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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歌剧《敦煌之恋》以丝绸之路为背景，本着“小人物表现大文化”的理念，围绕公元755年唐朝安史之变，通过讲述莫高窟画工“李工”与石窟供养人粟特人女儿“翟蜜儿”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悲剧故事，展现了唐朝时期敦煌人民的普通生活。不但描述了敦煌壁画绘制过程，表现了生机勃勃的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细节。在绘制丰富多彩的西域丝绸之路生活画卷的同时，更透过激烈的悲剧性戏剧冲突强调了国强则民安这一主题，阐释了国家强盛与民运兴亡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
【关键词】中国歌剧；《敦煌之恋》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歌剧《敦煌之恋》在音乐发展手法上沿用了西方歌剧主题贯穿发展的原则，借鉴了西方歌剧的程式，但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根据人物形象的属性界定人物声部，构架歌剧人物布局。其中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及女中音等声部框架划分细致合理，准确塑造了剧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风貌，丰富了中国歌剧声部划分系统。演唱方式承袭西方歌剧的形式，不依靠任何扩音设备，只用人声真实演唱的前提下，配合剧情发展需要，尽量减少道白的使用，而代之以运用广泛的二重唱及多种重唱、合唱形式，充分发挥重唱、合唱对戏剧冲突发展的表现功能，拓展了中国歌剧的戏剧冲突设置与推進手段，彻底摆脱了“歌曲加道白”的旧模式，实现了从“道白”到“演唱”的过渡。而采用宣叙调与咏叹调相结合的演唱方式是这部歌剧的又一亮点。歌剧的宣叙性重唱部分，在保留西方歌剧传统唱腔的歌唱性基础上，配以中国传统戏曲中“紧拉慢唱”式的叙述式板式，唱腔的节奏处理近于戏曲中“摇板”、“散板”。这样演唱更加切合汉语四声声调的抑扬顿挫，合理入情，富于活力，过渡与衔接自然，更兼具了叙事与抒情的双重表现功能，音乐语言完整流畅，乐思清晰，层次感丰富。在歌剧的音乐创作上，几乎所有音乐素材均取材于中国民族音乐。无论音调、旋律、还是作品风格、音乐语言等方面，都是建立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透着浓郁的中国风。节奏跳跃鲜明的，音色丰富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小调，舞曲。在音乐结构与旋法运用上，植入了中国戏曲的元素，吸收了传统戏曲音乐中板式变化体的伴奏方法，加深了的艺术感染力。
《敦煌之恋》的题材来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沿革，创作时如何在形式上与之相呼应，体现出中国民族风味则是一大难题。首先，乐团在组成与乐器配置上大胆地采用了以民族管弦乐为主的中乐乐团进行伴奏。歌剧的总指挥、彭家鹏先生在交响音效控制、各声部的衔接以及力度音准和色彩控制、中乐乐团的戏剧表现力等方面得到了极富创新性的拓展。对于选择民族器乐与西洋器乐相结合这一伴奏形式是出于更好的表现作品本身音乐风格的需要。这部歌剧作为中国原创歌剧，在音乐创作上创新民族管弦乐的写作手段，合理配置中乐乐团乐器和演奏人员，加大民族乐器配置比重，并在乐器的选择上多采用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我国的民族乐器，如胡琴类，琵琶、阮、扬琴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当然，这绝不是简单的混合、叠加。我国的民族乐器种类繁多，以音色的不同特点著称，每件乐器的演奏方式差异巨大，甚至每种乐器的音律和振频都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也会表现在演奏风格和演奏技巧上。每种乐器在演奏方式和音色及力度控制上，也都会存在差异巨大的不同理解。因此，把握节奏的准确性，规范演奏员的演奏方式，强调乐队演奏方式的统一性，构成现代交响性民族管弦乐团的表演形式是首要的前提。而从歌剧的音乐风格考虑，精准的把握每一件乐器的音色，将各种乐器音色、音量和色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各声部间的整体平衡，实现对音乐作品的最佳诠释效果，甚至根据演出效果需要，规划乐器和演员的排放位置，使其为乐队整体音效服务，让乐团的演奏音效具有现代民族交响乐音效，增强了戏剧性张力。
其次，通过结合西洋管弦乐的写作技术，改革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丰富了民族器乐合奏的音色、力度变化，拓宽了民族管弦乐团的表现力，真正营造出歌剧所需要的震撼性现场戏剧效果。各种乐器的歌唱性演奏强化戏剧冲突的表现和情绪的渲染：二胡的浅吟低唱，扬琴的急促与徐缓，管乐部分的昂扬激进，各种打击乐器对制造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内心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而在乐队中保留了大提琴与贝斯，其浑厚低沉的低音弥补了中国民族乐器音色上的欠缺，恰如其分的铺垫与烘托了作品的悲剧性气氛，此种中西器乐的交替出现则带给观众极大的听觉满足。
纵观近年的中国歌剧创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已进入了自身发展、繁荣的盛世，歌剧剧本及其音乐创作以“民族化”为主调，在吸收西方传统歌剧艺术形式的同时，向着全方位、多元化、本土化发展实为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敦煌之恋》作为一部旋律优美动人，戏剧冲突激烈，中国文化与西方歌剧相结合的中国大歌剧，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向世界输出中华文化旋律的礼赞，更是中国歌剧民族化道路上的一次积极的探索与有益的尝试。中国歌剧的民族化道路既需要剧本的艺术风格必须符合歌剧的外在艺术形式，更需要强调民族艺术与世界文化的结合。歌剧创作在增强对自身文化的不断挖掘与认知的同时，更要对其他民族文化包容、理解，并在文化交流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真正解决了音乐性与戏剧性，声乐演唱与乐队演奏，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作曲技法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才能寻求全新的创作方式让中国歌剧走向世界，才能做到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让中华文化永续流传。
