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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交媒体时代突发事件报道面临着社交媒体上信息过剩与优质信息匮乏并存；面临如何处理遇难者生前在网络上的信息的尴尬；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更具竞争力；突发事件报道面临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冲突等新问题。今后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发展方向和可尝试的路径：媒体突发事件报道应该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核实；谨慎公开遇难者生前的网络信息；传统媒体应该在内容和渠道两方面上努力，寻求突破困境之路；突发事件报道应更多地聚焦于突发事件本身。
【关键词】社交媒体；突发事件报道；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
一、事件回顾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复旦学生杜某。一些媒体在对杜某进行报道后，复旦校方呼吁媒体保护杜某的隐私，复旦学子甚至发表公开信，谴责媒体为了新闻噱头而不尊重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媒体人随即回应称社交网络时代，媒体可以引用当事人生前在网络上主动发布的信息。媒体对杜某的报道也引发了新闻学界和业界有关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讨论。
移动互联网时代，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另外，一些社交媒体的用户很可能就是某个突发事件中的当事人，事件发生前在网络上留下了诸多信息。在此背景之下，突发事件报道该如何对待和利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对逝者生前信息的挖掘是否符合新闻传播逻辑、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与新媒体竞争以及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处理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之间的关系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
对突发事件及时、客观和恰当的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体履行监测环境、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能所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能体现一国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能反映该国社会成熟和文明的程度，也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形象的重要途径。
二、突发事件报道面临的新问题
（一）信息过剩与优质信息匮乏并存
突发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会立即涌现大量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用户发布的信息，成为了媒体新闻材料和线索的来源之一，特别是身处新闻现场的用户信息。然而，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很多信息未经核实就已经上传到网络上，并被大量的转发传播，最终却被证实与事实不符。由此可见，社交媒体语境下，缺的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优质的信息。
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事故发生以后，网名为“小铁炼钢ing”在微博称“上海外滩跨年活动现场发生‘踩踏’，多名游客躺在地上，正接受急救”。新浪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头条新闻”随即于2015年1月1日01：25转发该消息。一时间，微博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外滩踩踏事故的消息，对事故原因的猜测也甚嚣尘上。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事发当晚有人从外滩18号大楼抛洒疑似“美金”，从而引发人群哄抢，造成踩踏悲剧的发生。网友甚至人肉到抛洒“美金”的当事人的微博，对其进行了激烈的言语攻击。微博上还有消息称，踩踏现场有人持刀伤人。在没有确凿信息出来时，各种有关踩踏事故的消息在微博上发酵，真假难辨。直到1月1日22时20分，上海市公安局新浪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抛洒“美金”行为与事故无关，并且此事发生在踩踏之后，也无证据表明有人在事故现场“持刀”。
社交媒体作为信源，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也掺杂其中，其可靠的程度并不高。有些用户为了博取关注，故意发布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来骗取转发量和评论量；而大多数用户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对发布的信息进行求证和核实。在此背景之下，记者在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检索和筛选的同时，核查和验证变得更为重要。专业媒体“把关人”的角色不能丢，要慎重对待各类信息，追求新闻真相。
（二）公开遇难者的网络信息遇尴尬
