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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政府的屏蔽作用阻碍了经济信号正常地向社会传递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总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却每每落空。
例如，“十五”计划提出GDP年均增长7％，结果达到9.5％。但“十五”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的目标却没有完成，结果比目标少了9000万亩；“十五”计划提出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
“十一五”规划要求单位GDP能耗平均每年降低4.4％。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上半年的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0.8％，又在重复“十五”计划量的指标全面超额、质的转变不能实现的情景。究其原因，是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转变增长方式缺乏压力和经济驱动力。
中国长期维持资源密集、投资密集、劳动密集和高污染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发展的环境。这种发展模式进入门槛比较低，依靠要素低成本可以很快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在经济起步阶段，这往往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扩大，由此导致资源的粗放、低效使用和巨大资源浪费，使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劲。中国的人均土地、水和矿产资源都比较匮乏，有些重要资源还无法通过贸易而获得，只有高效率地节约利用，才能持续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高潮资源消耗较多，这是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各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过程。但与资源利用的低效率相叠加，则是不能容忍的。按照一般规律，资源需求增加，资源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受到抑制。这样，“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就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环境。伴随这一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经济过程。是在要素稀缺条件下市场作用和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与此同时，能源弹性系数一改过去20年平均为0.5的状况，超过了1.0。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
这些压力等汇集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企业增长模式正日益受到挑战，“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这些年，无论中央《决定》还是政府文件，实现“科学发展”的“行政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准备也高潮迭起；但并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政府的屏蔽作用阻碍了经济信号正常地向社会传递。
国家人为地压低因素价格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企业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向社会传递了失真的经济信息，助长企业持续维持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当各地政府和企业依据扭曲的经济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等突出矛盾。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利润还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这就使得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生产能力不能淘汰，先进生产能力的优势不能发挥，进一步巩固了落后的经济结构，推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现在实际上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一次次设定明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行政干预维护资源消耗型增长环境，抑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政策的导向与政策目标背离，这就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长期难以解决。
例如，如果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水平不到位，很难改变粗放型、掠夺式开采；成品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结果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激发企业开发节能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在外贸依存度高达70％情况下，实际我们还在给中国产品的全球消费者提供补贴；继续维持现在的汇率，出口产品低级化的状况很难改变；在制造业打工者十年工资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又怎能有提高劳动效率的热情？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谅，或上缴的罚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个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它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转变增长方式是在经济因素驱动下的痛苦过程。优越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才会调动人们的潜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20世纪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驱动力。现在到时候了。
转变增长方式涉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有众多外部性因素，需要政府的调控。当前，政府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同时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外部发展环境对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改变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形成创新导向的发展环境是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
从企业层面看，依靠要素低价格，在低附加值领域维持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基础正在动摇；资源环境的压力即便是有控制的平缓的释放，对企业也是极其严重的挑战。由此将引起各个企业比较优势的巨大变化，甚至面临企业竞争地位重新洗牌。具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市场地位将上升。企业对这一大的经济走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麻木不仁或不予理睬，将造成措手不及或陷入被淘汰的境地。■
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总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却每每落空。
例如，“十五”计划提出GDP年均增长7％，结果达到9.5％。但“十五”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的目标却没有完成，结果比目标少了9000万亩；“十五”计划提出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
“十一五”规划要求单位GDP能耗平均每年降低4.4％。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上半年的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0.8％，又在重复“十五”计划量的指标全面超额、质的转变不能实现的情景。究其原因，是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转变增长方式缺乏压力和经济驱动力。
中国长期维持资源密集、投资密集、劳动密集和高污染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发展的环境。这种发展模式进入门槛比较低，依靠要素低成本可以很快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在经济起步阶段，这往往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扩大，由此导致资源的粗放、低效使用和巨大资源浪费，使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劲。中国的人均土地、水和矿产资源都比较匮乏，有些重要资源还无法通过贸易而获得，只有高效率地节约利用，才能持续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高潮资源消耗较多，这是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各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过程。但与资源利用的低效率相叠加，则是不能容忍的。按照一般规律，资源需求增加，资源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或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受到抑制。这样，“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就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环境。伴随这一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经济过程。是在要素稀缺条件下市场作用和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与此同时，能源弹性系数一改过去20年平均为0.5的状况，超过了1.0。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
这些压力等汇集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企业增长模式正日益受到挑战，“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这些年，无论中央《决定》还是政府文件，实现“科学发展”的“行政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准备也高潮迭起；但并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政府的屏蔽作用阻碍了经济信号正常地向社会传递。
国家人为地压低因素价格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企业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向社会传递了失真的经济信息，助长企业持续维持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当各地政府和企业依据扭曲的经济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等突出矛盾。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利润还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这就使得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生产能力不能淘汰，先进生产能力的优势不能发挥，进一步巩固了落后的经济结构，推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现在实际上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一次次设定明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行政干预维护资源消耗型增长环境，抑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政策的导向与政策目标背离，这就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长期难以解决。
例如，如果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水平不到位，很难改变粗放型、掠夺式开采；成品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结果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激发企业开发节能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在外贸依存度高达70％情况下，实际我们还在给中国产品的全球消费者提供补贴；继续维持现在的汇率，出口产品低级化的状况很难改变；在制造业打工者十年工资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又怎能有提高劳动效率的热情？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谅，或上缴的罚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个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它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转变增长方式是在经济因素驱动下的痛苦过程。优越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才会调动人们的潜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20世纪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驱动力。现在到时候了。
转变增长方式涉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有众多外部性因素，需要政府的调控。当前，政府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同时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外部发展环境对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改变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形成创新导向的发展环境是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
从企业层面看，依靠要素低价格，在低附加值领域维持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基础正在动摇；资源环境的压力即便是有控制的平缓的释放，对企业也是极其严重的挑战。由此将引起各个企业比较优势的巨大变化，甚至面临企业竞争地位重新洗牌。具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市场地位将上升。企业对这一大的经济走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麻木不仁或不予理睬，将造成措手不及或陷入被淘汰的境地。■
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