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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工作无小事，点点滴滴都是大事，容不得丝毫马虎。”
多年来，上高山、下海岛、穿戈壁、走沙漠，伍骥牢记军医的宗旨和使命，一切为了部队、一切为了官兵。“身为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是医生。作为军人，我要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作为医生，我要对得起患者，用心做事，用心做人。”
有这样一群人，从我国空军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一颗赤子之心担负起守护空军官兵健康的重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空军总医院人。伍骥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现任空军总医院骨科主任的他，是博士后流动站骨科站导师，并且是空军总医院13位空军级专家之一，其专业特色是脊柱外科（脊柱退变性疾病、脊柱畸形、脊柱创伤、脊柱肿瘤、脊柱其他疾病）、关节外科、创伤外科等；著有6部医学著作，发表文章40余篇；曾荣立一次二等功和两次三等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国际骨科及创伤学会(SICOT)年度奖、国际外科学会年度奖(ISSF), 日本骨科学会年度奖（JOA）等诸多奖项；是五家中华名牌医学杂志的编委和审稿专家，全军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脊柱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是医生”
伍骥生于1960年代，四川人，是最后一批知青。骥，为良马、千里马，家人为他取名“骥”，就是希望他能成为有用之才。从小就生长在医学世家的伍骥，深受长辈的熏陶和影响，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他的理想从未改变，那就是立志做一名好医生，救死扶伤。他说：“在我的大学报考志愿表上，6栏里填的全是医学院。”
最终，他如愿被华西医科大学录取。1992年，伍骥博士毕业，首都的几家大医院派人到华西大招人，希望能招到学业有成、临床经验又丰富的医生。伍骥对空军总医院情有独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5月，空军党委决定在北京组建空军总医院。一代又一代空军总医院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為空军卫生事业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伍骥称，“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榜样，我愿紧随前辈步伐，为空军卫生事业做贡献。”
于是，伍骥等一批高学历人才放弃了地方医院的优厚待遇，特招进入空军总医院。短短几年，他们奋勇争先，激情满怀，迅速成长为新时期空军卫勤保障能力建设的中坚力量。
成为一名空军总医院人，伍骥感触最深的就是，“身为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是医生。作为军人，我要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作为医生，我要对得起患者，用心做事，用心做人。”
多年来，上高山、下海岛、穿戈壁、走沙漠，伍骥牢记军医的宗旨和使命，一切为了部队、一切为了官兵，赴空军边远艰苦连队，为广大官兵送医送药送温暖……“自1992年进入空军总医院，我就没有回过四川老家过年。每到过年时，我就是过年关，随时待命。”
每当看到患者带着笑容康复出院，看到学科取得进一步发展，在空军总医院的历史上，甚至是空军的历史上做出一点成绩，伍骥由衷地感到快乐和满足。“作为一名空军军医，如何提升飞行员的飞行寿命是我们的重要责任。近两三年，有部分飞行员因骨科疾病面临停飞，经过我们不懈的科研攻关和临床实践，很好地解决了一些难题，使这些飞行员重上蓝天。看到他们又能飞了，我和他们一样感到非常喜悦。”
而伍骥难忘的，莫过于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所做的努力。
1960年代初，我国飞行员体格鉴定标准还是一个空白，所有的鉴定都要依据前苏联派遣的医生提供。后来，我国开始自主研发飞行员飞行鉴定标准。1996年11月，空军总医院接受了一项重任，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和教练员。
“航天、航空仅一字之差，但前者的体检标准却更为严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实际上是向人类生理极限挑战。”经过几十位医学专家反复研讨，历时数月，制定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航天员临床医学选拔标准，并承担了我国第一批、第二批航天员的临床医学选拔任务，伍骥也有幸参与其中。
2003年10月16日清晨，当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自天外凯旋时，伍骥激动不已。
伍骥的办公室里，两侧墙上挂满了奖状，还有参加各种交流会议的胸牌，办公桌上最显眼的是几个骨骼模型，“我在做每一台手术之前，都要凭借这几个骨骼模型，对患者和家属讲清楚他哪里需要做手术，做的是什么样的手术，有什么利弊，这样沟通起来省时省力，也避免了因沟通不畅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谈及医患关系，伍骥坦言，现在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压力很大，希望社会能对这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宽容和支持。他说自己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感觉很累，为了保持充足的体力和良好的精神面貌，他的办法就是多运动，“我每天早上都和爱人一起晨跑，我还背着相机，看到美的景色就拍下来，我觉得这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我很喜欢。”
以身作则带动科室发展
