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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病原微生物的行为之前，有必要做一点小小的解释。繁衍造成的生物数量增长是指数形式的，“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有限的自然资源无疑不能容许增长无限持续下去，指数的威力使得同一物种内部很快就产生了僧多粥少的生存斗争(与许多人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同，这种内部竞争才是“为生存而斗争”的核心，物种之间的斗争反而不是)。能够更好地适应当时的气候、土壤、水源、其他生物影响等环境因素而存活下来的个体，有机会繁衍更多的后代，取得暂时的优势，反之则被淘汰掉。这就是自然选择。
基因变异的存在，使生物有机会产生新的适应能力来参与竞争。变动的环境与变异的基因，使生命舞台上不断演出新的剧情，这场戏在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两项规则支配下就能继续下去，无须假手神灵，也不需要生物本身具有明确的意识。为了行文的方便，人们会说生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如何变异”，必须注意这种有点人格化的表述只是对斗争与选择过程的一个简略说法，并不表示进化历程包含着生物的主观意愿。选择是自然的规律，生物个体不过混混沌沌、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罢了。
病菌和病毒是人类的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对手是某种冠状病毒，我们必须赢得胜利。不过，病原体何以成为病原体?外伤、衰老、基因缺陷直接损坏我们机体的零件，由此产生的疾病比较容易理解。但某些微生物为什么要使我们生病?对付这些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敌人，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战术仍然是有用的。研究它们需要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利益，进而分析其战略战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付它。
对微生物来说，我们的身体是居所、食物和传播中转站。它们并不是为毁灭我们或使我们痛苦而生的。只是自然选择偏爱那些善于生存、繁衍并尽可能广地传播的微生物，促使它们演化出了种种手段，我们也被牵连了进来。有时候人体本来不是某种微生物必须的宿主和传播媒介，却在它偶尔捞过界时做了牺牲品。比如历史上总共杀死了约2亿人、一次大发作就能抹去欧洲1/3的人口、在人类对中世纪的记忆中留下“黑死病”恐怖回忆的鼠疫，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主要生活在老鼠身上，通过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不幸的是跳蚤还要咬人，人染上病之后，又有新的跳蚤来帮助传播，肺炎型鼠疫更可以通过人咳嗽的飞沫传播给其他人，于是灾难开始了。
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传染病给我们带来的生理痛苦，并不是病原微生物的目的，只是无心的结果。在这些痛苦中，有的是微生物为了增强自身传播能力而采取的手段的副产品，比如拉肚子；有的是机体自身的防卫措施，比如发热(为了把微生物烤死)；有的对微生物和人体双方都有好处，比如咳嗽和打喷嚏；还有的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比如机体组织的损坏。至于导致寄生的宿主死亡，一般说来对微生物本身并没有好处，甚至是一种自拆墙脚的行为，除非这种微生物本来就是靠宿主死后被别的动物吃掉而传播的。
除了母婴垂直感染这样恶劣的做法，微生物想要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通常要利用中间渠道。就像花粉借助蜜蜂的翅膀，微生物也借助翅膀来传播，比如蚊子和苍蝇，当然还有跳蚤的腿。更主动的做法是使人体发生一些变化，产生有利于微生物传播的因素，这些变化表现为“症状”。比如皮肤溃烂增加了接触传染的机会；拉肚子使大量微生物有机会通过排泄物进入公用水源；咳嗽和喷嚏是人体驱逐微生物的防御反应，却也使微生物有机会乘坐飞沫在空气中散播，这真是一种让人吃惊的“双赢”——当然，以这种方式驱逐病原体只对特定人类个体而言是有利的，对整个人群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大家要戴口罩。在北京的SARS危机中，有朋友说：“原本认为5米左右就很安全，今天路上见到一位，一个喷嚏飞溅七八米……决定把安全距离扩展到方圆10米……”