社交媒体时代，网友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公开和半公开的状态发布在网络上。在突发事件新闻中，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哪些可以在新闻报道中公开，也有争议。《新京报》对踩踏事故中遇难的复旦女生杜某的报道中，引用了杜某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和人人网上发布的信息，包括杜某生前的照片。正是这一举动，引发了复旦学生对媒体的指责，声称媒体“碾压了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将逝者亲人的伤疤血淋淋地揭露在了众人面前。”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众多的逝者中，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的最大化而选择遇难者中的一两人来进行报道，目的在于能更多地博得世人的关注，符合新闻传播的逻辑。遇难者生前公开发表在社交网络上信息，是默认可以公开的内容。记者对这些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和发表，并不涉及对其隐私过度的挖掘。《新京报》的报道详细地罗列杜某的出生地、学校、专业、爱好以及平日生活并附上照片，除了杜某本身作为名校学生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外，此篇报道的公共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对遇难者个体生命的尊重，使突发事件新闻中不幸遇难的死者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生命；二是通过新闻的力量，来让公众记住事故的伤害。
但是，逝者生前以半公开的状态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则不宜在新闻报道中引用。有些社交媒体，如人人网和微信，发布的信息必须是网络上的好友才有权限看到。而好友的认定，是需要逝者生前的身份验证才能通过。因此，逝者生前在网络上半公开状态的信息，不是好友并不能获取。记者若联系到逝者生前好友，获取信息并公开，也不合适，毕竟逝者生前并不想对此部分信息进行公开，只想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分享。除了社交媒体上公开和半公开的信息，还有遇难者生前的网络邮箱，这属于私密的内容。记者如果攻破邮箱获取信息，就是违法犯罪。
（三）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面临困境
社交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和发布方式，首当其冲的就是纸媒。上海外滩在跨年夜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的特大惨剧后，2015年1月1日的《解放日报》当天头版采用了国家领导人的新闻“习近平新年贺词为伟大人民点赞”，外滩踩踏事故的新闻则安排在头版的正下角的一小块，而正是这篇豆腐块的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批评和争议。 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解放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在新浪微博上喊冤，称报纸因等待确切的伤亡人数而一直“压版”到凌晨4点。当天下午出版的《新民晚报》，因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查踩踏事件，共用了4个版面对事故进行报道，网友评论“新闻终于走上了正途”。
对比纸媒，新浪微博上第一时间就有网友发布踩踏信息，新浪新闻中心官方微博也随即转发网友的微博。澎湃新闻网在事故发生后一直在跟进报道，央视新闻的新媒体平台也进行了滚动直播。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在新闻时效性上已经不具备竞争力，消息类的新闻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优势，而每次“迟钝”的表现，都会造成大众的误解和批评。甚至有人这样预言：“每一次突发事件都是纸媒的一声丧钟”。[1]
（四）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相冲突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关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话题的讨论再次出现。媒体对踩踏事故中遇难的复旦学子的报道引发了质疑和争论，复旦学生为媒体公开遇难者的资料感到不满，认为媒体为了新闻噱头而不顾逝者的尊严。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尽可能的挖掘新闻真相，报道新闻事实。而对新闻事实的挖掘过程中，很可能会引发新闻伦理的冲突。新闻职业伦理所涉及的是“职业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期待之间的碰撞”以及“职业价值追求与社会人文关怀之间的碰撞”。[2]当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发生冲突时，媒体需要做出选择：人文关怀更重要，还是职业价值的追求排第一？
对此，媒体人各执一词。资深媒体人石扉客认为，新闻职业价值的追求应该排第一，因为对新闻真相的追逐，本身就是对公众负责，而人文关怀可以体现在报道的方式和方法的把握上。他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一文中写道：“灾难发生后，媒体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快和深入地报道更多的信息”。“可以采访当事人和家属，但采写要注意方式方法，如要控制情绪、把握时机和慎用镜头等。”“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3]《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媒体对遇难者及家属的采访报道没有太大价值，这类稿件所能起到的只是煽情的作用，对突发事件真相的揭露没有作用。“在我看来，每一次对受害者或家属的采访，都会造成附加的伤害，几乎毫无例外”。
三、解决方法初探
（一）核查和澄清是第一要务
在面对社交媒体信息混乱，甚至掺杂大量虚假消息和不实谣言时，新闻所涉主体的回应和媒体的及时澄清是第一要务。在“抛洒美金”引发踩踏事故的消息传出后，各媒体的官方微博均发布了疑似“抛洒美金”导致踩踏的消息。涉事女孩事后在微博上回应并非因自己抛洒“美金”引发事故，但她的回应被淹没在网友“围剿讨伐”的口水中。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面对社交媒体上信息混乱的局面时，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放慢脚步。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建议，社交媒体时代，应该将记者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记者奔赴第一线获得一手信息，另外一部分记者专门检索和筛选网络上的信息，并进行核实。国外媒体进行突发事件报道时，已经形成了“信息核实专业化”，如英国的BBC，其成立的“用户内容生成中心”和当地的媒体合作，以便快速又高效地验证信息，从而及时地发布新闻。[4]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在信息过剩的现代社会，真正有价值的、优质的新闻应该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出的对公众的忠告和指南，而对事故原因的各种猜测显然只能引发更多的混乱。
