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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目前正在经历（如日本）或即将面临（如中国和美国）的主要社会经济难题。因此，如何选择有效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
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源于一些非正常性历史事件的冲击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较大的波动。二战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一个异常的人口高出生率时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必然要经历从分享人口红利的幸福阶段跌落到劳动力紧缺的痛苦过程，这也就是当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所要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来源。当前世界几个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中国，均处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负面冲击的起点或即将进入这个阶段，社会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在一定阶段内不断升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养老基金的亏损乃至破产。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养老基金将从2020年左右开始亏损，2040年后将破产。因此，如何更为平滑和缓和的度过该过程是当前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现代微观经济学在劳动供给行为以及劳动努力程度监督成本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个人的退休行为是无法通过外部命令的形式来完全指定的，因而强制退休政策只能让想继续工作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并无法使得不愿工作的人正常的供给劳动，这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外生“一刀切”形式的强制退休政策并不能对所有人都起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政策的非对称性。
一旦结合个人的选择行为来考虑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养老保障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认为社会养老保障金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类似美式期权的性质，从期权分析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能大大地简化问题分析的复杂性。
下面我们以美国为例，先来看看为什么说社会养老保障金具有期权的性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其主要目的是使就业者退休后能够老有所养，以避免劳动者退休后面对大的负面经济冲击时毫无抵御风险能力的情况出现，其后又经历了数次增改，将伤残和医疗保障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当前美国采取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就是对当期正在工作的人收取养老保险税，然后直接发放给退休人群，当期的盈亏部分以养老保险基金增减的形式来储蓄或补偿，基金主要是以持有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社会保障税包括两部分：养老保险税和医疗保险税，分别由雇主和劳动者平等分摊缴纳。
（2）养老保险税的税基有上限无下限。社会保障税以劳动收入作为税基，最小起征点为零，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劳动收入就需要缴纳社会保障税；征收上限从1982年后开始随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而增长。
（3）社会保障支付涵盖的范围包括：退休保障、医疗保障和伤残保障。
（4）退休养老金的领取资格与领取金额相分离。领取资格由一个特殊的评分系统来确认，同时需要满足一个最小申请年龄，领取金额则依赖于申请人的劳动收入历史。
（5）一旦申请了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个人额外的劳动收入将受到个人收入税方面的约束。
期权一般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两种资产的选择，一般来说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收益，与之对比的是一种随机收益的资产。在任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个人在决定是否退休时一定知道自己以后每期能领取多少退休金，因此我们可以将退休的选择权看作确定性收益的资产，因为这种资产能够提供相当于社会养老保障金大小的确定性收益流；而随机性收益的资产是继续工作的选择权，这种资产带来相当于随机劳动收入大小的随机收入流。退休选择的自愿性对应着美式期权在合同终止日前可以随时执行的特征；退休时刻个人对退休金的完全信息对应着美式期权执行时刻其合约执行价格是确定的；期权合约的终止时间我们可以用个人的最大寿命来与之对应。与标准的美式期权合约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美式期权合约的执行价格是事先就约定好的，而退休选择权的价格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期权的执行与否取决于确定性资产的价值与随机资产的期望价值的比较。当人们把社会退休养老金看成是一种在未来确定时刻带来确定收益流时，带来收益流的资产的价值便成为影响当前决策的核心信息。直观地来看，当人们对自己未来收入转好的可能性失去信心时，在人们风险规避的偏好下，即使没有退休养老金选择退休的选择依然可能是最优的；而对于不选择退休的老年人来说，显然是当前的随机劳动收入状况较好，继续工作的期望收益要远大于退休，那么继续工作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自1950年以来，美国人均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从1950年的68.2岁增加到2005年的77.8岁（见图1），但是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平均的退休年龄却在不断降低，从70岁下降到了62岁（见图2）。两个过程的同时发生似乎与经济学直观相悖：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人们一生总消费是增加的，因而需要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收入来维持消费。通过刚才的期权分析能很好地解释这一悖论。由于退休选择具有期权金融资产的性质，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社会养老保障金的支付年限也同时增加，因而期权选择中确定性收益资产的总体价值上升，那么执行期权的时间也就随之提前了。对于这个显现的解释很好的检验了我们对社会养老保障金的金融资产性质的判断。