出任骨科主任后，伍骥一直以身作则，带动科室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多年来，他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查房……“医务工作无小事，点点滴滴都是大事，容不得丝毫马虎。”
他笑说自己也有了职业强迫症，每天不看病人不放心，手术后不打电话给科里不放心……多年来，伍骥一直要求自己，也要求科室里的其他医生，还有他的学生，“一是要有哲学家的思维，对患者及家属要将心比心，常常换位思考；二是要学习逻辑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外科医生应有的逻辑思维；三是学习语言学家的表达，学会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让他们了解医生的想法，认同治疗的方法，这点我在国外感受颇深，比如一名美国医生要用语言、文字、实物等几种方式去表达，让患者及家属了解自己这次手术的利弊；四是要有一颗女人心，心细，在手术台上一心三用，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一样，兼顾到手术环境、团队里的其他人、患者；五是要有律师和法官的意识，凡事都要依照法律规定和行业规定办事。”
伍骥还非常重视对外交流工作，不但自己先后进修于美国脊柱外科教育和培训中心、日本北海道大学、韩国圆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法国和德国脊柱外科和关节外科中心等，而且还带动科室先后与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日本、香港等进行积极的学术交流，邀请他们到空军总医院来进行手术的交流和论文的交流，开创了空军总医院骨科学术的新局面。
这一切努力的结果是，在他任科室主任期间，空军总医院骨科在历史上发展最快、成绩最突出，逐渐形成了以脊柱外科和关节外科为重点的骨科各项医疗技术全面发展的局面，人才齐备，专业水平达国内一流。
在他的带领下，空军总医院骨科开展了如脊柱外科的全方位手术、微创手术，颈椎的前后路手术的部分手术，胸腰椎的前后路手术部分手术，全髋和全膝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置换的翻修手术，创伤骨科的系列手术，脊柱畸形的前后路手术，脊柱肿瘤的外科手术。其中，部分手术得到了北京市，甚至是国内和国际骨科同道的好评，骨科的学术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目前，骨科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手术量均为空军总医院外科最大的科室。
此外，在伍骥与科室其他同仁的一起努力下，还开展了很多新技术、新业务，其中很多医疗技术已进入国际先进领域，而且有的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骨科成为医院党委认定重点建设发展的学科，2011年学科评估时位列该院外科组第一名。
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伍骥说，“为了满足不断增多的就诊病人的治疗要求，我科将扩大床位数，同时引进更多先进医疗设备，开展更多的高难手术。我们将竭诚为部队官兵、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多年来，上高山、下海岛、穿戈壁、走沙漠，伍骥牢记军医的宗旨和使命，一切为了部队、一切为了官兵。“身为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是医生。作为军人，我要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作为医生，我要对得起患者，用心做事，用心做人。”
有这样一群人，从我国空军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一颗赤子之心担负起守护空军官兵健康的重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空军总医院人。伍骥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现任空军总医院骨科主任的他，是博士后流动站骨科站导师，并且是空军总医院13位空军级专家之一，其专业特色是脊柱外科（脊柱退变性疾病、脊柱畸形、脊柱创伤、脊柱肿瘤、脊柱其他疾病）、关节外科、创伤外科等；著有6部医学著作，发表文章40余篇；曾荣立一次二等功和两次三等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国际骨科及创伤学会(SICOT)年度奖、国际外科学会年度奖(ISSF), 日本骨科学会年度奖（JOA）等诸多奖项；是五家中华名牌医学杂志的编委和审稿专家，全军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脊柱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是医生”
伍骥生于1960年代，四川人，是最后一批知青。骥，为良马、千里马，家人为他取名“骥”，就是希望他能成为有用之才。从小就生长在医学世家的伍骥，深受长辈的熏陶和影响，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他的理想从未改变，那就是立志做一名好医生，救死扶伤。他说：“在我的大学报考志愿表上，6栏里填的全是医学院。”
最终，他如愿被华西医科大学录取。1992年，伍骥博士毕业，首都的几家大医院派人到华西大招人，希望能招到学业有成、临床经验又丰富的医生。伍骥对空军总医院情有独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5月，空军党委决定在北京组建空军总医院。一代又一代空军总医院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為空军卫生事业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伍骥称，“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榜样，我愿紧随前辈步伐，为空军卫生事业做贡献。”
于是，伍骥等一批高学历人才放弃了地方医院的优厚待遇，特招进入空军总医院。短短几年，他们奋勇争先，激情满怀，迅速成长为新时期空军卫勤保障能力建设的中坚力量。
