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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一个哲学转换的命题好奇，我走近了何继善院士——世界级地球物理学家。
这个哲学转换来源于几十年前，日军轰炸机在一个中国孩子——何继善头上盘旋。那些罪恶的炸弹炸死了许多中国人，同时也炸醒了一个民族沉睡的灵魂。那些飞机曾经在很多中国人头上盘旋，在很多中国少年头上盘旋。是什么让少年的何继善与那些疯狂的轰炸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哲学互动？如果用宿命的惯性思维去推想一个乡村孩子的人生轨迹，是很难跟一位杰出科学家连在一起的。毕竟——
一个追求快乐的村童，就是没有快乐的童年;
一个好学的孩子，就是没有学校可进;
一个纯净的幼儿，却为家国恩仇付出了一生！
从小失学、再失学，苦难、再苦难，一直到青年时代，命运似乎一直在跟后来的大科学家何继善不停地拧巴，或者说，是他在跟命运不停地拧巴。比如上大学、遇“文革”、顶“污点”、受排挤，可是他——
就是站出个湖南知名的何继善;
就是站起个中国杰出的何继善;
就是站成个世界瞩目的何继善。
何继善何许人也？美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弗兰克·莫里森说：“在地球物理学界，既懂方法原理，又懂研制仪器的，世界上有两个人，何继善是其中一个。”
前些年，有“科普院士”美誉的何继善，在给120个孩子讲一堂生动的科普课时，说到自己在日寇铁蹄下的童年，他画了一幅“奇怪”的路线图——儿时逃难地图：家乡浏阳—永州新田—辗转长沙。然后，他将几十年前的悲惨故事，像一个个血红的标识，标在醒目凸显的儿时逃难地图上。下面，是他的讲述——
家乡浏阳——反方向跑躲过炸弹，捡一条命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金色的。我的童年本应该在无忧无虑的美丽梦境中度过。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铁蹄过早地踏碎了我儿时的美梦，让我在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中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1934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间。
普迹，这个秀丽的小镇是当地土特产的集散地，算不上繁华，也算不上偏僻，本是个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地方。父亲考上了银行职员，在外地工作，母亲和外婆、姨妈住在小镇上。小镇乡情醇厚，亲情馥郁，乡亲们小日子过得蛮温馨。
记得从小，我就是个灵性的孩子，三四岁就能背《三字经》《百家姓》，5岁就跟着比自己高一截的孩子一起上学。那是因为母亲外出打工，为保证我的安全，就让我跟着一些比我大的孩子一起读书。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山里的一座小庙，里面摆放有4行桌子，一行桌子坐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我就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
谁都想不到，最小的我，没多久就成了第一名……
可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侵略者的魔爪，连我们的小镇也不放过。我从懂事的四五岁时，就在躲日本兵、遭轰炸、离家逃难中度过，饱受了战争、饥饿、失学和背井离乡的苦难，目睹了死亡、伤残、杀戮的惨景。
1939年的盛夏，大人们都在议论日本鬼子就要来了，传说很多，都是一个个血淋淋的、实实在在的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故事。小镇上人心惶惶，从早到晚气氛都很紧张。