接着我们来看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当前各国所讨论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种是将个人缴付的养老保险税进行个人账户化，有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做法是无效的，无法改进社会福利，而且更放大了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带来的冲击。直观上很好理解，只要个人需要缴付的养老保险税额不超过个人的最优储蓄量，那么这样的个人账户相当于个人的储蓄。由于个人账户之间没有分散风险的功能，这样的改革效果实际上等同于取消社会养老政策，经济中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散。
第二种是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用来弥补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比例过高而带来的过量养老金支付的赤字。现实经济中养老金的支付额是依赖于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历史，同时政策中的养老保障金的替代率也不是每期都能自由调整，因此在正的人口结构冲击下，全社会加总养老保障账户每期先会经历一个的盈余阶段，然后当人口步入老龄化以后再经历每期亏损的阶段。正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全社会加总养老保障账户的亏损乃至赤字问题，一个简单的政策建议就是随之增加养老保障税的税率来减少账户亏损。这样的政策要产生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人们的退休选择行为不会随之发生改变，但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工具，如养老金的支付金额，养老金的起付年龄，对个人的退休选择有重要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改变必然带来退休行为的改变，进而影响改革政策的效果。增加税率实际上是减少工作阶段的可支配劳动收入，增加养老金是增加退休阶段的可支配收入。这样的一个政策组合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激励人们更早的选择退休，因此政策执行的结果与政策的目的正好相反，从而加剧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第三种改革的思路是提高养老金的起付年龄。提高养老金的起付年龄实际上是缩短了养老金的整体支付年限，因而直接带来了期权选择中确定性资产价值的下降，期权执行的可能性当然就随之降低。因此我们认为，增税的方式弥补全社会加总养老金账户的改革政策是无效的，而提高养老金起付年限的改革政策则是有效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ail protected]
责任编辑：郭敏欣
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源于一些非正常性历史事件的冲击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较大的波动。二战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一个异常的人口高出生率时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必然要经历从分享人口红利的幸福阶段跌落到劳动力紧缺的痛苦过程，这也就是当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所要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来源。当前世界几个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中国，均处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负面冲击的起点或即将进入这个阶段，社会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在一定阶段内不断升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养老基金的亏损乃至破产。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养老基金将从2020年左右开始亏损，2040年后将破产。因此，如何更为平滑和缓和的度过该过程是当前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现代微观经济学在劳动供给行为以及劳动努力程度监督成本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个人的退休行为是无法通过外部命令的形式来完全指定的，因而强制退休政策只能让想继续工作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并无法使得不愿工作的人正常的供给劳动，这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外生“一刀切”形式的强制退休政策并不能对所有人都起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政策的非对称性。
一旦结合个人的选择行为来考虑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养老保障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认为社会养老保障金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具有类似美式期权的性质，从期权分析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能大大地简化问题分析的复杂性。
下面我们以美国为例，先来看看为什么说社会养老保障金具有期权的性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其主要目的是使就业者退休后能够老有所养，以避免劳动者退休后面对大的负面经济冲击时毫无抵御风险能力的情况出现，其后又经历了数次增改，将伤残和医疗保障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当前美国采取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就是对当期正在工作的人收取养老保险税，然后直接发放给退休人群，当期的盈亏部分以养老保险基金增减的形式来储蓄或补偿，基金主要是以持有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社会保障税包括两部分：养老保险税和医疗保险税，分别由雇主和劳动者平等分摊缴纳。