【关键词】中国歌剧；《敦煌之恋》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歌剧《敦煌之恋》在音乐发展手法上沿用了西方歌剧主题贯穿发展的原则，借鉴了西方歌剧的程式，但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根据人物形象的属性界定人物声部，构架歌剧人物布局。其中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及女中音等声部框架划分细致合理，准确塑造了剧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风貌，丰富了中国歌剧声部划分系统。演唱方式承袭西方歌剧的形式，不依靠任何扩音设备，只用人声真实演唱的前提下，配合剧情发展需要，尽量减少道白的使用，而代之以运用广泛的二重唱及多种重唱、合唱形式，充分发挥重唱、合唱对戏剧冲突发展的表现功能，拓展了中国歌剧的戏剧冲突设置与推進手段，彻底摆脱了“歌曲加道白”的旧模式，实现了从“道白”到“演唱”的过渡。而采用宣叙调与咏叹调相结合的演唱方式是这部歌剧的又一亮点。歌剧的宣叙性重唱部分，在保留西方歌剧传统唱腔的歌唱性基础上，配以中国传统戏曲中“紧拉慢唱”式的叙述式板式，唱腔的节奏处理近于戏曲中“摇板”、“散板”。这样演唱更加切合汉语四声声调的抑扬顿挫，合理入情，富于活力，过渡与衔接自然，更兼具了叙事与抒情的双重表现功能，音乐语言完整流畅，乐思清晰，层次感丰富。在歌剧的音乐创作上，几乎所有音乐素材均取材于中国民族音乐。无论音调、旋律、还是作品风格、音乐语言等方面，都是建立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透着浓郁的中国风。节奏跳跃鲜明的，音色丰富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小调，舞曲。在音乐结构与旋法运用上，植入了中国戏曲的元素，吸收了传统戏曲音乐中板式变化体的伴奏方法，加深了的艺术感染力。
《敦煌之恋》的题材来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沿革，创作时如何在形式上与之相呼应，体现出中国民族风味则是一大难题。首先，乐团在组成与乐器配置上大胆地采用了以民族管弦乐为主的中乐乐团进行伴奏。歌剧的总指挥、彭家鹏先生在交响音效控制、各声部的衔接以及力度音准和色彩控制、中乐乐团的戏剧表现力等方面得到了极富创新性的拓展。对于选择民族器乐与西洋器乐相结合这一伴奏形式是出于更好的表现作品本身音乐风格的需要。这部歌剧作为中国原创歌剧，在音乐创作上创新民族管弦乐的写作手段，合理配置中乐乐团乐器和演奏人员，加大民族乐器配置比重，并在乐器的选择上多采用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我国的民族乐器，如胡琴类，琵琶、阮、扬琴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当然，这绝不是简单的混合、叠加。我国的民族乐器种类繁多，以音色的不同特点著称，每件乐器的演奏方式差异巨大，甚至每种乐器的音律和振频都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也会表现在演奏风格和演奏技巧上。每种乐器在演奏方式和音色及力度控制上，也都会存在差异巨大的不同理解。因此，把握节奏的准确性，规范演奏员的演奏方式，强调乐队演奏方式的统一性，构成现代交响性民族管弦乐团的表演形式是首要的前提。而从歌剧的音乐风格考虑，精准的把握每一件乐器的音色，将各种乐器音色、音量和色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各声部间的整体平衡，实现对音乐作品的最佳诠释效果，甚至根据演出效果需要，规划乐器和演员的排放位置，使其为乐队整体音效服务，让乐团的演奏音效具有现代民族交响乐音效，增强了戏剧性张力。
其次，通过结合西洋管弦乐的写作技术，改革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丰富了民族器乐合奏的音色、力度变化，拓宽了民族管弦乐团的表现力，真正营造出歌剧所需要的震撼性现场戏剧效果。各种乐器的歌唱性演奏强化戏剧冲突的表现和情绪的渲染：二胡的浅吟低唱，扬琴的急促与徐缓，管乐部分的昂扬激进，各种打击乐器对制造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内心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而在乐队中保留了大提琴与贝斯，其浑厚低沉的低音弥补了中国民族乐器音色上的欠缺，恰如其分的铺垫与烘托了作品的悲剧性气氛，此种中西器乐的交替出现则带给观众极大的听觉满足。
纵观近年的中国歌剧创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已进入了自身发展、繁荣的盛世，歌剧剧本及其音乐创作以“民族化”为主调，在吸收西方传统歌剧艺术形式的同时，向着全方位、多元化、本土化发展实为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敦煌之恋》作为一部旋律优美动人，戏剧冲突激烈，中国文化与西方歌剧相结合的中国大歌剧，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向世界输出中华文化旋律的礼赞，更是中国歌剧民族化道路上的一次积极的探索与有益的尝试。中国歌剧的民族化道路既需要剧本的艺术风格必须符合歌剧的外在艺术形式，更需要强调民族艺术与世界文化的结合。歌剧创作在增强对自身文化的不断挖掘与认知的同时，更要对其他民族文化包容、理解，并在文化交流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真正解决了音乐性与戏剧性，声乐演唱与乐队演奏，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作曲技法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才能寻求全新的创作方式让中国歌剧走向世界，才能做到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让中华文化永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