅，并给一辆轿车代步，但他都一一拒绝了，直到去世，柏文蔚也再没有自己的住宅。他时常教育部下“干革命不能爱钱财”，还和老部下相约，不为子女置产。他辞世后的遗产，惟有一些打了补丁的随身衣物和平时写字用的几支毛笔、两块砚台和几锭墨条而已。
一身傲骨嫉恶如仇
柏文蔚禀性耿直，嫉恶如仇，对图谋私利，危害革命或钻营拍马之辈十分痛恨，或当面责斥，直言不讳，得罪了某些人物。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搞白色恐怖。当时蒋介石大权在握，盛极一时，柏文蔚任国民军第三十三军军长，驻扎合肥，曾领衔以第三十三军将领的名义电请蒋介石下野。电文曰：“万急，上海探呈总司令蒋。密。国共分裂，举国惊疑，北伐前途，关系尤巨……务请上念总理三大政策，下徇民众一致要求，勒马悬崖，早日下野，则天下尚可共谅，两党合作复成，从至壁垒一新，目标一致，革命能彻底胜利……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党代表常恒芳、师长袁家声暨全体团营连长等同叩。”这种不畏强暴，反对独裁，为革命伸张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是十分令人震惊的。
又有一次，柏文蔚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某次会议，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要职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见他到来，立即上前招呼，并伸出手来欲握手。他最不耻此二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于是把手一甩，昂首直入，不予理睬。弄得二陈十分尴尬。
柏文蔚在南京玄武湖居住时，一次，蒋介石驱车前往专访，家人报告后，柏文蔚对家人说：“就说是我说的，我家地方小，无法接待。”之后，蒋介石又托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你家房子太小，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给你安排房子。”他说：“我住得很好，不想搬家。”便再次谢绝了。
由于柏文蔚曾通电逼蒋介石下野，又不愿与其合作，蒋介石多次企图谋杀柏文蔚。据柏文蔚的小女儿柏立（心绣）回忆，他们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子弹突然从柏文蔚经常办公地方的对面楼射来，而那天，柏文蔚恰恰有别的事，没有到书房办公，因而幸免。事后，到住房的对面楼察看，刺客早已逃之夭夭了。
一心革命不计得失
柏文蔚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他一生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都是在革命紧要关头为维持革命向前发展而勉力承担的。
比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刚举义旗，上海同盟会总部数次电召，他由东北回到上海和陈其美、黄兴会商决定，由他负责光复南京。攻下南京后，他即发表通电，欢迎黄兴回南京就任大元帅。当时南京光复后，三军各自称雄，无人统帅，此时他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并统一指挥江、浙、粤各军挥师北伐，攻克徐州。待南北达成和议，黄兴撤销南京留守府，南方军事失去重心，为保存一部分革命实力，他在安徽极为混乱之时，就任安徽省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濒临失败前夕，他到达南京，毅然承担了江苏都督的职务。为革命勉力支撑残局。1918年，他受孙中山之命，到川、鄂、湘边策应地方军队参加护法战争，担任了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1921年，孙中山赴韶关，准备誓师北伐，特任命柏文蔚为长江上游招讨使，策应地方军队接应北伐军。1926年，为了保存安徽革命武装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柏文蔚收编原淮上军旧部及安徽革命武装，担任了第三十三军军长等。 与此相反，他认为不利于革命的，虽是要职，却坚辞不就。比如，“二次革命”后，他亡命日本，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要他担任该党军务部长，他开始答应了，待回到寓所慎重考虑后，为了增进孙（中山）、黄（兴）团结，避免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便写信给孙中山，主动辞去军务部长职务，并建议由黄兴担任。