（二）内容和渠道并举是传统媒体突围之道
第一、贯彻“内容为王”的宗旨。在消息类新闻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深度报道和批评性报道是传统媒体在面临困境时的突围之策。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不能只停留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层面，而是要做全面、专业和深入的分析，对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提供有针对性的解读，并进行预警和防范的传播。另外，很多突发事件背后常和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相连，如滥用权力、决策失误等。媒体对这些不当行为的揭露，是对公共利益最大的维护，也是突发事件报道公共价值的体现。
例如，《新京报》2015年1月2日发表社论文章《外滩踩踏事件：“最坏打算”去哪儿了？》。文章认为踩踏事件凸显上海当局“最坏打算的缺失”，在人群高度聚集地带的监控预警有纰漏，事发后缺乏应急预案。文章进一步指出踩踏事件暴露出公共安全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对大型活动风险把控不足，应急体系匮乏，预案执行欠缺；新华社也在随后对踩踏事故发出追问和质疑，发表了《三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文章从“特大城市缘何出现踩踏事故、风险预防和应急措施是否到位、我国安全教育是否缺乏前瞻性”三个问题来深入探究，认为管理部门难辞其咎。
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说，中国的媒体本质上来说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保护公众的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构建公共论坛，公开发表意见。[5]如今，中国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在推进民主进程、凝聚公共价值观和维护公共利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应以高质量的新闻体现“内容为王”，以区别于网络社交媒体上大量感性化、情绪化和碎片化的信息。这既最大程度凸显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也是传统媒体在如今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生存之路。
第二、新旧媒体融合，既是解决困境之道也是大势所趋。传统媒体如今已经和新媒体融合难分。以《新京报》为例，作为传统的纸质媒体，其旗下有报纸网站、官方微博、数字报、APP等。如今新闻行业的现状是，传统媒体优质的内容会经多条渠道推送，抵达受众。
再以《央视新闻》为例，至2014年末，“央视新闻”新浪官方微博粉丝数量为2775万，新媒体总用户数有1.07亿，广告过亿。央视新闻中心策划部、网络新闻部主任杨继红在分享成功的经验时表示：在确保内容为王的基础上，在保证影响力、专业性的前提下，传统媒体需要依靠强势的渠道把内容第一时间推送出去，才能影响别人的行为。[6]言下之意，内容和渠道并重是其传统媒体成功的关键。 （三）聚焦突发事件本身，避免猎奇和煽情
突发事件报道在处理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之间的冲突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思考：
第一、报道应首先聚焦突发事件本身。日本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中，更多的是关于救灾的资讯，媒体对事件进行全方位地推送，比较少去描写突发事件中的生离死别。《纽约时报》对法航447空难和马航MH370空难的报道，对遇难者及家属的描写都非常克制，并且都是为了服务于突发事件本身。因此，国内的突发事件报道，更多地应该还是聚焦突发事件本身，如前文所述，对突发事件做专业的、详尽的分析，对突发事件的原因做有针对性的解读，对突发事件背后公权力的失职或腐败进行揭露，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实现新闻报道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第二、对遇难者及家属的报道，要避免猎奇和煽情。在取得家属的“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对遇难者和家属的报道，也要尽可能地克制。一些突发事件报道，充斥着对突发事件戏剧化的描述和遇难者家属哭天抢地的照片。这样的报道能引人注目，但只能充当受众的情感消费品。
第三、公众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突发事件报道。首先，遇难者生前公开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不涉及侵害隐私，因此就不存在职业道德伦理的缺失。另外，对逝者及家属的报道，在极力克制并充满善意的前提下，公众也不应该不做分析就对媒体挥舞“道德的大棒”，扣上“二次伤害”的帽子。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遇难者家属需要倾诉不幸，一些希望逝去的亲人被铭记，还有一些家属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事后的维权。因此，不是所有对家属的采访、对遇难者的报道都是为了新闻噱头枉顾伦理。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实践，公众应持开放的心态。
注释：
[1]魏武挥.每一次突发灾难都是纸媒的丧钟[N].时代周报，2015-01-02.
[2]陈堂发.道德的与伦理的：新闻职业操守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125-127.
