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道德规范。在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不自觉的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希望建立一种道德政治；而中国古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似乎也因此而来。因此，重新理解儒家的道德理想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理想以及悲剧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分析儒家的道德理想以及文人的价值世界，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悲剧观探究古代文官悲剧命运之所在。
关键词：文人；儒家；道德理想；政治失意；马克思主义悲剧观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39-02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家是对中国产生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思想流派。“我们这个社会，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空气之中……自士大夫以至台舆皂隶普遍崇敬的，还是儒家信仰最深……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 [1]中国古代文人受这种影响是最深的。他们多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受到极高的礼遇。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得志而名垂青史；相反更多的还是壮志难酬，屡遭小人陷害、权臣排挤和现实打击。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熟读四书五经、有很强烈的道德理想人格的文官，在漫长的古代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浓重在他们是最优秀的文人，但是大都政治失意。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失意的文人数不胜数，越是优秀的文人，就越是“失败”的文官。如李白，如苏轼，如海瑞，等等。那么中国古代文人政治失意的根源在哪里。重新解读儒家的道德理想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的道德设计及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理想
所谓道德理想,实际上就是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的集中体现，亦即道德上的理想人格。[2]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蒋庆先生把儒学分为政治儒学和道德儒学。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儒学依据的是治理性而非道德理性，开出的是政治实践而非道德实践，优先考虑的是完善制度而非完善个人，体现的是政治批判而非道德批判，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而非形而上学的道德理想。[3]根据蒋庆先生的观点，儒家的道德设计也包括政治设计，而且从儒家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政治道德设计在儒家道德体系中成为道德的最后落脚点。也就是说道德实践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儒家道德设计的基本指向是培养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圣人”人格。早期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首先，在儒家文化中修身（也就是个人修养）是一切实践的基础；其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修身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的；再次，只有道德完善的人才能治理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最后，早期儒家思想中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这也就潜伏着道德成为政治工具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学说，其核心是道德修养。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古代文人，毫无疑问，对于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心领神会。这一领会会不自觉的外化地表现在个人的行动上。中国古代文官，首先是一个文人，因此他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次是一个政治家，因此有政治责任感和政治理想。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官大都是以所受到的儒家思想指导其政治实践的。所以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文官，在思想上会自发的的想要建立一套具有道德理想的政治统治体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文官集团中，有责任感的文官，大都受到过儒家思想这方面的影响，因而大都希望建立一套理想的政治统治体系，以此来维护阶级统治，而这套体系是建立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强烈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的。
然而现实的吊诡性在于，当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官在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过程中，却无法将儒家的道德理想落实下来。也就是说，早期儒家文化是要求人们在“修身”之后要服务于政治的，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修身”之后的文人却没有办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像苏轼、海瑞，他们都有儒家的道德修养，有儒家的社会理想，他们在为官期间一直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可是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虽说海瑞在情绪上能激动大众，然而他的行动却难以成为官员们的行为标准。同样，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文人，却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官。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官的命运，可以发现，越是道德完美、人格高尚、胸怀大志的文官，在政治上往往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当然这不排除与个人性格有关，也不排除有的观点所认为的政治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无论每个人性格怎样，无论政治需要的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笼罩在文人身上的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悲剧色彩是无法磨灭的。但是这种悲剧性的症结却并不尽在于此。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失意。在这里，笔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对此进行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失意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是植根于西方美学的传统里，他的悲剧观是对古希腊、黑格尔悲剧观批判发展起来的。
第一个给悲剧下定义的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悲剧理论详尽、深入而有系统的阐述。他提出了悲剧史上第一个悲剧概念，并提出了“过失说”，认为悲剧的产生是由于自身过失造成的。
马克思没有系统阐释过悲剧理论，在一些零散的论文里表达了悲剧的看法，但是他的悲剧理论主要是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体现出来。1859年，马克思给拉萨尔了信，对他的小说《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可以说是他悲剧观总结性的阐述。《济金根》讲的是历史上的骑士济金根反对国王和诸侯，拉萨尔塑造的济金根是被农民拥护的革命领袖，他把济金根赋予了从没有的思想即与农民联合起来实现德国的统一。济金根脱离了农民，最后革命失败了。所以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的冲突拉萨尔认为是悲剧的根源。拉萨尔认为革命的无限目的性与手段的有限性是古往今来悲剧的基础。正是这个背景下，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悲剧观。马克思指出“如果济金根不是以骑士纷争的形式进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可以胜利。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幻想? 济金根的覆灭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由于他作为骑士和骑士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成制度，或者更确切的说反对现行制度的新形式”。马克思认为济金根的手段是服务目的，即济金根得目的是反动的，手段是暴力的，济金根是骑士那么他与贵族有阶级矛盾，而贵族与农民有矛盾，拉萨尔既与贵族有矛盾又与农民有矛盾，所以就造成了历史必然要求与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贵族民主制是不可能的，因为贵族民主制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所以济金根是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暴动，注定要失败。
马克思的悲剧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在历史现实中的不可能实现的矛盾造成了悲剧。
至此，我们回过头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失意。
儒家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战乱、无序使得孔子开始重新考虑周礼的意义，于是他提倡回复周礼，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另一方面提出了“仁”，用来维护统治。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最开始的思想就是一种对政治实践的应然性的描述，而非实然。即认为社会、政治应该是什么样而不应该是什么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文官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著名学者秦晖就认为，在中国古代政治统治中，一直存在着“儒表法里”的问题，即表面上是采用的儒家的道德政治，实际上是实行的法家的主张。暂且不去考证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显而易见的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践和儒家的道德设计几乎是背离的。由于儒家思想是一种应然性的描述，那就不可避免的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冲突，而文官的悲剧命运实践上正是这种冲突的外化。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讲是儒家理想设计的应然性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实然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得产物。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06.