1912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曾严令禁吸鸦片，通电封闭烟馆，各县成立“戒烟会”，劝民戒烟。安徽戒烟在全国各省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当时有不法英商勾结安庆奸商私运大批鸦片，在安庆码头被查获，他毅然下令将英商烟土全部查封。次日，英国领事馆向安徽都督府提出无理抗议，同时又将英国炮舰炮口对准南门城楼，声言24小时内不交出鸦片要炮轰安庆。柏文蔚毫不示弱，一面将炮兵陈列江边，与之对峙；一面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登上英舰与之交涉，义正词严，英人莫奈他何。恰巧这时孙中山从芜湖西上汉口，他乘炮舰东下迎接，把情况向孙先生报告，孙中山大加赞许，极力支持，并登岸当众发表演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他下令当场把全部鸦片点燃，一时火光冲天，一直烧到第二天清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英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兵舰开离。此事在全国震动极大，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事后有人吟诗曰：“百年相望正遥遥，一炬重将毒物烧。夹岸万人齐鼓掌，笑看敌舰已惊逃。”
顺应时代国共合作
柏文蔚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进步。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国共合作。
首先是积极协调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他在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斗争时便结识了陈独秀，同他共同筹组“岳王会”（反清排满革命组织）。1912年任安徽都督时，委任陈独秀为秘书长。凡是安徽的施政措施，诸如充实行政机构、整顿财政开支、兴办教育、解放妇女、破除迷信、实行禁烟等等，陈独秀都参与其事，襄助甚为得力。“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柏文蔚又与陈独秀一同避居日本。柏、陈在辛亥革命前后是患难之交，柏文蔚受陈独秀思想的影响较大。陈独秀在上海介绍他认识了苏联代表越飞。1923年，他偕陈独秀和越飞赴广州，并介绍与孙中山见面，共同研究国共合作问题。随即受孙中山指派参加党务改组工作，在李大钊、廖仲恺、陈独秀、谭平山共同努力下，协助孙中山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起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他在会上作军事报告。
其次是主动掩护共产党员。北伐时，他任国民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干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营救过许多共产党员。当时柯庆施即在第三十三军驻沪办事处，用替第三十三军办报为名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并屡次向柏文蔚领取办报经费。王更生（后任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李云鹤（原名郑鼎、后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均曾被捕，都是经柏文蔚营救出狱的。抗战期间，柏文蔚在湖南湘西避难8年，经常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共产党员杨金龙、杨宗贞被关押在湘、鄂、川、黔剿匪指挥部里，都是经他保释出来的。他不止一次公开说：“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抗日的就是好党。”这话出自国民党元老之口，分量很重，在蒋管区里澄清了很多人对共产党的误解。
说到他的女儿去延安一事，这里多叙两句。他的三女心锦（培思）在湖南乾城国立八中女高部读书时，带头闹学潮，弄得校长邵华（C·C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很头疼。有一次，邵华专门驱车到柏家，还带来一大捆马列主义进步书刊，对柏文蔚说：“你女儿尽看这些共产党的书，你看怎么办？”他答道：“我一向主张他们各方面的书都看看，看三民主义的书，也看共产党的书。青年人要让他们开开眼界嘛！”弄得邵华丢下书，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邵华要逮捕柏心锦，她被迫出走重庆。见到去重庆开会的父亲，便说她要去延安，柏文蔚表示赞成，随即给了路费，并作了安排。他说：“延安那里有我许多老朋友，你到那里后，可找找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几位老先生，他们是会照顾你的。”心锦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日后，心锦的婚事，董必武、林伯渠二老还联名去信征求柏文蔚的意见，并为心锦做主婚人。柏心锦在延安接受党的教育，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39年，柏文蔚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当时住在大女儿心慧家里，每次开会回来，总是带来大批有“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在征得他同意后，心慧的女婿闵刚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及民盟中央秘书长）将文件有的送给董必武看，有的送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志们看。这是国民党的机密，柏文蔚明明知道，也不怕承担走漏机密的责任。