[3]石扉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J].南方传媒研究，第47辑
[4]蒋瞰.社交媒体时代国外灾难报道的理念与机制[J].新闻实践，2013（6）：39
[5]胡正荣.媒体：如何为公共利益服务[N].南方都市报，2009-3-9
[6]杨继红.新媒体时代《央视新闻》的艰难转身.刺猬公社，2015-01-08
【关键词】社交媒体；突发事件报道；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
一、事件回顾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复旦学生杜某。一些媒体在对杜某进行报道后，复旦校方呼吁媒体保护杜某的隐私，复旦学子甚至发表公开信，谴责媒体为了新闻噱头而不尊重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媒体人随即回应称社交网络时代，媒体可以引用当事人生前在网络上主动发布的信息。媒体对杜某的报道也引发了新闻学界和业界有关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讨论。
移动互联网时代，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另外，一些社交媒体的用户很可能就是某个突发事件中的当事人，事件发生前在网络上留下了诸多信息。在此背景之下，突发事件报道该如何对待和利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对逝者生前信息的挖掘是否符合新闻传播逻辑、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与新媒体竞争以及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处理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之间的关系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
对突发事件及时、客观和恰当的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体履行监测环境、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能所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能体现一国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能反映该国社会成熟和文明的程度，也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形象的重要途径。
二、突发事件报道面临的新问题
（一）信息过剩与优质信息匮乏并存
突发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会立即涌现大量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用户发布的信息，成为了媒体新闻材料和线索的来源之一，特别是身处新闻现场的用户信息。然而，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很多信息未经核实就已经上传到网络上，并被大量的转发传播，最终却被证实与事实不符。由此可见，社交媒体语境下，缺的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优质的信息。
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事故发生以后，网名为“小铁炼钢ing”在微博称“上海外滩跨年活动现场发生‘踩踏’，多名游客躺在地上，正接受急救”。新浪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头条新闻”随即于2015年1月1日01：25转发该消息。一时间，微博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外滩踩踏事故的消息，对事故原因的猜测也甚嚣尘上。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事发当晚有人从外滩18号大楼抛洒疑似“美金”，从而引发人群哄抢，造成踩踏悲剧的发生。网友甚至人肉到抛洒“美金”的当事人的微博，对其进行了激烈的言语攻击。微博上还有消息称，踩踏现场有人持刀伤人。在没有确凿信息出来时，各种有关踩踏事故的消息在微博上发酵，真假难辨。直到1月1日22时20分，上海市公安局新浪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抛洒“美金”行为与事故无关，并且此事发生在踩踏之后，也无证据表明有人在事故现场“持刀”。
社交媒体作为信源，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也掺杂其中，其可靠的程度并不高。有些用户为了博取关注，故意发布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来骗取转发量和评论量；而大多数用户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对发布的信息进行求证和核实。在此背景之下，记者在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检索和筛选的同时，核查和验证变得更为重要。专业媒体“把关人”的角色不能丢，要慎重对待各类信息，追求新闻真相。
（二）公开遇难者的网络信息遇尴尬
社交媒体时代，网友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公开和半公开的状态发布在网络上。在突发事件新闻中，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哪些可以在新闻报道中公开，也有争议。《新京报》对踩踏事故中遇难的复旦女生杜某的报道中，引用了杜某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和人人网上发布的信息，包括杜某生前的照片。正是这一举动，引发了复旦学生对媒体的指责，声称媒体“碾压了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将逝者亲人的伤疤血淋淋地揭露在了众人面前。”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众多的逝者中，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的最大化而选择遇难者中的一两人来进行报道，目的在于能更多地博得世人的关注，符合新闻传播的逻辑。遇难者生前公开发表在社交网络上信息，是默认可以公开的内容。记者对这些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和发表，并不涉及对其隐私过度的挖掘。《新京报》的报道详细地罗列杜某的出生地、学校、专业、爱好以及平日生活并附上照片，除了杜某本身作为名校学生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外，此篇报道的公共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对遇难者个体生命的尊重，使突发事件新闻中不幸遇难的死者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生命；二是通过新闻的力量，来让公众记住事故的伤害。
