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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谢老爷子一身的病，但一听说老人家住院了，还是很心疼。老辈人说本命年多灾，但愿老爷子挺过这个年，狗去猪来，老人家必定添福增寿啊！
我说的谢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辰生。
94岁的谢老在专家座谈会上发言
权威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
毋庸质疑，他是专家，而且是“大师”“大家”“大腕儿”级的。我以为，这些都不够，应该叫“泰斗”。他是北京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的顶尖人物，其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权威地位都属最高级。
认识谢老，是在4年前，那次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座谈会上。当时，他在那些老专家里很扎眼：一是他的白发很耀眼，尽管有些灰的底色。9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还很茂密，但明显地不修边幅，一任散乱甚至支棱着;二是那张清瘦的脸，分布着横的纵的颇具深度的皱纹，以及大块大块的老年斑，佐证着一个老人过往的沧桑岁月;三是他的穿着有些怪，脱掉那臃肿的老式羽绒服后，西服里裹棉袄，棉袄里套衬衣，衬衣里有秋衣，蓝色、黑色、绿色和黄色混搭得不免土气。甚至，西服和棉袄的衣襟上，还有点油脂麻花。看来，这是位很不讲究的老人。
后来才知道，他不讲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吃喝不讲究营养，说话不讲究方式，是出名的倔脾气和“炮筒子”。当然，在很多方面却相当讲究。比如，讲理讲法讲责任。相比同龄人，相比小他十多岁的那些老专家，92岁的谢老更显精气神。我想，这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正如他家里那面锦旗上所写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据有关资料，祖籍江苏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1946年，青春芳华的谢辰生随大哥谢国桢去上海，给文学史家郑振铎当助手，并参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主持的文物目录编制工作。从此，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
他不仅协助郑振铎先生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还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诸多古代纺织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第一次明確提出文物的定义。1995年退休后至今，仍到处奔走呼号，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2009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可以想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参加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一干就是70余年，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对文物保护事业多么地挚爱与真情。如今，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病了，其实他早就病着，而且多病缠身。其中，包括癌症和糖尿病。这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有多致命你懂得。
93岁的谢老在家中与来访客人交流历史建筑保护意见
第二次见到老人家，是在3年前，我有幸走进老人的家。这个自嘲无钱无权的人，家里果然有些穷，甚至有点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的老专家，竟然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书籍和资料占了大部分空间，这该是老人的书房兼会客室吧。屋里的各种陈设及物件都很有年代感。比如，窗户是那种铁框的，黄漆斑驳，该也是后换的;一把搭着大毛巾的单人沙发，是那种弹簧、海绵、木扶手的老款式;一张严重掉漆的旧式桌子，堆摞着或厚或薄的书以及资料;还有一只热水壶，壶嘴结着水碱。这些物件恐怕都二三十岁了，是否称得上“文物级”先不说，起码全北京现在没几家几人用了吧？或许有人说，他有恋旧情结。或许有人说，他是勤俭节约。但无论如何，着实太寒酸了些，寒酸得令人心疼。
想象着老人伏案疾书，不免有种被书埋着的情境。起码，他的满头白发甚至脸颊，可能会不时抚着或吻着他的书们。他，肯定很爱他的书们。正当我被自己的想象所感动的时候，老人招呼我们坐下。看来，老人很讲礼节，包括对小他一辈两辈的人。但无论我们让他先坐，还是他让我们先坐，但真没地儿坐。于是，有的坐他床上，有的站着。
92岁的谢老（左一）出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座谈会
老人虽不健谈，但一谈起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便一改平静和温和。这位已然上寿的老人家，话开始增多，音色也清亮起来，甚至是相当犀利，极富感染力，和眼前他的衰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老人一生低调，走到哪里都是个温和的北京老爷子。但在北京古城保护问题上，他有时会“高调”，几番当堂暴怒发脾气，甚至是给中央领导写信。他着急呀！
那种满带焦虑、痛心疾首的紧迫感，那种敢于担当、不计得失的负责精神，还有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甘于清贫、乐在学术的人生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偏爱管闲事，依然把古城当文物、把文物当眼珠子一样，哪里出事儿就往哪里扑。退休20多年了，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就是大病住院，老人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文保区、文物院子和文物。 如果说发挥余热，那就适当发挥吧，偏偏老爷子太倔强。还可以说，倔强得固执，固执得坚定，是个坚定如山的人。正是这个倔老头子，在人民大会堂直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矛头直指某些官员和开发商;他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直斥拆除古建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他到处呼吁，竭力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他，就像一座山，无所畏惧、拼上老命地守护着老北京城，守护着全国的文物，可谓热血丹心、矢志不渝。甚至，直接上书总理，坦言他一辈子只做文物保护一件事，为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他“决心以身殉城。”