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他经常在私人谈话中宣传，在大会上公开宣讲，而且身体力行，并写成春联贴在自家大门上：
渴望国共合作，倭寇奸暴终必灭；
晋神威灵显化，土豪劣绅不容昌。
有一次，柏文蔚到重庆开会，遇见了前来进行国共和谈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他回湘西永绥后，对家人说：“我见到了毛泽东，这可真正是位有为的革命家。我们国民党中就缺少这样的人才。”
忧国忧民怀念桑梓
柏文蔚晚年闭门自守，吃素念经，自称“松柏居士”。除平时亲近的人有时来访外，与一般“达官贵人”都不往来，给人以“厌倦政治，超尘出世”之感。
那时，他处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之下，目睹豺狼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前方节节败退，心情十分沉重。而自己两手空空，连性命也无法保障，感到无可奈何，精神极端苦楚，再加上贫病交加，日渐衰老，虽有救国救民之心，但已力不从心了。所以他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重庆，到穷乡僻岭的湘西乡间吃素念佛，写写字，种种花，或散散步。
在这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亲笔撰写《五十年大事记》，将他毕生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亲身经历如实写出，甚至对蒋介石的独裁跋扈、排除异己、危害国家和革命事业亦直言不讳（此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后人才敢拿出来发表）。写完此稿后柏文蔚即大病一场，两年多才稍有好转。1945年8月，他又恢复写日记——《松柏居士日记》，日记中写道：“青年学子系国家之至宝，秉天地之正气，将来使命甚巨大也。”他渴望民主，痛恨贪官污吏，在日记中多处责骂贪官污吏。在湖南永绥的几年，凡是遇上有较大规模的纪念会、庆祝会，他都尽可能去参加，并发表演说，用革命爱国思想教育群众。他随时关心民间疾苦，注意水旱灾害。抗战胜利复员途中，目睹湖南桃源、常德一带水灾，便马上写信给湖南当局，呼吁赈灾，并捐助3万元作为倡导。他热心赞助教育事业，一生主持兴办过6所学校，抗战复员后，他还亲自过问民生、崇实小学和静文中学的复校事宜。
柏文蔚从20多岁离家出来革命后，数十年来未曾还乡，但对桑梓怀有深厚的感情，满口乡音始终未改。平时只要有安徽家乡人来访，他都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家乡情况和民间疾苦。如有所求，都尽可能帮助解决。他的小儿子心瀚考取了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时，他非常高兴，说：“淮河为害安徽，家乡人民深以为苦，我原想致力于治理淮河，曾写过一本《导淮意见书》，但蒋介石怕我出任治淮委员会后手里掌握十几万民工，造成对他的威胁，不敢给予任命。现在，你学水利工程，将来可以治理淮河，完成我的夙愿。”
抗战胜利后，柏文蔚对子女们说：“你们都没有回过家乡，连家乡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现在抗战胜利了，我要带你们回去看看。”但这个心愿最终没有实现。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上海南洋医院，享年72岁。
他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禀性耿直，嫉恶如仇，从不向袁世凯、蒋介石等权贵低头，拒不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收买，也不屈服于蒋介石的谋杀威胁。柏文蔚的业绩可歌可泣，但尚鲜为人知。笔者根据史实，撷取几个片断，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清廉自守安贫若素
柏文蔚，生于安徽寿县南乡柏家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幼年习读《山海经》、《尔雅》、四子书、七经等，还常常带领小伙伴们模仿军人摆阵操练，他边指挥边对大家说：“要杀尽一切恶人及贪官污吏。”年龄稍大后，他研究农学，虽“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所以他很早就养成了清廉自守、刻苦勤劳的品德。他毕生对钱财视若粪土，不贪不恋，清廉自守，安贫若素。
1912年5月初，柏文蔚在“二次革命”通电独立，不久由安徽都督到南京接任江苏都督，接管了造币厂，旋即下令封存，全部作为军用。当时，柏家随行到南京，他很少回家探望。家庭经济拮据。柏母主持家务，十分焦急。有人跟她说，你儿子接管了造币厂，钱多得很。母亲不明究竟，找柏文蔚大发脾气。他无可奈何，只好写借条借来200元，以应家用。