面对外来入侵者，我们的机体拥有一套强大的化学武器系统——免疫机制。免疫细胞四处巡查，核对细胞的“身份证”(表面的某种标志物质)，搜索一切可疑的外来蛋白质，发起攻击。病原微生物演化出欺骗、逃避和反攻的手段，对抗免疫机制。而我们再演化出对付这些手段的手段，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拉锯战。对于致命的急性传染病，我们中间的幸运者，在免疫系统产生了针对某种传染病的抗体后，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不必担心复发；不幸者则被夺去生命。
原始社会是不会有大型急性传染病的——这决不表示更安全，事实上那时候人类更容易因为与动物接触过多而传染上多种疾病。只不过原始时代是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极其不发达的社会，不足以“支持”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如果某种致病微生物能够迅速传播并很快致人于死地，那么它可能彻底把一个部落从地球上抹去，或者杀死部落中的大多数人，只留下极少数拥有免疫力的幸运儿，然后自己也消失了，因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再有传播的对象。
农业使土地能支持比狩猎和采集时代大得多的人口密度。密集的定居人口，使微生物有更多机会通过接触、垃圾，尤其是被排泄物污染的水源等途径进行传播。在现代卫生意识未曾诞生而人口已稠密到一定程度、不同地区贸易接触频繁的时代，人类社会——特别是城市——简直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型的病菌培养皿，传染病的发酵池。有了足够多的人，病原体就能在把所有能感染的人都感染了，到了被感染人群快要消失的时候，病原体及时地找到一批新的对象——下一代人。
非致命的传染病如麻风病对人口密度的要求较低，它们可能伴随我们很久了。大多数我们熟悉的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都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们是文明的产物。大规模群居的动物可能在野生状态时已经携带了一些致病微生物，我们的祖先驯养它们，在生活中与之有密切接触，给了微生物演化到适应人体环境，发生物种间转移的机会。牛带来天花(这可以从牛痘疫苗的名称中窥见端倪)、麻疹和肺结核；流感是猪和家禽的赠品。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来源并非人类喜爱的动物，比如因为丰富的粮食储备而主动接近我们的某种人人喊打的小型啮齿动物。
由于基因的差异，一些人对某种传染病天生拥有更强的抵御能力，更有机会存活并繁殖后代。因此，一场传染病的袭击，会使劫后余生的人群中拥有抗病基因的人比例增加，这就是进化。文明延续已久的社会，经历过多次劫难，人群对部分疾病的抵抗力多少会增强一些。16世纪，西班牙人科蒂斯带着几百名士兵毁灭了拥有几百万人的美洲阿兹台克文明。起决定因素的不是他的火枪或计谋，而是无意中带来的天花病毒。城市文明起源较迟、驯养群居动物较少的美洲人，在旧大陆传来的疾病面前异常脆弱。哥伦布之
基因变异的存在，使生物有机会产生新的适应能力来参与竞争。变动的环境与变异的基因，使生命舞台上不断演出新的剧情，这场戏在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两项规则支配下就能继续下去，无须假手神灵，也不需要生物本身具有明确的意识。为了行文的方便，人们会说生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如何变异”，必须注意这种有点人格化的表述只是对斗争与选择过程的一个简略说法，并不表示进化历程包含着生物的主观意愿。选择是自然的规律，生物个体不过混混沌沌、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罢了。
病菌和病毒是人类的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对手是某种冠状病毒，我们必须赢得胜利。不过，病原体何以成为病原体?外伤、衰老、基因缺陷直接损坏我们机体的零件，由此产生的疾病比较容易理解。但某些微生物为什么要使我们生病?对付这些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敌人，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战术仍然是有用的。研究它们需要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利益，进而分析其战略战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付它。
对微生物来说，我们的身体是居所、食物和传播中转站。它们并不是为毁灭我们或使我们痛苦而生的。只是自然选择偏爱那些善于生存、繁衍并尽可能广地传播的微生物，促使它们演化出了种种手段，我们也被牵连了进来。有时候人体本来不是某种微生物必须的宿主和传播媒介，却在它偶尔捞过界时做了牺牲品。比如历史上总共杀死了约2亿人、一次大发作就能抹去欧洲1/3的人口、在人类对中世纪的记忆中留下“黑死病”恐怖回忆的鼠疫，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主要生活在老鼠身上，通过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不幸的是跳蚤还要咬人，人染上病之后，又有新的跳蚤来帮助传播，肺炎型鼠疫更可以通过人咳嗽的飞沫传播给其他人，于是灾难开始了。
