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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诗人的邵燕祥，从四十年代开始杂文的创作。凭借其渊博的知识修养，通过理性的言说方式和充满逻辑的思维色彩，在八九十年代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杂文作品。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本身，在当代杂文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邵燕祥 杂文 理性批判
作为现代文体的杂文，最早出现于《新青年》中“随感录”专栏，主要作家由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构成;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将其推向成熟期，其杂文主要分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表现出杂文的重要特点，即时代性和批判性，尽管鲁迅的杂文并不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杂文的全部，但对后世杂文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生于1933年的邵燕祥，13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当时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邵燕祥误以为“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创作就主要集中在诗歌领域。直到1956年下半年，由黄裳的一篇《杂文的复兴》引起了又一次杂文创作高潮，此时的邵燕祥也重新拿起“针砭时弊”之笔，进行杂文创作。然而由于其内容触及到一些政治敏感问题，随即被划分为“右派”。一直到1979年恢复名誉之后，才恢复创作，尤其是1984年开始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像《“娘打儿子”论》、《打倒与骂倒》、《一个杂文作者的困惑》等经典篇目。
一.作为国民灵魂的探寻者
作为政治运动的亲历者，从五十年代开始被剥夺政治权利达二十多年之久，他对国民、时代，都有了相比之前更深刻的思考。八九十年代的邵燕祥，“以复兴、继承鲁迅杂文为己任，把强烈的启蒙理性与直面历史、干预社会、针砭时弊的批判，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①在他的杂文创作中，特别注重探究“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影响以及从古至今中国人身上特有的奴性意识。
如《忽然想到“誓死”》这篇文章中，邵先生就从古已有之的“誓死”谈起，讲中国人历来就非常讲义气，爱赌咒发誓，作者认为“献身是崇高而可敬的，但盲目的牺牲就可悲可悯了。”由盲目地牺牲思考到人的自觉意识，人甘愿的被人利用，这还不是奴性的体现吗？不仅在封建社会存在，在十年文革时候，“自愿或被迫‘献身’的，直接和间接遇害的，何止万千！”我们要“警惕奴性之可怕，防止奴性之复苏，从看得见摸得着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去搜索封建的残余之为祟！”从这一点上说，他的文章，他的思考，是具有启蒙色彩的。从启蒙这一意义上讲，邵先生是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的，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以鲁迅为师”，初中开始就接触鲁迅，“看不懂就跳着看。”②。在他的多篇杂文作品中都引用到鲁迅的话语，或者是在鲁迅的思考上，基于社会现实，又进行了一番新的总结。比如杂文《也是“可怕的现象”》、《鲁迅“丑化”了阿Q吗？》、《说“寂寞”》。可以说，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精神上，邵先生都继承了鲁迅的精神。
邵燕祥曾在为《陈小川杂文选》作的序言中说：“学习鲁迅，不限于鲁迅的杂文;学习鲁迅的杂文，不限于杂文的笔法。鲁迅上承历史上我们民族的脊梁，树立了人的战斗的风范，这不仅影响于我们的杂文作者，我们的文学界，而且将影响于我们的全民族。”我想，邵先生所言之意在于，学习鲁迅更应该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鲁迅杂文，更应该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吧！面对社会种种现象，他的挺身而出绝不仅是出于对鲁迅的敬爱和呼应，而是坚持一种“鲁迅式”的人生态度和写作姿态，审视着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灵魂。这也是邵燕祥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杂文家所恪守的原则。
二.儒雅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
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情怀。在邵燕祥的杂文中，就体现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如《猫的哲学》中由共青团湖北京山县第九次代表大会传出的一则操纵选举的丑闻谈起;《一个杂文作者的困惑》从收到一位青年的来信有感而发;他为谭嗣同一辩，为巴金一辩;《向林则徐学什么》开头写道：“纪念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人们说了许多很好的话。然而我认为对死者最好的纪念，莫如听听他生前说过的话。”
这种兼济天下，关心社会，关心百姓的知识分子情怀，从作者的笔尖流露出来。而他之所以能够关注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杂文作家的敏锐性，那种敏感的神经，敏锐的观察力，让他们能够很快地对现实做出反应，提出自己独到的思考和判断。
他和大多数杂文家一样，讲真话，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尖锐深刻地批判社会。不同的是，邵燕祥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文中非但鲜有情绪化的东西，还能够如此理性，这是非常难得的。他说“好的杂文作者，笔锋常带感情，但是光靠感情不足以说服读者;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③姜振昌曾提到：“诗人的激情、真诚和杂文家的机智、胆识融邵燕祥于一身，就使作品形成了理性清明但不失深邃、感情炽烈却又节制委婉的艺术风格，虽然不像鲁迅杂文那样辛辣，但明亮如火透彻人情物理的隽永也不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④也就是，是诗人的身份给予他理性的言说方式。我们试举几例看看邵先生杂文中的诗性色彩：