于是，本来就热的夏天，家里的窗户却夜夜蒙上了棉被，虽然挡了光，却把人捂得透不过气来。远处偶尔传来枪声，听起来让人发怵，小孩更是害怕到发抖。母亲整晚搂着我不敢出声，我也总是在恐惧中渐渐睡去。一夜一夜，我做着噩梦。有一个噩梦，我至今记得：梦中，一排拿枪的巨人朝我们走来，我哭啊跑啊。巨人化作恶魔向我扑来，举起长刀，我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在地上滚……惊醒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吓得躲在母亲怀里压抑地哭了很久很久……至今已经80多年过去了，有关这个噩梦的记忆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我与几个邻居家的玩伴一起出去玩。我们玩山村版游戏，大大的晒谷坪上你追我躲。大家正玩得高兴，突然，天上传来轰鸣声。“飞机来了！”“日本飞机来了！”
我们本能地往家的方向跑。“呜——呜——”伴着魔鬼般的巨大轰鸣声，3架飞机一下就到了我们头顶。只见那飞机在空中盘旋一阵，就向地面上的我们俯冲过來。
“反方向跑……掉过头，反着跑，快跑……” 突然，一个大孩子冲我们喊。
我们听了他的，掉过头往家的相反方向没命地跑。“轰——”的一声巨响，我们全被炸倒……“完了，我死了……”当时，昏昏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一阵，我动了动，身上盖上了厚厚的土。我吃力地睁开眼，迷迷蒙蒙地看看身边几个小伙伴，他们像被拉出去活埋，又从土坑里钻出来一样，满脸的惊恐，一身的黄土。我赶紧爬起来，几个往日最闹的孩子，没一个人说话，几乎一起往身后看：天啦，身后是一个巨大的坑！坑里，厚厚的弹片到处都是。如果不是大哥哥喊住我们，这离我们30米不到的弹坑就是埋葬我们的坟场！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从被强大的气流震倒到知道自己还活着的那一刻，我趴在地上，嘴里堵着泥土，气都出不来，晃晃头才知道自己还活着。5岁的孩子，那一刻的第一感觉不是害怕，是憋屈，是愤恨，是知道别人欺负我们就有的最初的仇恨。当时，我狠狠地吐出那口泥，顺出那口气，就想——
哼，等我长大了，非要把你日本的臭飞机打下来，要炸得你们趴地上吃土！
永州新田——树林里小黑板上写着“还我河山”
在新田工作的父亲说：到偏僻的新田来，这里安全。
千辛万苦到了新田，父亲为安抚我幼小的受伤的心，赶紧给我找了一所学校。我又能上学了。我就读的这所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一张大字和一张小字作为家庭作业，写得好的，老师便用笔画一个圈。在此激励下，我的字越写越好，作业上的圈也越画越多。
没想到，安定了半年，新田也遭到了日军空袭。有几次，我们还来不及撤离教室，就响起了“紧急警报”，老师只好让我们就地躺在课桌下。巨大的飞机轰鸣声、剧烈的爆炸声忽远忽近，很多女同学被吓得哭起来。躺在课桌下是多么的无奈无助，每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恐惧、紧张、憋屈，我们都能听到自己愤怒的心跳。每次空袭过后，一旦我们从桌下伸直腰站起来，我们的老师——一位忠贞的爱国者，都会在黑板上学着岳飞的字体奋笔疾书“还我河山”4个大字。 我不清楚那书法按今天的标准算不算好，但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大字都苍劲有力！
那以后，老师每次上课前，总喜欢在黑板上用粉笔题上一首诗或几个字。连躲到树林里上课时，他也在挂在树上的小黑板上写下“还我河山”这4个字。
后来，我结合对书法、对联的爱好，将小时候不知写了多少遍的“还我河山”，不停地写，到现在也没断过——“还我河山”这4个字，我几乎练了一生！
老师还给我们讲要做好中国人，每天都教我们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祖国。”学校实行复式教学，一间教室里，大大小小，一至四年级的学生都有。物资缺乏，没有纸笔，大家就拾软石头在石板上练字;没有教材，大家就跟着老师的板书写字做习题，下课铃一响，便拿出来相互比较。我刚到学校时，所有科目都买不到教材，大约一年后我才领到新课本。历经磨难有书读，我满心想的就是多学点知识、长本事。
战乱年代学校没有购买报纸，老师就自编自印校报，张贴在墙壁上，多是最新的抗战消息和学生作文。我当时为校报写了一篇《有强权无公理》的文章，是用毛笔写的。这也是我至今引以为傲的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老师借此发挥，给我们讲祖国的历史、壮美的山河和我们优秀的民族……
老师常常无视肆无忌惮盘旋、扫射和投弹的日本飞机，从容地将小黑板挂在树上，认真给我们讲课。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要自强，要奋斗，要有真本事跟这帮侵略者抗衡。在慷慨激昂地怒斥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时，他还不忘一遍遍地加重语气：同学们，学好本领，长大了去讨还血债，去赢得尊严！