“以身殉城”，这分明是一个坚守阵地的超级老战士，在进行着一场垂暮之战。有人说愚蠢，有人说高尚，但起码英勇而悲壮，可歌而可泣。
忽然，我明白了，老人获奖无数、证书与锦旗多多，为什么单在家中挂一面全国文物保护志愿者的锦旗？那分明是一面战旗，“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分明就是誓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这位每天要撩衣襟在肚皮上扎针打胰岛素的老人，还是那样精神，还是不改“直言”与“直书”的性格，依然“青山今未老，有言人不轻”。
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
他认为，“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于是，有人暗稱他“保守派”“顽固派”，他倒乐得接受，还加一句，“我是‘死硬派’”。于是，他更放得开，对于某些大拆大建的行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扯着嗓子吼：“你以为你是谁呀？”于是，在我眼里和心里很可爱的谢老爷子，也是招人恨、招人骂的。有人骂他有病，有人骂他老不死的。一身的病、重病缠身的谢老爷子，多少次都从死亡线上站了起来，他视新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谢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就是病而不死，我还得长命百岁。”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即使老爷子哪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会死而不朽。
第四次见到的老人，明显地孱弱。过去参加活动，他从不用人扶的，这次也接受了。老人发言时，话也少了，音量小了，语速慢了，少了些火气，多了些语重心长：“文物古建筑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无奈与遗憾，令这位95岁的老人明显地伤感。
95岁的谢老出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委员会全会
这之后，我不忍心再拍他老人家。毕竟95岁的高龄了，毕竟是癌症患者呀。作为一名“谢粉”，我心疼他，心疼得无以言表。
我想，一个出生在北京，又长年在北京工作与生活，几乎一辈子都在保护老北京古城的人，算得上老北京人吗？
我又想，他保护了一辈子文物，保护了一辈子老北京城，我们该如何保护他呢？
可谁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他那些或将离世、已经离世的战友们，是老北京的活化石、老古董，难道不是老北京的福音，不是一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在此，我只能说：“老爷子，看着，敬礼！”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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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谢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辰生。
权威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
毋庸质疑，他是专家，而且是“大师”“大家”“大腕儿”级的。我以为，这些都不够，应该叫“泰斗”。他是北京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的顶尖人物，其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权威地位都属最高级。
认识谢老，是在4年前，那次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座谈会上。当时，他在那些老专家里很扎眼：一是他的白发很耀眼，尽管有些灰的底色。9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还很茂密，但明显地不修边幅，一任散乱甚至支棱着;二是那张清瘦的脸，分布着横的纵的颇具深度的皱纹，以及大块大块的老年斑，佐证着一个老人过往的沧桑岁月;三是他的穿着有些怪，脱掉那臃肿的老式羽绒服后，西服里裹棉袄，棉袄里套衬衣，衬衣里有秋衣，蓝色、黑色、绿色和黄色混搭得不免土气。甚至，西服和棉袄的衣襟上，还有点油脂麻花。看来，这是位很不讲究的老人。
后来才知道，他不讲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吃喝不讲究营养，说话不讲究方式，是出名的倔脾气和“炮筒子”。当然，在很多方面却相当讲究。比如，讲理讲法讲责任。相比同龄人，相比小他十多岁的那些老专家，92岁的谢老更显精气神。我想，这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正如他家里那面锦旗上所写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据有关资料，祖籍江苏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1946年，青春芳华的谢辰生随大哥谢国桢去上海，给文学史家郑振铎当助手，并参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主持的文物目录编制工作。从此，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
他不仅协助郑振铎先生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还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诸多古代纺织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第一次明確提出文物的定义。1995年退休后至今，仍到处奔走呼号，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2009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可以想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参加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一干就是70余年，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对文物保护事业多么地挚爱与真情。如今，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病了，其实他早就病着，而且多病缠身。其中，包括癌症和糖尿病。这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有多致命你懂得。