1928年前后，柏家搬到南京祠堂巷一所房屋居住。隔壁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托人来说，财政部扩建需要这块地，并说，随便你要什么地方，盖什么样的房子，全由财政部负责。柏文蔚说：“既然政府需要，我将这所房子奉送，再搬到其他地方住，就不劳政府费心了。”当时，正好柏文蔚的好友江彤侯举家北迁，便把其在玄武湖的一块地皮和几间平房送给柏文蔚。柏家即搬到这里住。第二年，柏文蔚给江彤侯送去500元钱抵作房价。因柏家人多，便又添建两间。此居柏文蔚自称“柏园”。他在南京那几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府委员，就是在此度过的。
抗日战争时，柏家迁居湘西永绥（今湖南花垣县），随行的家人、亲友和旧部都靠他的薪金维持生活。那时，他作为国府委员每月薪金800元，后来由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生活愈加艰难。他便带头和家人一起吃玉米饭，从不以为苦，还教育子女：“前方战士很艰苦，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嘛！”
抗战胜利后，柏文蔚复员回南京，玄武湖边的房子早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只好借住在亲戚家中。当时，蒋介石曾要为柏文蔚建一住宅，并给一辆轿车代步，但他都一一拒绝了，直到去世，柏文蔚也再没有自己的住宅。他时常教育部下“干革命不能爱钱财”，还和老部下相约，不为子女置产。他辞世后的遗产，惟有一些打了补丁的随身衣物和平时写字用的几支毛笔、两块砚台和几锭墨条而已。
一身傲骨嫉恶如仇
柏文蔚禀性耿直，嫉恶如仇，对图谋私利，危害革命或钻营拍马之辈十分痛恨，或当面责斥，直言不讳，得罪了某些人物。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搞白色恐怖。当时蒋介石大权在握，盛极一时，柏文蔚任国民军第三十三军军长，驻扎合肥，曾领衔以第三十三军将领的名义电请蒋介石下野。电文曰：“万急，上海探呈总司令蒋。密。国共分裂，举国惊疑，北伐前途，关系尤巨……务请上念总理三大政策，下徇民众一致要求，勒马悬崖，早日下野，则天下尚可共谅，两党合作复成，从至壁垒一新，目标一致，革命能彻底胜利……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党代表常恒芳、师长袁家声暨全体团营连长等同叩。”这种不畏强暴，反对独裁，为革命伸张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是十分令人震惊的。
又有一次，柏文蔚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某次会议，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要职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见他到来，立即上前招呼，并伸出手来欲握手。他最不耻此二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于是把手一甩，昂首直入，不予理睬。弄得二陈十分尴尬。
柏文蔚在南京玄武湖居住时，一次，蒋介石驱车前往专访，家人报告后，柏文蔚对家人说：“就说是我说的，我家地方小，无法接待。”之后，蒋介石又托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你家房子太小，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给你安排房子。”他说：“我住得很好，不想搬家。”便再次谢绝了。
由于柏文蔚曾通电逼蒋介石下野，又不愿与其合作，蒋介石多次企图谋杀柏文蔚。据柏文蔚的小女儿柏立（心绣）回忆，他们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子弹突然从柏文蔚经常办公地方的对面楼射来，而那天，柏文蔚恰恰有别的事，没有到书房办公，因而幸免。事后，到住房的对面楼察看，刺客早已逃之夭夭了。
一心革命不计得失
柏文蔚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他一生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都是在革命紧要关头为维持革命向前发展而勉力承担的。
比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刚举义旗，上海同盟会总部数次电召，他由东北回到上海和陈其美、黄兴会商决定，由他负责光复南京。攻下南京后，他即发表通电，欢迎黄兴回南京就任大元帅。当时南京光复后，三军各自称雄，无人统帅，此时他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并统一指挥江、浙、粤各军挥师北伐，攻克徐州。待南北达成和议，黄兴撤销南京留守府，南方军事失去重心，为保存一部分革命实力，他在安徽极为混乱之时，就任安徽省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濒临失败前夕，他到达南京，毅然承担了江苏都督的职务。为革命勉力支撑残局。1918年，他受孙中山之命，到川、鄂、湘边策应地方军队参加护法战争，担任了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1921年，孙中山赴韶关，准备誓师北伐，特任命柏文蔚为长江上游招讨使，策应地方军队接应北伐军。