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撑了我的一生，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勇敢地往前闯。
后来才知道，这些都不是课程的教授范围，但老师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投入，目的就是激励和唤醒我们。我们也的确早熟和覺醒了：要想不受欺负，我们只能坚强，必须强大！
面对杀戮，我们懂得了奋起;
面对孤独，我们学会了团结互助;
受尽屈辱，我们立志：用一生讨回尊严。
每每回忆这段往事，尽管如揪心般疼痛，但还是觉得这经历催我们早熟，让我几十年后在爱国热情的支撑下走上了为祖国探矿的道路。每每走在探矿的路上，看着祖国的山川大地，我都不禁感慨：这美好的河山是我们自己的，要把它的宝藏探测准、开发好。我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在这个平台上工作，一花一草、一沙一石，我都要倍加珍惜。
——我太知道和平环境来之不易，美好的家园多么珍贵。
辗转长沙——我想上学，我要读书
1948年春季，我从宁远的泠南中学初中毕业。当时，我姨父在长沙的盐店做店员，他没有亲生孩子，愿意资助我到长沙读高中。
我到长沙时，很多学校的招生都已结束。云麓中学在河西岳麓山下，是湖南大学的一些年轻教师办的一所中学，正好在招生，我去参加考试，被录取了。到1948年时，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一团糟，货币从“法币”变“关金”，又变成“金圆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姨父突然失业，再没能力资助我读书了。
父亲知道后，拿出全部积蓄给我做学费。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学杂费、伙食费，加起来一共要50块光洋。父亲从宁远汇钱到长沙来，只能够通过湖南省银行汇款，湖南省银行只接受和汇出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这钞票天天在贬值，而当时从宁远汇钱到长沙要一个多星期。钱经这么一周转，等我取到手，就只够交百分之七十几的学费了。拿到钱后，我到学校去取注册表，学校不收学费，要我们把钱交到下河街的大麓米店。因为钞票在贬值，很快就买不到现价值的那么多米了，学校就没有办法保证学生的开餐了。我们跑到大麓米店去交钱，大麓米店不收钞票，要收光洋。大家只好到长沙南门口黄牛党手中去兑换光洋，换价很高，我当天只换到了26块光洋。
50块光洋的学费，我只能交一半，学校不同意注册，我没法再继续读书。
那一天，在学校的食堂门口，就有黑板上的公示：何继善从今天开始停餐、停课。就这样，我从云麓中学辍学了。
记得那天，天上下着雨，我含着眼泪，连同学们都不敢见，背起行李就冲出了校园。可站在校门外的我呀，怎么都迈不开腿往前走。我趴在校门外的栏杆上，看着校园内我熟悉的一切，只能让泪水伴着雨水流。
我多想喊：我想上学，我要读书。老师，您留下我吧！学校，请收下我吧！
我又想说：我还小，不读书我能做什么？我不想流浪。读了书将来可以建设祖国……
天不应，依然下着瓢泼大雨;
教室里，依然是朗朗读书声;
操场上，也还是那些活泼的身影。
可我泪流满面，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学校……
说到这里，何继善打住了，听课的孩子们脸上都挂着泪水，却看到他身后一串长长的足迹：
作为国家首批工程院院士、地球物理世界级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他创立并发展了双频激电理论、广域电磁法理论和流场法堤坝管涌渗漏探测理论，研究发明地质“CT”系列仪器设备。他从高山到海洋，从平原到河流，创造了“把脉”地球的“神话”;
他发明找矿仪，找到了包括金、银、铜、铅、锌、锡、锑、锰在内的一大批矿产资源;
他发明世界首台堤坝管涌渗漏探测仪，运用到110条江堤、20多座水库。这些江堤、水库在洪水来临前堵住了管涌，溃坝垮堤的风险减小到零;
他更能将科学运用到为民造福的系列工程中去。比如，将已经“枯竭”的“空矿”变成储存巨量金矿石的金矿……
一幅“儿时的逃难地图”转换成一幅他人生的线路图——