但是，逝者生前以半公开的状态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则不宜在新闻报道中引用。有些社交媒体，如人人网和微信，发布的信息必须是网络上的好友才有权限看到。而好友的认定，是需要逝者生前的身份验证才能通过。因此，逝者生前在网络上半公开状态的信息，不是好友并不能获取。记者若联系到逝者生前好友，获取信息并公开，也不合适，毕竟逝者生前并不想对此部分信息进行公开，只想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分享。除了社交媒体上公开和半公开的信息，还有遇难者生前的网络邮箱，这属于私密的内容。记者如果攻破邮箱获取信息，就是违法犯罪。
（三）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面临困境
社交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和发布方式，首当其冲的就是纸媒。上海外滩在跨年夜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的特大惨剧后，2015年1月1日的《解放日报》当天头版采用了国家领导人的新闻“习近平新年贺词为伟大人民点赞”，外滩踩踏事故的新闻则安排在头版的正下角的一小块，而正是这篇豆腐块的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批评和争议。 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解放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在新浪微博上喊冤，称报纸因等待确切的伤亡人数而一直“压版”到凌晨4点。当天下午出版的《新民晚报》，因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查踩踏事件，共用了4个版面对事故进行报道，网友评论“新闻终于走上了正途”。
对比纸媒，新浪微博上第一时间就有网友发布踩踏信息，新浪新闻中心官方微博也随即转发网友的微博。澎湃新闻网在事故发生后一直在跟进报道，央视新闻的新媒体平台也进行了滚动直播。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在新闻时效性上已经不具备竞争力，消息类的新闻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优势，而每次“迟钝”的表现，都会造成大众的误解和批评。甚至有人这样预言：“每一次突发事件都是纸媒的一声丧钟”。[1]
（四）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相冲突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关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话题的讨论再次出现。媒体对踩踏事故中遇难的复旦学子的报道引发了质疑和争论，复旦学生为媒体公开遇难者的资料感到不满，认为媒体为了新闻噱头而不顾逝者的尊严。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尽可能的挖掘新闻真相，报道新闻事实。而对新闻事实的挖掘过程中，很可能会引发新闻伦理的冲突。新闻职业伦理所涉及的是“职业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期待之间的碰撞”以及“职业价值追求与社会人文关怀之间的碰撞”。[2]当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发生冲突时，媒体需要做出选择：人文关怀更重要，还是职业价值的追求排第一？
对此，媒体人各执一词。资深媒体人石扉客认为，新闻职业价值的追求应该排第一，因为对新闻真相的追逐，本身就是对公众负责，而人文关怀可以体现在报道的方式和方法的把握上。他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一文中写道：“灾难发生后，媒体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快和深入地报道更多的信息”。“可以采访当事人和家属，但采写要注意方式方法，如要控制情绪、把握时机和慎用镜头等。”“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3]《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媒体对遇难者及家属的采访报道没有太大价值，这类稿件所能起到的只是煽情的作用，对突发事件真相的揭露没有作用。“在我看来，每一次对受害者或家属的采访，都会造成附加的伤害，几乎毫无例外”。
三、解决方法初探
（一）核查和澄清是第一要务
在面对社交媒体信息混乱，甚至掺杂大量虚假消息和不实谣言时，新闻所涉主体的回应和媒体的及时澄清是第一要务。在“抛洒美金”引发踩踏事故的消息传出后，各媒体的官方微博均发布了疑似“抛洒美金”导致踩踏的消息。涉事女孩事后在微博上回应并非因自己抛洒“美金”引发事故，但她的回应被淹没在网友“围剿讨伐”的口水中。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面对社交媒体上信息混乱的局面时，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放慢脚步。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建议，社交媒体时代，应该将记者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记者奔赴第一线获得一手信息，另外一部分记者专门检索和筛选网络上的信息，并进行核实。国外媒体进行突发事件报道时，已经形成了“信息核实专业化”，如英国的BBC，其成立的“用户内容生成中心”和当地的媒体合作，以便快速又高效地验证信息，从而及时地发布新闻。[4]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在信息过剩的现代社会，真正有价值的、优质的新闻应该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出的对公众的忠告和指南，而对事故原因的各种猜测显然只能引发更多的混乱。