成为一名空军总医院人，伍骥感触最深的就是，“身为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是医生。作为军人，我要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作为医生，我要对得起患者，用心做事，用心做人。”
多年来，上高山、下海岛、穿戈壁、走沙漠，伍骥牢记军医的宗旨和使命，一切为了部队、一切为了官兵，赴空军边远艰苦连队，为广大官兵送医送药送温暖……“自1992年进入空军总医院，我就没有回过四川老家过年。每到过年时，我就是过年关，随时待命。”
每当看到患者带着笑容康复出院，看到学科取得进一步发展，在空军总医院的历史上，甚至是空军的历史上做出一点成绩，伍骥由衷地感到快乐和满足。“作为一名空军军医，如何提升飞行员的飞行寿命是我们的重要责任。近两三年，有部分飞行员因骨科疾病面临停飞，经过我们不懈的科研攻关和临床实践，很好地解决了一些难题，使这些飞行员重上蓝天。看到他们又能飞了，我和他们一样感到非常喜悦。”
而伍骥难忘的，莫过于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所做的努力。
1960年代初，我国飞行员体格鉴定标准还是一个空白，所有的鉴定都要依据前苏联派遣的医生提供。后来，我国开始自主研发飞行员飞行鉴定标准。1996年11月，空军总医院接受了一项重任，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和教练员。
“航天、航空仅一字之差，但前者的体检标准却更为严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实际上是向人类生理极限挑战。”经过几十位医学专家反复研讨，历时数月，制定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航天员临床医学选拔标准，并承担了我国第一批、第二批航天员的临床医学选拔任务，伍骥也有幸参与其中。
2003年10月16日清晨，当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自天外凯旋时，伍骥激动不已。
伍骥的办公室里，两侧墙上挂满了奖状，还有参加各种交流会议的胸牌，办公桌上最显眼的是几个骨骼模型，“我在做每一台手术之前，都要凭借这几个骨骼模型，对患者和家属讲清楚他哪里需要做手术，做的是什么样的手术，有什么利弊，这样沟通起来省时省力，也避免了因沟通不畅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谈及医患关系，伍骥坦言，现在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压力很大，希望社会能对这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宽容和支持。他说自己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感觉很累，为了保持充足的体力和良好的精神面貌，他的办法就是多运动，“我每天早上都和爱人一起晨跑，我还背着相机，看到美的景色就拍下来，我觉得这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我很喜欢。”
以身作则带动科室发展
出任骨科主任后，伍骥一直以身作则，带动科室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多年来，他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查房……“医务工作无小事，点点滴滴都是大事，容不得丝毫马虎。”
他笑说自己也有了职业强迫症，每天不看病人不放心，手术后不打电话给科里不放心……多年来，伍骥一直要求自己，也要求科室里的其他医生，还有他的学生，“一是要有哲学家的思维，对患者及家属要将心比心，常常换位思考；二是要学习逻辑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外科医生应有的逻辑思维；三是学习语言学家的表达，学会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让他们了解医生的想法，认同治疗的方法，这点我在国外感受颇深，比如一名美国医生要用语言、文字、实物等几种方式去表达，让患者及家属了解自己这次手术的利弊；四是要有一颗女人心，心细，在手术台上一心三用，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一样，兼顾到手术环境、团队里的其他人、患者；五是要有律师和法官的意识，凡事都要依照法律规定和行业规定办事。”
伍骥还非常重视对外交流工作，不但自己先后进修于美国脊柱外科教育和培训中心、日本北海道大学、韩国圆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法国和德国脊柱外科和关节外科中心等，而且还带动科室先后与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日本、香港等进行积极的学术交流，邀请他们到空军总医院来进行手术的交流和论文的交流，开创了空军总医院骨科学术的新局面。
这一切努力的结果是，在他任科室主任期间，空军总医院骨科在历史上发展最快、成绩最突出，逐渐形成了以脊柱外科和关节外科为重点的骨科各项医疗技术全面发展的局面，人才齐备，专业水平达国内一流。
在他的带领下，空军总医院骨科开展了如脊柱外科的全方位手术、微创手术，颈椎的前后路手术的部分手术，胸腰椎的前后路手术部分手术，全髋和全膝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置换的翻修手术，创伤骨科的系列手术，脊柱畸形的前后路手术，脊柱肿瘤的外科手术。其中，部分手术得到了北京市，甚至是国内和国际骨科同道的好评，骨科的学术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目前，骨科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手术量均为空军总医院外科最大的科室。
此外，在伍骥与科室其他同仁的一起努力下，还开展了很多新技术、新业务，其中很多医疗技术已进入国际先进领域，而且有的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骨科成为医院党委认定重点建设发展的学科，2011年学科评估时位列该院外科组第一名。
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伍骥说，“为了满足不断增多的就诊病人的治疗要求，我科将扩大床位数，同时引进更多先进医疗设备，开展更多的高难手术。我们将竭诚为部队官兵、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