憋气后的争气，怄气后的出气;失学后的更好学，屈辱后的讨尊严;没有怨气，不会泄气，只有勇气，一辈子只为争一口气……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网络作协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这个哲学转换来源于几十年前，日军轰炸机在一个中国孩子——何继善头上盘旋。那些罪恶的炸弹炸死了许多中国人，同时也炸醒了一个民族沉睡的灵魂。那些飞机曾经在很多中国人头上盘旋，在很多中国少年头上盘旋。是什么让少年的何继善与那些疯狂的轰炸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哲学互动？如果用宿命的惯性思维去推想一个乡村孩子的人生轨迹，是很难跟一位杰出科学家连在一起的。毕竟——
一个追求快乐的村童，就是没有快乐的童年;
一个好学的孩子，就是没有学校可进;
一个纯净的幼儿，却为家国恩仇付出了一生！
从小失学、再失学，苦难、再苦难，一直到青年时代，命运似乎一直在跟后来的大科学家何继善不停地拧巴，或者说，是他在跟命运不停地拧巴。比如上大学、遇“文革”、顶“污点”、受排挤，可是他——
就是站出个湖南知名的何继善;
就是站起个中国杰出的何继善;
就是站成个世界瞩目的何继善。
何继善何许人也？美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弗兰克·莫里森说：“在地球物理学界，既懂方法原理，又懂研制仪器的，世界上有两个人，何继善是其中一个。”
前些年，有“科普院士”美誉的何继善，在给120个孩子讲一堂生动的科普课时，说到自己在日寇铁蹄下的童年，他画了一幅“奇怪”的路线图——儿时逃难地图：家乡浏阳—永州新田—辗转长沙。然后，他将几十年前的悲惨故事，像一个个血红的标识，标在醒目凸显的儿时逃难地图上。下面，是他的讲述——
家乡浏阳——反方向跑躲过炸弹，捡一条命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金色的。我的童年本应该在无忧无虑的美丽梦境中度过。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铁蹄过早地踏碎了我儿时的美梦，让我在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中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1934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间。
普迹，这个秀丽的小镇是当地土特产的集散地，算不上繁华，也算不上偏僻，本是个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地方。父亲考上了银行职员，在外地工作，母亲和外婆、姨妈住在小镇上。小镇乡情醇厚，亲情馥郁，乡亲们小日子过得蛮温馨。
记得从小，我就是个灵性的孩子，三四岁就能背《三字经》《百家姓》，5岁就跟着比自己高一截的孩子一起上学。那是因为母亲外出打工，为保证我的安全，就让我跟着一些比我大的孩子一起读书。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山里的一座小庙，里面摆放有4行桌子，一行桌子坐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我就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
谁都想不到，最小的我，没多久就成了第一名……
可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侵略者的魔爪，连我们的小镇也不放过。我从懂事的四五岁时，就在躲日本兵、遭轰炸、离家逃难中度过，饱受了战争、饥饿、失学和背井离乡的苦难，目睹了死亡、伤残、杀戮的惨景。
1939年的盛夏，大人们都在议论日本鬼子就要来了，传说很多，都是一个个血淋淋的、实实在在的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故事。小镇上人心惶惶，从早到晚气氛都很紧张。
于是，本来就热的夏天，家里的窗户却夜夜蒙上了棉被，虽然挡了光，却把人捂得透不过气来。远处偶尔传来枪声，听起来让人发怵，小孩更是害怕到发抖。母亲整晚搂着我不敢出声，我也总是在恐惧中渐渐睡去。一夜一夜，我做着噩梦。有一个噩梦，我至今记得：梦中，一排拿枪的巨人朝我们走来，我哭啊跑啊。巨人化作恶魔向我扑来，举起长刀，我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在地上滚……惊醒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吓得躲在母亲怀里压抑地哭了很久很久……至今已经80多年过去了，有关这个噩梦的记忆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我与几个邻居家的玩伴一起出去玩。我们玩山村版游戏，大大的晒谷坪上你追我躲。大家正玩得高兴，突然，天上传来轰鸣声。“飞机来了！”“日本飞机来了！”
