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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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书籍之路盛况空前.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所存的4份与第12次遣唐使有关联的书目,表明遣唐使携归日本书籍并非个人任意行为,而是举国之力有计划地搜求阙本,所抄写的经书均为日本国内所缺书籍.以举国体制编制阙本目录、遣唐使极力搜集书籍、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佛教界精心保管珍贵的唐本,这一切使日本的佛教书籍与时俱增,从而催生奈良时代“一切经”数目巨大的奇观.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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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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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书籍之路盛况空前.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所存的4份与第12次遣唐使有关联的书目,表明遣唐使携归日本书籍并非个人任意行为,而是举国之力有计划地搜求阙本,所抄写的经书均为日本国内所缺书籍.以举国体制编制阙本目录、遣唐使极力搜集书籍、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佛教界精心保管珍贵的唐本,这一切使日本的佛教书籍与时俱增,从而催生奈良时代“一切经”数目巨大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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