《什么是悲剧》中“我以为最频繁发生的悲剧——够得上称为悲剧的——莫过于爱了不值得爱的，信了不值得信的、坚持了不值得坚持的了。”
《闪念录》中“生则又声，死则无声。无声的国度是死气沉沉的，有声的国度是生机勃勃的。也许有时候‘沉默是黄金’，更多的时候，‘沉默也许是犯罪’。”
在邵作中，不乏呈现如此诗情，从诗人向杂文家转变，林贤治先生这样评价：“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是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杂文相比诗歌，更能快捷的针砭时弊，更有利于作者思想的表達，诗歌是较为含蓄、多义的，而杂文，更多的是批判锋芒显著的。邵燕祥曾自述：“我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在锦州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了杂文《由口舌说起》，开始通过报刊发言，算起来差一个月就满四十年。而自一九四九年一解放，一度误以为‘杂文时代’真的结束，就少写杂文多写诗歌了。”⑤当他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二十年之后，再次回到文坛时，他发现自己的一些思考是抒情诗难以表达的。他在《绿灯小集》的“前记”中说：“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近来，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 理性不仅仅是由于诗人的身份，我想还受其自身素质的影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邵燕祥，从小便接受著良好的现代教育，他在十几岁就能写作诗，甚至写信为流沙河鸣不平，那种老道的文笔让人难以想象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徐兆淮先生曾言“他的杂文议论时政，有锋芒有针砭，但并不剑拔弩张;谈诗说文，文辞儒雅中又不乏知识与趣味，却绝无掉书袋卖弄之嫌;研讨文化，脱不开社会与政治;探究历史，离不了现实针对性。全书通篇流贯着彻底否定“文革”、肃清“左”的流毒、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光芒和借古喻今、忧国忧民的精神力量，充盈着作家的忧乐情怀。”⑥徐先生所言之中，“儒雅”二字便是对邵燕祥精神气质的最准确的概括，是儒雅造就了邵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杂文中所蕴含的风骨和才情，也正是因为个人魅力和渊博的知识才造就了邵燕祥的儒雅。
纵观建国之后的杂文史，邵作可以说占据重要的影响地位。他虽不像巴金那般表露情感，却将最理性的情思藏在文字之后;他不像王小波那样幽默随性，却用心血谱成一篇篇战斗性十足的杂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有邵燕祥及其作品，使得近20年来的中国杂文创作显得更加卓异不凡。毫不夸张地说，邵燕祥的杂文作品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20年的社会变革史、思想发展史。这期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欢喜怒，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真实、具体的反映与展示。”⑦
注 释
①郑家建，施灏，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M].2018：61-62.
②舒晋瑜.邵燕祥：我的淬过了火的乐观主义[N].中华读书报，2017-06-28（017）.
③邵燕祥：《序
关键词：邵燕祥 杂文 理性批判
作为现代文体的杂文，最早出现于《新青年》中“随感录”专栏，主要作家由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构成;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将其推向成熟期，其杂文主要分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表现出杂文的重要特点，即时代性和批判性，尽管鲁迅的杂文并不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杂文的全部，但对后世杂文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生于1933年的邵燕祥，13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当时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邵燕祥误以为“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创作就主要集中在诗歌领域。直到1956年下半年，由黄裳的一篇《杂文的复兴》引起了又一次杂文创作高潮，此时的邵燕祥也重新拿起“针砭时弊”之笔，进行杂文创作。然而由于其内容触及到一些政治敏感问题，随即被划分为“右派”。一直到1979年恢复名誉之后，才恢复创作，尤其是1984年开始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像《“娘打儿子”论》、《打倒与骂倒》、《一个杂文作者的困惑》等经典篇目。
一.作为国民灵魂的探寻者
作为政治运动的亲历者，从五十年代开始被剥夺政治权利达二十多年之久，他对国民、时代，都有了相比之前更深刻的思考。八九十年代的邵燕祥，“以复兴、继承鲁迅杂文为己任，把强烈的启蒙理性与直面历史、干预社会、针砭时弊的批判，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①在他的杂文创作中，特别注重探究“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影响以及从古至今中国人身上特有的奴性意识。
如《忽然想到“誓死”》这篇文章中，邵先生就从古已有之的“誓死”谈起，讲中国人历来就非常讲义气，爱赌咒发誓，作者认为“献身是崇高而可敬的，但盲目的牺牲就可悲可悯了。”由盲目地牺牲思考到人的自觉意识，人甘愿的被人利用，这还不是奴性的体现吗？不仅在封建社会存在，在十年文革时候，“自愿或被迫‘献身’的，直接和间接遇害的，何止万千！”我们要“警惕奴性之可怕，防止奴性之复苏，从看得见摸得着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去搜索封建的残余之为祟！”从这一点上说，他的文章，他的思考，是具有启蒙色彩的。从启蒙这一意义上讲，邵先生是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的，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以鲁迅为师”，初中开始就接触鲁迅，“看不懂就跳着看。”②。在他的多篇杂文作品中都引用到鲁迅的话语，或者是在鲁迅的思考上，基于社会现实，又进行了一番新的总结。比如杂文《也是“可怕的现象”》、《鲁迅“丑化”了阿Q吗？》、《说“寂寞”》。可以说，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精神上，邵先生都继承了鲁迅的精神。