我们本能地往家的方向跑。“呜——呜——”伴着魔鬼般的巨大轰鸣声，3架飞机一下就到了我们头顶。只见那飞机在空中盘旋一阵，就向地面上的我们俯冲过來。
“反方向跑……掉过头，反着跑，快跑……” 突然，一个大孩子冲我们喊。
我们听了他的，掉过头往家的相反方向没命地跑。“轰——”的一声巨响，我们全被炸倒……“完了，我死了……”当时，昏昏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一阵，我动了动，身上盖上了厚厚的土。我吃力地睁开眼，迷迷蒙蒙地看看身边几个小伙伴，他们像被拉出去活埋，又从土坑里钻出来一样，满脸的惊恐，一身的黄土。我赶紧爬起来，几个往日最闹的孩子，没一个人说话，几乎一起往身后看：天啦，身后是一个巨大的坑！坑里，厚厚的弹片到处都是。如果不是大哥哥喊住我们，这离我们30米不到的弹坑就是埋葬我们的坟场！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从被强大的气流震倒到知道自己还活着的那一刻，我趴在地上，嘴里堵着泥土，气都出不来，晃晃头才知道自己还活着。5岁的孩子，那一刻的第一感觉不是害怕，是憋屈，是愤恨，是知道别人欺负我们就有的最初的仇恨。当时，我狠狠地吐出那口泥，顺出那口气，就想——
哼，等我长大了，非要把你日本的臭飞机打下来，要炸得你们趴地上吃土！
永州新田——树林里小黑板上写着“还我河山”
在新田工作的父亲说：到偏僻的新田来，这里安全。
千辛万苦到了新田，父亲为安抚我幼小的受伤的心，赶紧给我找了一所学校。我又能上学了。我就读的这所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一张大字和一张小字作为家庭作业，写得好的，老师便用笔画一个圈。在此激励下，我的字越写越好，作业上的圈也越画越多。
没想到，安定了半年，新田也遭到了日军空袭。有几次，我们还来不及撤离教室，就响起了“紧急警报”，老师只好让我们就地躺在课桌下。巨大的飞机轰鸣声、剧烈的爆炸声忽远忽近，很多女同学被吓得哭起来。躺在课桌下是多么的无奈无助，每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恐惧、紧张、憋屈，我们都能听到自己愤怒的心跳。每次空袭过后，一旦我们从桌下伸直腰站起来，我们的老师——一位忠贞的爱国者，都会在黑板上学着岳飞的字体奋笔疾书“还我河山”4个大字。 我不清楚那书法按今天的标准算不算好，但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大字都苍劲有力！
那以后，老师每次上课前，总喜欢在黑板上用粉笔题上一首诗或几个字。连躲到树林里上课时，他也在挂在树上的小黑板上写下“还我河山”这4个字。
后来，我结合对书法、对联的爱好，将小时候不知写了多少遍的“还我河山”，不停地写，到现在也没断过——“还我河山”这4个字，我几乎练了一生！
老师还给我们讲要做好中国人，每天都教我们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祖国。”学校实行复式教学，一间教室里，大大小小，一至四年级的学生都有。物资缺乏，没有纸笔，大家就拾软石头在石板上练字;没有教材，大家就跟着老师的板书写字做习题，下课铃一响，便拿出来相互比较。我刚到学校时，所有科目都买不到教材，大约一年后我才领到新课本。历经磨难有书读，我满心想的就是多学点知识、长本事。
战乱年代学校没有购买报纸，老师就自编自印校报，张贴在墙壁上，多是最新的抗战消息和学生作文。我当时为校报写了一篇《有强权无公理》的文章，是用毛笔写的。这也是我至今引以为傲的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老师借此发挥，给我们讲祖国的历史、壮美的山河和我们优秀的民族……
老师常常无视肆无忌惮盘旋、扫射和投弹的日本飞机，从容地将小黑板挂在树上，认真给我们讲课。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要自强，要奋斗，要有真本事跟这帮侵略者抗衡。在慷慨激昂地怒斥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时，他还不忘一遍遍地加重语气：同学们，学好本领，长大了去讨还血债，去赢得尊严！