（2）养老保险税的税基有上限无下限。社会保障税以劳动收入作为税基，最小起征点为零，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劳动收入就需要缴纳社会保障税；征收上限从1982年后开始随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而增长。
（3）社会保障支付涵盖的范围包括：退休保障、医疗保障和伤残保障。
（4）退休养老金的领取资格与领取金额相分离。领取资格由一个特殊的评分系统来确认，同时需要满足一个最小申请年龄，领取金额则依赖于申请人的劳动收入历史。
（5）一旦申请了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个人额外的劳动收入将受到个人收入税方面的约束。
期权一般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两种资产的选择，一般来说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收益，与之对比的是一种随机收益的资产。在任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个人在决定是否退休时一定知道自己以后每期能领取多少退休金，因此我们可以将退休的选择权看作确定性收益的资产，因为这种资产能够提供相当于社会养老保障金大小的确定性收益流；而随机性收益的资产是继续工作的选择权，这种资产带来相当于随机劳动收入大小的随机收入流。退休选择的自愿性对应着美式期权在合同终止日前可以随时执行的特征；退休时刻个人对退休金的完全信息对应着美式期权执行时刻其合约执行价格是确定的；期权合约的终止时间我们可以用个人的最大寿命来与之对应。与标准的美式期权合约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美式期权合约的执行价格是事先就约定好的，而退休选择权的价格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期权的执行与否取决于确定性资产的价值与随机资产的期望价值的比较。当人们把社会退休养老金看成是一种在未来确定时刻带来确定收益流时，带来收益流的资产的价值便成为影响当前决策的核心信息。直观地来看，当人们对自己未来收入转好的可能性失去信心时，在人们风险规避的偏好下，即使没有退休养老金选择退休的选择依然可能是最优的；而对于不选择退休的老年人来说，显然是当前的随机劳动收入状况较好，继续工作的期望收益要远大于退休，那么继续工作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自1950年以来，美国人均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从1950年的68.2岁增加到2005年的77.8岁（见图1），但是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平均的退休年龄却在不断降低，从70岁下降到了62岁（见图2）。两个过程的同时发生似乎与经济学直观相悖：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人们一生总消费是增加的，因而需要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收入来维持消费。通过刚才的期权分析能很好地解释这一悖论。由于退休选择具有期权金融资产的性质，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社会养老保障金的支付年限也同时增加，因而期权选择中确定性收益资产的总体价值上升，那么执行期权的时间也就随之提前了。对于这个显现的解释很好的检验了我们对社会养老保障金的金融资产性质的判断。
接着我们来看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当前各国所讨论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种是将个人缴付的养老保险税进行个人账户化，有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做法是无效的，无法改进社会福利，而且更放大了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带来的冲击。直观上很好理解，只要个人需要缴付的养老保险税额不超过个人的最优储蓄量，那么这样的个人账户相当于个人的储蓄。由于个人账户之间没有分散风险的功能，这样的改革效果实际上等同于取消社会养老政策，经济中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散。
第二种是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用来弥补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比例过高而带来的过量养老金支付的赤字。现实经济中养老金的支付额是依赖于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历史，同时政策中的养老保障金的替代率也不是每期都能自由调整，因此在正的人口结构冲击下，全社会加总养老保障账户每期先会经历一个的盈余阶段，然后当人口步入老龄化以后再经历每期亏损的阶段。正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全社会加总养老保障账户的亏损乃至赤字问题，一个简单的政策建议就是随之增加养老保障税的税率来减少账户亏损。这样的政策要产生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人们的退休选择行为不会随之发生改变，但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工具，如养老金的支付金额，养老金的起付年龄，对个人的退休选择有重要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改变必然带来退休行为的改变，进而影响改革政策的效果。增加税率实际上是减少工作阶段的可支配劳动收入，增加养老金是增加退休阶段的可支配收入。这样的一个政策组合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激励人们更早的选择退休，因此政策执行的结果与政策的目的正好相反，从而加剧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第三种改革的思路是提高养老金的起付年龄。提高养老金的起付年龄实际上是缩短了养老金的整体支付年限，因而直接带来了期权选择中确定性资产价值的下降，期权执行的可能性当然就随之降低。因此我们认为，增税的方式弥补全社会加总养老金账户的改革政策是无效的，而提高养老金起付年限的改革政策则是有效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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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