1926年，为了保存安徽革命武装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柏文蔚收编原淮上军旧部及安徽革命武装，担任了第三十三军军长等。 与此相反，他认为不利于革命的，虽是要职，却坚辞不就。比如，“二次革命”后，他亡命日本，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要他担任该党军务部长，他开始答应了，待回到寓所慎重考虑后，为了增进孙（中山）、黄（兴）团结，避免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便写信给孙中山，主动辞去军务部长职务，并建议由黄兴担任。
1912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曾严令禁吸鸦片，通电封闭烟馆，各县成立“戒烟会”，劝民戒烟。安徽戒烟在全国各省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当时有不法英商勾结安庆奸商私运大批鸦片，在安庆码头被查获，他毅然下令将英商烟土全部查封。次日，英国领事馆向安徽都督府提出无理抗议，同时又将英国炮舰炮口对准南门城楼，声言24小时内不交出鸦片要炮轰安庆。柏文蔚毫不示弱，一面将炮兵陈列江边，与之对峙；一面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登上英舰与之交涉，义正词严，英人莫奈他何。恰巧这时孙中山从芜湖西上汉口，他乘炮舰东下迎接，把情况向孙先生报告，孙中山大加赞许，极力支持，并登岸当众发表演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他下令当场把全部鸦片点燃，一时火光冲天，一直烧到第二天清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英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兵舰开离。此事在全国震动极大，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事后有人吟诗曰：“百年相望正遥遥，一炬重将毒物烧。夹岸万人齐鼓掌，笑看敌舰已惊逃。”
顺应时代国共合作
柏文蔚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进步。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国共合作。
首先是积极协调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他在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斗争时便结识了陈独秀，同他共同筹组“岳王会”（反清排满革命组织）。1912年任安徽都督时，委任陈独秀为秘书长。凡是安徽的施政措施，诸如充实行政机构、整顿财政开支、兴办教育、解放妇女、破除迷信、实行禁烟等等，陈独秀都参与其事，襄助甚为得力。“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柏文蔚又与陈独秀一同避居日本。柏、陈在辛亥革命前后是患难之交，柏文蔚受陈独秀思想的影响较大。陈独秀在上海介绍他认识了苏联代表越飞。1923年，他偕陈独秀和越飞赴广州，并介绍与孙中山见面，共同研究国共合作问题。随即受孙中山指派参加党务改组工作，在李大钊、廖仲恺、陈独秀、谭平山共同努力下，协助孙中山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起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他在会上作军事报告。
其次是主动掩护共产党员。北伐时，他任国民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干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营救过许多共产党员。当时柯庆施即在第三十三军驻沪办事处，用替第三十三军办报为名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并屡次向柏文蔚领取办报经费。王更生（后任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李云鹤（原名郑鼎、后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均曾被捕，都是经柏文蔚营救出狱的。抗战期间，柏文蔚在湖南湘西避难8年，经常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共产党员杨金龙、杨宗贞被关押在湘、鄂、川、黔剿匪指挥部里，都是经他保释出来的。他不止一次公开说：“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抗日的就是好党。”这话出自国民党元老之口，分量很重，在蒋管区里澄清了很多人对共产党的误解。