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撑了我的一生，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勇敢地往前闯。
后来才知道，这些都不是课程的教授范围，但老师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投入，目的就是激励和唤醒我们。我们也的确早熟和覺醒了：要想不受欺负，我们只能坚强，必须强大！
面对杀戮，我们懂得了奋起;
面对孤独，我们学会了团结互助;
受尽屈辱，我们立志：用一生讨回尊严。
每每回忆这段往事，尽管如揪心般疼痛，但还是觉得这经历催我们早熟，让我几十年后在爱国热情的支撑下走上了为祖国探矿的道路。每每走在探矿的路上，看着祖国的山川大地，我都不禁感慨：这美好的河山是我们自己的，要把它的宝藏探测准、开发好。我的实验室就是大自然，在这个平台上工作，一花一草、一沙一石，我都要倍加珍惜。
——我太知道和平环境来之不易，美好的家园多么珍贵。
辗转长沙——我想上学，我要读书
1948年春季，我从宁远的泠南中学初中毕业。当时，我姨父在长沙的盐店做店员，他没有亲生孩子，愿意资助我到长沙读高中。
我到长沙时，很多学校的招生都已结束。云麓中学在河西岳麓山下，是湖南大学的一些年轻教师办的一所中学，正好在招生，我去参加考试，被录取了。到1948年时，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一团糟，货币从“法币”变“关金”，又变成“金圆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姨父突然失业，再没能力资助我读书了。
父亲知道后，拿出全部积蓄给我做学费。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学杂费、伙食费，加起来一共要50块光洋。父亲从宁远汇钱到长沙来，只能够通过湖南省银行汇款，湖南省银行只接受和汇出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这钞票天天在贬值，而当时从宁远汇钱到长沙要一个多星期。钱经这么一周转，等我取到手，就只够交百分之七十几的学费了。拿到钱后，我到学校去取注册表，学校不收学费，要我们把钱交到下河街的大麓米店。因为钞票在贬值，很快就买不到现价值的那么多米了，学校就没有办法保证学生的开餐了。我们跑到大麓米店去交钱，大麓米店不收钞票，要收光洋。大家只好到长沙南门口黄牛党手中去兑换光洋，换价很高，我当天只换到了26块光洋。
50块光洋的学费，我只能交一半，学校不同意注册，我没法再继续读书。
那一天，在学校的食堂门口，就有黑板上的公示：何继善从今天开始停餐、停课。就这样，我从云麓中学辍学了。
记得那天，天上下着雨，我含着眼泪，连同学们都不敢见，背起行李就冲出了校园。可站在校门外的我呀，怎么都迈不开腿往前走。我趴在校门外的栏杆上，看着校园内我熟悉的一切，只能让泪水伴着雨水流。
我多想喊：我想上学，我要读书。老师，您留下我吧！学校，请收下我吧！
我又想说：我还小，不读书我能做什么？我不想流浪。读了书将来可以建设祖国……
天不应，依然下着瓢泼大雨;
教室里，依然是朗朗读书声;
操场上，也还是那些活泼的身影。
可我泪流满面，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学校……
说到这里，何继善打住了，听课的孩子们脸上都挂着泪水，却看到他身后一串长长的足迹：
作为国家首批工程院院士、地球物理世界级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他创立并发展了双频激电理论、广域电磁法理论和流场法堤坝管涌渗漏探测理论，研究发明地质“CT”系列仪器设备。他从高山到海洋，从平原到河流，创造了“把脉”地球的“神话”;
他发明找矿仪，找到了包括金、银、铜、铅、锌、锡、锑、锰在内的一大批矿产资源;
他发明世界首台堤坝管涌渗漏探测仪，运用到110条江堤、20多座水库。这些江堤、水库在洪水来临前堵住了管涌，溃坝垮堤的风险减小到零;
他更能将科学运用到为民造福的系列工程中去。比如，将已经“枯竭”的“空矿”变成储存巨量金矿石的金矿……
一幅“儿时的逃难地图”转换成一幅他人生的线路图——
憋气后的争气，怄气后的出气;失学后的更好学，屈辱后的讨尊严;没有怨气，不会泄气，只有勇气，一辈子只为争一口气……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网络作协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