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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转向”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理论转向的过程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消除了空间的依附性,恢复了空间的本体地位,重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它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学科分工。正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空间”才广泛地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成为各种理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空间转向”才得以真正形成。
关键词:“空间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 时间 空间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领域,开始了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对此,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曾指出,当代西方“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并且,在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过贡献的学者当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和文学与文化批评家。韦格纳所描述的这一现象和其所勾勒出来的诸多理论家同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空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并且,“空间转向”是与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其他学科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应该说,韦格纳对“空间转向”的认知是相当准确的。不过,他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提及对“空间转向”做出巨大贡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一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空间转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的“空间转向”。
纵观古今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才真正地完成了空间、时间、物质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空间和时间,要么被唯心主义哲学家看作是感知者想象的产物,如康德就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要么被唯物主义哲学家看作是与物质相分离的独立个体,德谟克利特所谓的“虚空”和牛顿的观点——空间作为容器和舞台,“在那里分布着物体,表演着事件”,“空间的各个部分和方面是完全同类的”——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既不受占据其中的事物的影响,也不受感知方式的影响。并且,牛顿还进一步将时间和空间提升到绝对的范畴。在他看来,“绝对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独立地存在着,不依赖于物质的过程,而且彼此间也是互不依赖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的观点,并初步将空间和物质相联系。爱因斯坦认为,空间不是连续的、均衡的,在空间内部可以做更为详细的划分;同时,不能将物质与空间二者分裂,空间的特性与它所包含的事物处在相互作用中。至此,物质与空间分离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但最终完成将物质与空间和时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客观具体的存在形式。如列宁就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空间、时间和物质三者由此划定,并包容了自然世界的基本特性,空间—时间—存在这种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成之源,通过它,人们才可以看见历史、地理与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非常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马克思本人经常在他的作品里提到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他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将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空间形态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重大转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关于城乡对立问题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空间社会性的强调,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或隐或显地涉及到了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
继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布哈林、托洛斯基等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键人物,对地理也很敏感。在他们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地理与空间的内容,他们的这些著述为对地理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基础。虽然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小视的重要先锋。如在1917年与1925年之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就曾经有过由城市规划者、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发起的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的先锋运动,其目的在于配合发生于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革命运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早期阶段的欧洲城市和区域的各种问题,作过很详尽的分析,尤其详细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及其强加的地域性劳动分工。瓦尔特•本雅明也在其《拱廊计划》和《旅途笔记》中,对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场所,进行过细致的描绘。
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冲破历史决定论的压制,并日益得到彰显,从而逐渐形成了当代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它的推动下,“空间”才得以广泛地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成为当代各种理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正统观念,对与劳动过程内部运行有关的、传统的各种基础结构主题,在劳动场所内就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各种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运动法则”很少关注。它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知识领域,不仅扎根于大学的各个科系和研究中心,而且表现出对哲学话语、方法问题、资产阶级文化评论,以及对诸如艺术、美学和意识形态等主题的极大兴趣。它的这种“边缘性”,非常有利于空间理论的形成。或者说,只有从这种“边缘性”出发,才有可能从侧面走向一种正在崛起的后现代话语,才能不仅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批判理论而加以冷落和排斥,反而努力为其开辟一种有必要的空间化——对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使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就此而言,正是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使得长久以来被历史决定论压制的“空间”能够浮出水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打破了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恢复了空间的本体地位,颠覆了由来已久的将空间和社会存在割裂开来的传统思维,重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在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决定论,扼杀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批判敏感性,使人们认识不到现实生活世界不仅处于历史的构建,也同样处于地理的构筑之中。以马克思为例,尽管他隐约地觉察到了空间的重要意义,但在《资本论》一、二卷之中的基本问题框架,仍然是封闭性的和一种本质上无空间的理论体系。虽然他在第三卷中进行了空间分析,但由于其在当时未曾问世,所以使得我们难以见到他对空间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和阐发。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在面对当代社会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的巨大变化时,列斐伏尔开始对植根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空间进行重新阐述,赋予空间以社会意义,并使它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抱。这也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独特贡献,它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回答了“空间是什么”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学科分工。吉登斯指出:“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由于不同学科之间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阻碍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由此导致了相对封闭狭隘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例如,“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所以社会学理论很少关注它,而传统地理学对空间的研究,又大都以实证主义作为主导范式,忽视空间的社会性,这就导致了社会空间长期被忽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如列斐伏尔就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因此不能认为它仅仅是某些专门空间学科,如地理学、建筑学所研究的对象,或仅仅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眼中的辅助物或真实背景。继他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詹姆逊、哈维、苏贾等,也在各自的研究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非凡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倡导的这种开放性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不仅代表了当代学科融合的趋势,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回答了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怎么研究空间”这一问题。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不断推进当代理论“空间转向”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和意义。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被证明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认识和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现状及其发展的理论。“空间”的被凸显,与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时空体验转型有关。在当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网络使一切变得迅捷,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促使人们不断地和时间赛跑;人口的膨胀,使人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是由于变幻的时间与空间严重扰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所以,空间的重要性才会被重申。哈维和詹姆逊从时空体验转变的角度,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西方社会性质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这种实践取向,不仅证明了“空间”可以和时间一样,成为理解当代社会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转型的重要维度,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空间理论从“空间”角度分析具体社会和文化问题时的有效性。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具体体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的关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引发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的发展,人员、资金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空间内重新布局,阶级、民族、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由此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空间突出地成为国家、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异质性,揭示空间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理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注: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起步项目(编号:
2008Q09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Phillip E.Wegner, 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 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2] 康德,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3] 符•约•斯维杰尔斯基,许国保、戎象春、李浩然译:《空间与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 安东尼•吉登斯,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侯斌英,女,1977—,河南许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空间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 时间 空间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领域,开始了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对此,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曾指出,当代西方“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并且,在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过贡献的学者当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和文学与文化批评家。韦格纳所描述的这一现象和其所勾勒出来的诸多理论家同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空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并且,“空间转向”是与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其他学科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应该说,韦格纳对“空间转向”的认知是相当准确的。不过,他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提及对“空间转向”做出巨大贡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一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空间转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的“空间转向”。
纵观古今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才真正地完成了空间、时间、物质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空间和时间,要么被唯心主义哲学家看作是感知者想象的产物,如康德就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要么被唯物主义哲学家看作是与物质相分离的独立个体,德谟克利特所谓的“虚空”和牛顿的观点——空间作为容器和舞台,“在那里分布着物体,表演着事件”,“空间的各个部分和方面是完全同类的”——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既不受占据其中的事物的影响,也不受感知方式的影响。并且,牛顿还进一步将时间和空间提升到绝对的范畴。在他看来,“绝对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独立地存在着,不依赖于物质的过程,而且彼此间也是互不依赖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的观点,并初步将空间和物质相联系。爱因斯坦认为,空间不是连续的、均衡的,在空间内部可以做更为详细的划分;同时,不能将物质与空间二者分裂,空间的特性与它所包含的事物处在相互作用中。至此,物质与空间分离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但最终完成将物质与空间和时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客观具体的存在形式。如列宁就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空间、时间和物质三者由此划定,并包容了自然世界的基本特性,空间—时间—存在这种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成之源,通过它,人们才可以看见历史、地理与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非常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马克思本人经常在他的作品里提到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他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将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空间形态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重大转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关于城乡对立问题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空间社会性的强调,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或隐或显地涉及到了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
继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布哈林、托洛斯基等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键人物,对地理也很敏感。在他们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地理与空间的内容,他们的这些著述为对地理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基础。虽然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小视的重要先锋。如在1917年与1925年之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就曾经有过由城市规划者、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发起的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的先锋运动,其目的在于配合发生于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革命运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早期阶段的欧洲城市和区域的各种问题,作过很详尽的分析,尤其详细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及其强加的地域性劳动分工。瓦尔特•本雅明也在其《拱廊计划》和《旅途笔记》中,对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场所,进行过细致的描绘。
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冲破历史决定论的压制,并日益得到彰显,从而逐渐形成了当代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它的推动下,“空间”才得以广泛地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成为当代各种理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正统观念,对与劳动过程内部运行有关的、传统的各种基础结构主题,在劳动场所内就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各种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运动法则”很少关注。它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知识领域,不仅扎根于大学的各个科系和研究中心,而且表现出对哲学话语、方法问题、资产阶级文化评论,以及对诸如艺术、美学和意识形态等主题的极大兴趣。它的这种“边缘性”,非常有利于空间理论的形成。或者说,只有从这种“边缘性”出发,才有可能从侧面走向一种正在崛起的后现代话语,才能不仅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批判理论而加以冷落和排斥,反而努力为其开辟一种有必要的空间化——对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使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就此而言,正是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使得长久以来被历史决定论压制的“空间”能够浮出水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打破了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恢复了空间的本体地位,颠覆了由来已久的将空间和社会存在割裂开来的传统思维,重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在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决定论,扼杀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批判敏感性,使人们认识不到现实生活世界不仅处于历史的构建,也同样处于地理的构筑之中。以马克思为例,尽管他隐约地觉察到了空间的重要意义,但在《资本论》一、二卷之中的基本问题框架,仍然是封闭性的和一种本质上无空间的理论体系。虽然他在第三卷中进行了空间分析,但由于其在当时未曾问世,所以使得我们难以见到他对空间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和阐发。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在面对当代社会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的巨大变化时,列斐伏尔开始对植根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空间进行重新阐述,赋予空间以社会意义,并使它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抱。这也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独特贡献,它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回答了“空间是什么”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学科分工。吉登斯指出:“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由于不同学科之间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阻碍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由此导致了相对封闭狭隘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例如,“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所以社会学理论很少关注它,而传统地理学对空间的研究,又大都以实证主义作为主导范式,忽视空间的社会性,这就导致了社会空间长期被忽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如列斐伏尔就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因此不能认为它仅仅是某些专门空间学科,如地理学、建筑学所研究的对象,或仅仅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眼中的辅助物或真实背景。继他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詹姆逊、哈维、苏贾等,也在各自的研究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非凡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倡导的这种开放性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不仅代表了当代学科融合的趋势,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回答了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怎么研究空间”这一问题。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不断推进当代理论“空间转向”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和意义。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被证明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认识和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现状及其发展的理论。“空间”的被凸显,与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时空体验转型有关。在当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网络使一切变得迅捷,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促使人们不断地和时间赛跑;人口的膨胀,使人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是由于变幻的时间与空间严重扰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所以,空间的重要性才会被重申。哈维和詹姆逊从时空体验转变的角度,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西方社会性质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这种实践取向,不仅证明了“空间”可以和时间一样,成为理解当代社会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转型的重要维度,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空间理论从“空间”角度分析具体社会和文化问题时的有效性。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具体体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的关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引发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的发展,人员、资金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空间内重新布局,阶级、民族、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由此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空间突出地成为国家、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异质性,揭示空间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理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注: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起步项目(编号:
2008Q09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Phillip E.Wegner, 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 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2] 康德,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3] 符•约•斯维杰尔斯基,许国保、戎象春、李浩然译:《空间与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 安东尼•吉登斯,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侯斌英,女,1977—,河南许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