邵燕祥曾在为《陈小川杂文选》作的序言中说：“学习鲁迅，不限于鲁迅的杂文;学习鲁迅的杂文，不限于杂文的笔法。鲁迅上承历史上我们民族的脊梁，树立了人的战斗的风范，这不仅影响于我们的杂文作者，我们的文学界，而且将影响于我们的全民族。”我想，邵先生所言之意在于，学习鲁迅更应该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鲁迅杂文，更应该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吧！面对社会种种现象，他的挺身而出绝不仅是出于对鲁迅的敬爱和呼应，而是坚持一种“鲁迅式”的人生态度和写作姿态，审视着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灵魂。这也是邵燕祥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杂文家所恪守的原则。
二.儒雅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
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情怀。在邵燕祥的杂文中，就体现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如《猫的哲学》中由共青团湖北京山县第九次代表大会传出的一则操纵选举的丑闻谈起;《一个杂文作者的困惑》从收到一位青年的来信有感而发;他为谭嗣同一辩，为巴金一辩;《向林则徐学什么》开头写道：“纪念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人们说了许多很好的话。然而我认为对死者最好的纪念，莫如听听他生前说过的话。”
这种兼济天下，关心社会，关心百姓的知识分子情怀，从作者的笔尖流露出来。而他之所以能够关注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杂文作家的敏锐性，那种敏感的神经，敏锐的观察力，让他们能够很快地对现实做出反应，提出自己独到的思考和判断。
他和大多数杂文家一样，讲真话，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尖锐深刻地批判社会。不同的是，邵燕祥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文中非但鲜有情绪化的东西，还能够如此理性，这是非常难得的。他说“好的杂文作者，笔锋常带感情，但是光靠感情不足以说服读者;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③姜振昌曾提到：“诗人的激情、真诚和杂文家的机智、胆识融邵燕祥于一身，就使作品形成了理性清明但不失深邃、感情炽烈却又节制委婉的艺术风格，虽然不像鲁迅杂文那样辛辣，但明亮如火透彻人情物理的隽永也不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④也就是，是诗人的身份给予他理性的言说方式。我们试举几例看看邵先生杂文中的诗性色彩：
《什么是悲剧》中“我以为最频繁发生的悲剧——够得上称为悲剧的——莫过于爱了不值得爱的，信了不值得信的、坚持了不值得坚持的了。”
《闪念录》中“生则又声，死则无声。无声的国度是死气沉沉的，有声的国度是生机勃勃的。也许有时候‘沉默是黄金’，更多的时候，‘沉默也许是犯罪’。”
在邵作中，不乏呈现如此诗情，从诗人向杂文家转变，林贤治先生这样评价：“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是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杂文相比诗歌，更能快捷的针砭时弊，更有利于作者思想的表達，诗歌是较为含蓄、多义的，而杂文，更多的是批判锋芒显著的。邵燕祥曾自述：“我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在锦州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了杂文《由口舌说起》，开始通过报刊发言，算起来差一个月就满四十年。而自一九四九年一解放，一度误以为‘杂文时代’真的结束，就少写杂文多写诗歌了。”⑤当他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二十年之后，再次回到文坛时，他发现自己的一些思考是抒情诗难以表达的。他在《绿灯小集》的“前记”中说：“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近来，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 理性不仅仅是由于诗人的身份，我想还受其自身素质的影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邵燕祥，从小便接受著良好的现代教育，他在十几岁就能写作诗，甚至写信为流沙河鸣不平，那种老道的文笔让人难以想象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徐兆淮先生曾言“他的杂文议论时政，有锋芒有针砭，但并不剑拔弩张;谈诗说文，文辞儒雅中又不乏知识与趣味，却绝无掉书袋卖弄之嫌;研讨文化，脱不开社会与政治;探究历史，离不了现实针对性。全书通篇流贯着彻底否定“文革”、肃清“左”的流毒、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光芒和借古喻今、忧国忧民的精神力量，充盈着作家的忧乐情怀。”⑥徐先生所言之中，“儒雅”二字便是对邵燕祥精神气质的最准确的概括，是儒雅造就了邵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杂文中所蕴含的风骨和才情，也正是因为个人魅力和渊博的知识才造就了邵燕祥的儒雅。
纵观建国之后的杂文史，邵作可以说占据重要的影响地位。他虽不像巴金那般表露情感，却将最理性的情思藏在文字之后;他不像王小波那样幽默随性，却用心血谱成一篇篇战斗性十足的杂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有邵燕祥及其作品，使得近20年来的中国杂文创作显得更加卓异不凡。毫不夸张地说，邵燕祥的杂文作品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20年的社会变革史、思想发展史。这期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欢喜怒，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真实、具体的反映与展示。”⑦
注 释
①郑家建，施灏，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M].2018：61-62.
②舒晋瑜.邵燕祥：我的淬过了火的乐观主义[N].中华读书报，2017-06-28（017）.
③邵燕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