（二）内容和渠道并举是传统媒体突围之道
第一、贯彻“内容为王”的宗旨。在消息类新闻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深度报道和批评性报道是传统媒体在面临困境时的突围之策。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不能只停留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层面，而是要做全面、专业和深入的分析，对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提供有针对性的解读，并进行预警和防范的传播。另外，很多突发事件背后常和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相连，如滥用权力、决策失误等。媒体对这些不当行为的揭露，是对公共利益最大的维护，也是突发事件报道公共价值的体现。
例如，《新京报》2015年1月2日发表社论文章《外滩踩踏事件：“最坏打算”去哪儿了？》。文章认为踩踏事件凸显上海当局“最坏打算的缺失”，在人群高度聚集地带的监控预警有纰漏，事发后缺乏应急预案。文章进一步指出踩踏事件暴露出公共安全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对大型活动风险把控不足，应急体系匮乏，预案执行欠缺；新华社也在随后对踩踏事故发出追问和质疑，发表了《三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文章从“特大城市缘何出现踩踏事故、风险预防和应急措施是否到位、我国安全教育是否缺乏前瞻性”三个问题来深入探究，认为管理部门难辞其咎。
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说，中国的媒体本质上来说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保护公众的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构建公共论坛，公开发表意见。[5]如今，中国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在推进民主进程、凝聚公共价值观和维护公共利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应以高质量的新闻体现“内容为王”，以区别于网络社交媒体上大量感性化、情绪化和碎片化的信息。这既最大程度凸显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也是传统媒体在如今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生存之路。
第二、新旧媒体融合，既是解决困境之道也是大势所趋。传统媒体如今已经和新媒体融合难分。以《新京报》为例，作为传统的纸质媒体，其旗下有报纸网站、官方微博、数字报、APP等。如今新闻行业的现状是，传统媒体优质的内容会经多条渠道推送，抵达受众。
再以《央视新闻》为例，至2014年末，“央视新闻”新浪官方微博粉丝数量为2775万，新媒体总用户数有1.07亿，广告过亿。央视新闻中心策划部、网络新闻部主任杨继红在分享成功的经验时表示：在确保内容为王的基础上，在保证影响力、专业性的前提下，传统媒体需要依靠强势的渠道把内容第一时间推送出去，才能影响别人的行为。[6]言下之意，内容和渠道并重是其传统媒体成功的关键。 （三）聚焦突发事件本身，避免猎奇和煽情
突发事件报道在处理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之间的冲突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思考：
第一、报道应首先聚焦突发事件本身。日本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中，更多的是关于救灾的资讯，媒体对事件进行全方位地推送，比较少去描写突发事件中的生离死别。《纽约时报》对法航447空难和马航MH370空难的报道，对遇难者及家属的描写都非常克制，并且都是为了服务于突发事件本身。因此，国内的突发事件报道，更多地应该还是聚焦突发事件本身，如前文所述，对突发事件做专业的、详尽的分析，对突发事件的原因做有针对性的解读，对突发事件背后公权力的失职或腐败进行揭露，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实现新闻报道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第二、对遇难者及家属的报道，要避免猎奇和煽情。在取得家属的“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对遇难者和家属的报道，也要尽可能地克制。一些突发事件报道，充斥着对突发事件戏剧化的描述和遇难者家属哭天抢地的照片。这样的报道能引人注目，但只能充当受众的情感消费品。
第三、公众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突发事件报道。首先，遇难者生前公开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不涉及侵害隐私，因此就不存在职业道德伦理的缺失。另外，对逝者及家属的报道，在极力克制并充满善意的前提下，公众也不应该不做分析就对媒体挥舞“道德的大棒”，扣上“二次伤害”的帽子。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遇难者家属需要倾诉不幸，一些希望逝去的亲人被铭记，还有一些家属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事后的维权。因此，不是所有对家属的采访、对遇难者的报道都是为了新闻噱头枉顾伦理。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实践，公众应持开放的心态。
注释：
[1]魏武挥.每一次突发灾难都是纸媒的丧钟[N].时代周报，2015-01-02.
[2]陈堂发.道德的与伦理的：新闻职业操守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125-127.
[3]石扉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J].南方传媒研究，第47辑
[4]蒋瞰.社交媒体时代国外灾难报道的理念与机制[J].新闻实践，2013（6）：39
[5]胡正荣.媒体：如何为公共利益服务[N].南方都市报，2009-3-9
[6]杨继红.新媒体时代《央视新闻》的艰难转身.刺猬公社，2015-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