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传染病给我们带来的生理痛苦，并不是病原微生物的目的，只是无心的结果。在这些痛苦中，有的是微生物为了增强自身传播能力而采取的手段的副产品，比如拉肚子；有的是机体自身的防卫措施，比如发热(为了把微生物烤死)；有的对微生物和人体双方都有好处，比如咳嗽和打喷嚏；还有的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比如机体组织的损坏。至于导致寄生的宿主死亡，一般说来对微生物本身并没有好处，甚至是一种自拆墙脚的行为，除非这种微生物本来就是靠宿主死后被别的动物吃掉而传播的。
除了母婴垂直感染这样恶劣的做法，微生物想要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通常要利用中间渠道。就像花粉借助蜜蜂的翅膀，微生物也借助翅膀来传播，比如蚊子和苍蝇，当然还有跳蚤的腿。更主动的做法是使人体发生一些变化，产生有利于微生物传播的因素，这些变化表现为“症状”。比如皮肤溃烂增加了接触传染的机会；拉肚子使大量微生物有机会通过排泄物进入公用水源；咳嗽和喷嚏是人体驱逐微生物的防御反应，却也使微生物有机会乘坐飞沫在空气中散播，这真是一种让人吃惊的“双赢”——当然，以这种方式驱逐病原体只对特定人类个体而言是有利的，对整个人群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大家要戴口罩。在北京的SARS危机中，有朋友说：“原本认为5米左右就很安全，今天路上见到一位，一个喷嚏飞溅七八米……决定把安全距离扩展到方圆10米……”
面对外来入侵者，我们的机体拥有一套强大的化学武器系统——免疫机制。免疫细胞四处巡查，核对细胞的“身份证”(表面的某种标志物质)，搜索一切可疑的外来蛋白质，发起攻击。病原微生物演化出欺骗、逃避和反攻的手段，对抗免疫机制。而我们再演化出对付这些手段的手段，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拉锯战。对于致命的急性传染病，我们中间的幸运者，在免疫系统产生了针对某种传染病的抗体后，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不必担心复发；不幸者则被夺去生命。
原始社会是不会有大型急性传染病的——这决不表示更安全，事实上那时候人类更容易因为与动物接触过多而传染上多种疾病。只不过原始时代是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极其不发达的社会，不足以“支持”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如果某种致病微生物能够迅速传播并很快致人于死地，那么它可能彻底把一个部落从地球上抹去，或者杀死部落中的大多数人，只留下极少数拥有免疫力的幸运儿，然后自己也消失了，因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再有传播的对象。
农业使土地能支持比狩猎和采集时代大得多的人口密度。密集的定居人口，使微生物有更多机会通过接触、垃圾，尤其是被排泄物污染的水源等途径进行传播。在现代卫生意识未曾诞生而人口已稠密到一定程度、不同地区贸易接触频繁的时代，人类社会——特别是城市——简直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型的病菌培养皿，传染病的发酵池。有了足够多的人，病原体就能在把所有能感染的人都感染了，到了被感染人群快要消失的时候，病原体及时地找到一批新的对象——下一代人。
非致命的传染病如麻风病对人口密度的要求较低，它们可能伴随我们很久了。大多数我们熟悉的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都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们是文明的产物。大规模群居的动物可能在野生状态时已经携带了一些致病微生物，我们的祖先驯养它们，在生活中与之有密切接触，给了微生物演化到适应人体环境，发生物种间转移的机会。牛带来天花(这可以从牛痘疫苗的名称中窥见端倪)、麻疹和肺结核；流感是猪和家禽的赠品。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来源并非人类喜爱的动物，比如因为丰富的粮食储备而主动接近我们的某种人人喊打的小型啮齿动物。
由于基因的差异，一些人对某种传染病天生拥有更强的抵御能力，更有机会存活并繁殖后代。因此，一场传染病的袭击，会使劫后余生的人群中拥有抗病基因的人比例增加，这就是进化。文明延续已久的社会，经历过多次劫难，人群对部分疾病的抵抗力多少会增强一些。16世纪，西班牙人科蒂斯带着几百名士兵毁灭了拥有几百万人的美洲阿兹台克文明。起决定因素的不是他的火枪或计谋，而是无意中带来的天花病毒。城市文明起源较迟、驯养群居动物较少的美洲人，在旧大陆传来的疾病面前异常脆弱。哥伦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