说到他的女儿去延安一事，这里多叙两句。他的三女心锦（培思）在湖南乾城国立八中女高部读书时，带头闹学潮，弄得校长邵华（C·C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很头疼。有一次，邵华专门驱车到柏家，还带来一大捆马列主义进步书刊，对柏文蔚说：“你女儿尽看这些共产党的书，你看怎么办？”他答道：“我一向主张他们各方面的书都看看，看三民主义的书，也看共产党的书。青年人要让他们开开眼界嘛！”弄得邵华丢下书，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邵华要逮捕柏心锦，她被迫出走重庆。见到去重庆开会的父亲，便说她要去延安，柏文蔚表示赞成，随即给了路费，并作了安排。他说：“延安那里有我许多老朋友，你到那里后，可找找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几位老先生，他们是会照顾你的。”心锦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日后，心锦的婚事，董必武、林伯渠二老还联名去信征求柏文蔚的意见，并为心锦做主婚人。柏心锦在延安接受党的教育，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39年，柏文蔚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当时住在大女儿心慧家里，每次开会回来，总是带来大批有“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在征得他同意后，心慧的女婿闵刚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及民盟中央秘书长）将文件有的送给董必武看，有的送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志们看。这是国民党的机密，柏文蔚明明知道，也不怕承担走漏机密的责任。
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他经常在私人谈话中宣传，在大会上公开宣讲，而且身体力行，并写成春联贴在自家大门上：
渴望国共合作，倭寇奸暴终必灭；
晋神威灵显化，土豪劣绅不容昌。
有一次，柏文蔚到重庆开会，遇见了前来进行国共和谈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他回湘西永绥后，对家人说：“我见到了毛泽东，这可真正是位有为的革命家。我们国民党中就缺少这样的人才。”
忧国忧民怀念桑梓
柏文蔚晚年闭门自守，吃素念经，自称“松柏居士”。除平时亲近的人有时来访外，与一般“达官贵人”都不往来，给人以“厌倦政治，超尘出世”之感。
那时，他处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之下，目睹豺狼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前方节节败退，心情十分沉重。而自己两手空空，连性命也无法保障，感到无可奈何，精神极端苦楚，再加上贫病交加，日渐衰老，虽有救国救民之心，但已力不从心了。所以他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重庆，到穷乡僻岭的湘西乡间吃素念佛，写写字，种种花，或散散步。
在这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亲笔撰写《五十年大事记》，将他毕生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亲身经历如实写出，甚至对蒋介石的独裁跋扈、排除异己、危害国家和革命事业亦直言不讳（此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后人才敢拿出来发表）。写完此稿后柏文蔚即大病一场，两年多才稍有好转。1945年8月，他又恢复写日记——《松柏居士日记》，日记中写道：“青年学子系国家之至宝，秉天地之正气，将来使命甚巨大也。”他渴望民主，痛恨贪官污吏，在日记中多处责骂贪官污吏。在湖南永绥的几年，凡是遇上有较大规模的纪念会、庆祝会，他都尽可能去参加，并发表演说，用革命爱国思想教育群众。他随时关心民间疾苦，注意水旱灾害。抗战胜利复员途中，目睹湖南桃源、常德一带水灾，便马上写信给湖南当局，呼吁赈灾，并捐助3万元作为倡导。他热心赞助教育事业，一生主持兴办过6所学校，抗战复员后，他还亲自过问民生、崇实小学和静文中学的复校事宜。
柏文蔚从20多岁离家出来革命后，数十年来未曾还乡，但对桑梓怀有深厚的感情，满口乡音始终未改。平时只要有安徽家乡人来访，他都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家乡情况和民间疾苦。如有所求，都尽可能帮助解决。他的小儿子心瀚考取了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时，他非常高兴，说：“淮河为害安徽，家乡人民深以为苦，我原想致力于治理淮河，曾写过一本《导淮意见书》，但蒋介石怕我出任治淮委员会后手里掌握十几万民工，造成对他的威胁，不敢给予任命。现在，你学水利工程，将来可以治理淮河，完成我的夙愿。”
抗战胜利后，柏文蔚对子女们说：“你们都没有回过家乡，连家乡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现在抗战胜利了，我要带你们回去看看。”但这个心愿最终没有实现。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上海南洋医院，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