[2]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蒋庆.再论政治儒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7：309-316.
关键词：文人；儒家；道德理想；政治失意；马克思主义悲剧观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39-02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家是对中国产生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思想流派。“我们这个社会，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空气之中……自士大夫以至台舆皂隶普遍崇敬的，还是儒家信仰最深……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 [1]中国古代文人受这种影响是最深的。他们多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受到极高的礼遇。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得志而名垂青史；相反更多的还是壮志难酬，屡遭小人陷害、权臣排挤和现实打击。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熟读四书五经、有很强烈的道德理想人格的文官，在漫长的古代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浓重在他们是最优秀的文人，但是大都政治失意。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失意的文人数不胜数，越是优秀的文人，就越是“失败”的文官。如李白，如苏轼，如海瑞，等等。那么中国古代文人政治失意的根源在哪里。重新解读儒家的道德理想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的道德设计及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理想
所谓道德理想,实际上就是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的集中体现，亦即道德上的理想人格。[2]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蒋庆先生把儒学分为政治儒学和道德儒学。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儒学依据的是治理性而非道德理性，开出的是政治实践而非道德实践，优先考虑的是完善制度而非完善个人，体现的是政治批判而非道德批判，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而非形而上学的道德理想。[3]根据蒋庆先生的观点，儒家的道德设计也包括政治设计，而且从儒家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政治道德设计在儒家道德体系中成为道德的最后落脚点。也就是说道德实践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儒家道德设计的基本指向是培养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圣人”人格。早期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首先，在儒家文化中修身（也就是个人修养）是一切实践的基础；其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修身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的；再次，只有道德完善的人才能治理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最后，早期儒家思想中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这也就潜伏着道德成为政治工具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学说，其核心是道德修养。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古代文人，毫无疑问，对于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心领神会。这一领会会不自觉的外化地表现在个人的行动上。中国古代文官，首先是一个文人，因此他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次是一个政治家，因此有政治责任感和政治理想。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官大都是以所受到的儒家思想指导其政治实践的。所以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文官，在思想上会自发的的想要建立一套具有道德理想的政治统治体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文官集团中，有责任感的文官，大都受到过儒家思想这方面的影响，因而大都希望建立一套理想的政治统治体系，以此来维护阶级统治，而这套体系是建立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强烈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的。
然而现实的吊诡性在于，当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官在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过程中，却无法将儒家的道德理想落实下来。也就是说，早期儒家文化是要求人们在“修身”之后要服务于政治的，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修身”之后的文人却没有办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像苏轼、海瑞，他们都有儒家的道德修养，有儒家的社会理想，他们在为官期间一直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可是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虽说海瑞在情绪上能激动大众，然而他的行动却难以成为官员们的行为标准。同样，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文人，却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官。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官的命运，可以发现，越是道德完美、人格高尚、胸怀大志的文官，在政治上往往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当然这不排除与个人性格有关，也不排除有的观点所认为的政治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无论每个人性格怎样，无论政治需要的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笼罩在文人身上的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悲剧色彩是无法磨灭的。但是这种悲剧性的症结却并不尽在于此。那么，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失意。在这里，笔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对此进行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失意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是植根于西方美学的传统里，他的悲剧观是对古希腊、黑格尔悲剧观批判发展起来的。
第一个给悲剧下定义的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悲剧理论详尽、深入而有系统的阐述。他提出了悲剧史上第一个悲剧概念，并提出了“过失说”，认为悲剧的产生是由于自身过失造成的。
马克思没有系统阐释过悲剧理论，在一些零散的论文里表达了悲剧的看法，但是他的悲剧理论主要是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体现出来。1859年，马克思给拉萨尔了信，对他的小说《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可以说是他悲剧观总结性的阐述。《济金根》讲的是历史上的骑士济金根反对国王和诸侯，拉萨尔塑造的济金根是被农民拥护的革命领袖，他把济金根赋予了从没有的思想即与农民联合起来实现德国的统一。济金根脱离了农民，最后革命失败了。所以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的冲突拉萨尔认为是悲剧的根源。拉萨尔认为革命的无限目的性与手段的有限性是古往今来悲剧的基础。正是这个背景下，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悲剧观。马克思指出“如果济金根不是以骑士纷争的形式进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可以胜利。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幻想? 济金根的覆灭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由于他作为骑士和骑士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成制度，或者更确切的说反对现行制度的新形式”。马克思认为济金根的手段是服务目的，即济金根得目的是反动的，手段是暴力的，济金根是骑士那么他与贵族有阶级矛盾，而贵族与农民有矛盾，拉萨尔既与贵族有矛盾又与农民有矛盾，所以就造成了历史必然要求与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贵族民主制是不可能的，因为贵族民主制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所以济金根是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暴动，注定要失败。
马克思的悲剧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在历史现实中的不可能实现的矛盾造成了悲剧。
至此，我们回过头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失意。
儒家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战乱、无序使得孔子开始重新考虑周礼的意义，于是他提倡回复周礼，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另一方面提出了“仁”，用来维护统治。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最开始的思想就是一种对政治实践的应然性的描述，而非实然。即认为社会、政治应该是什么样而不应该是什么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文官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著名学者秦晖就认为，在中国古代政治统治中，一直存在着“儒表法里”的问题，即表面上是采用的儒家的道德政治，实际上是实行的法家的主张。暂且不去考证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显而易见的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践和儒家的道德设计几乎是背离的。由于儒家思想是一种应然性的描述，那就不可避免的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冲突，而文官的悲剧命运实践上正是这种冲突的外化。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讲是儒家理想设计的应然性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实然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得产物。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06.
[2]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蒋庆.再论政治儒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7：309-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