第二次见到老人家，是在3年前，我有幸走进老人的家。这个自嘲无钱无权的人，家里果然有些穷，甚至有点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的老专家，竟然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书籍和资料占了大部分空间，这该是老人的书房兼会客室吧。屋里的各种陈设及物件都很有年代感。比如，窗户是那种铁框的，黄漆斑驳，该也是后换的;一把搭着大毛巾的单人沙发，是那种弹簧、海绵、木扶手的老款式;一张严重掉漆的旧式桌子，堆摞着或厚或薄的书以及资料;还有一只热水壶，壶嘴结着水碱。这些物件恐怕都二三十岁了，是否称得上“文物级”先不说，起码全北京现在没几家几人用了吧？或许有人说，他有恋旧情结。或许有人说，他是勤俭节约。但无论如何，着实太寒酸了些，寒酸得令人心疼。
想象着老人伏案疾书，不免有种被书埋着的情境。起码，他的满头白发甚至脸颊，可能会不时抚着或吻着他的书们。他，肯定很爱他的书们。正当我被自己的想象所感动的时候，老人招呼我们坐下。看来，老人很讲礼节，包括对小他一辈两辈的人。但无论我们让他先坐，还是他让我们先坐，但真没地儿坐。于是，有的坐他床上，有的站着。
老人虽不健谈，但一谈起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便一改平静和温和。这位已然上寿的老人家，话开始增多，音色也清亮起来，甚至是相当犀利，极富感染力，和眼前他的衰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老人一生低调，走到哪里都是个温和的北京老爷子。但在北京古城保护问题上，他有时会“高调”，几番当堂暴怒发脾气，甚至是给中央领导写信。他着急呀！
那种满带焦虑、痛心疾首的紧迫感，那种敢于担当、不计得失的负责精神，还有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甘于清贫、乐在学术的人生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偏爱管闲事，依然把古城当文物、把文物当眼珠子一样，哪里出事儿就往哪里扑。退休20多年了，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就是大病住院，老人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文保区、文物院子和文物。 如果说发挥余热，那就适当发挥吧，偏偏老爷子太倔强。还可以说，倔强得固执，固执得坚定，是个坚定如山的人。正是这个倔老头子，在人民大会堂直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矛头直指某些官员和开发商;他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直斥拆除古建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他到处呼吁，竭力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他，就像一座山，无所畏惧、拼上老命地守护着老北京城，守护着全国的文物，可谓热血丹心、矢志不渝。甚至，直接上书总理，坦言他一辈子只做文物保护一件事，为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他“决心以身殉城。”
“以身殉城”，这分明是一个坚守阵地的超级老战士，在进行着一场垂暮之战。有人说愚蠢，有人说高尚，但起码英勇而悲壮，可歌而可泣。
忽然，我明白了，老人获奖无数、证书与锦旗多多，为什么单在家中挂一面全国文物保护志愿者的锦旗？那分明是一面战旗，“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分明就是誓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这位每天要撩衣襟在肚皮上扎针打胰岛素的老人，还是那样精神，还是不改“直言”与“直书”的性格，依然“青山今未老，有言人不轻”。
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
他认为，“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于是，有人暗稱他“保守派”“顽固派”，他倒乐得接受，还加一句，“我是‘死硬派’”。于是，他更放得开，对于某些大拆大建的行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扯着嗓子吼：“你以为你是谁呀？”于是，在我眼里和心里很可爱的谢老爷子，也是招人恨、招人骂的。有人骂他有病，有人骂他老不死的。一身的病、重病缠身的谢老爷子，多少次都从死亡线上站了起来，他视新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谢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就是病而不死，我还得长命百岁。”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即使老爷子哪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会死而不朽。
第四次见到的老人，明显地孱弱。过去参加活动，他从不用人扶的，这次也接受了。老人发言时，话也少了，音量小了，语速慢了，少了些火气，多了些语重心长：“文物古建筑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无奈与遗憾，令这位95岁的老人明显地伤感。
这之后，我不忍心再拍他老人家。毕竟95岁的高龄了，毕竟是癌症患者呀。作为一名“谢粉”，我心疼他，心疼得无以言表。
我想，一个出生在北京，又长年在北京工作与生活，几乎一辈子都在保护老北京古城的人，算得上老北京人吗？
我又想，他保护了一辈子文物，保护了一辈子老北京城，我们该如何保护他呢？
可谁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他那些或将离世、已经离世的战友们，是老北京的活化石、老古董，难道不是老北京的福音，不是一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在此，我只能说：“老爷子，看着，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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