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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是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文学”的一个部分。采用了独特的叙述方式，从第一人称叙述、自由的叙述态度和独特的叙述语言，构成了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小说文本，本文拟从《棋王》的叙述和语言风格角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棋王》叙述模式 语言风格
引言
《棋王》发表于1984年，当时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思潮方兴未艾，因此不少批评家将其纳入知青题材或寻根题材进行解读。本质上《棋王》是立足于以庄禅为代表的古典本体论哲学的文化视角，借知青生活这一具体的生命现象为媒介，来探讨特殊年代里的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内在精神自由的描写，达到了对一个造成物质贫困的痛苦时代的超越，在肯定精神存在的永恒价值的同时，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作品体现出的是一种自然之道的恬淡无为和心神玄远的审美感受，从审美创造主体的角度说，《棋王》追求的哲学意识、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暗含一体的表现模式，可谓是古代庄禅美学精神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成功再现。
一、《棋王》的语言风格
阿城在80年代后期取得的巨大反响与他鲜明的语言风格是分不开的，总体来说，阿城的小说用了一种平淡、内敛的语气进行叙事，这在5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中属于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这种语言迎合了许多知青对文化的需求，很多老知青们在他流畅通晓的话语中体悟到了一种“人生的真味”，并纷纷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和目标，阿城的语言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伦理价值的真空，结合同时期在中国刮起的“美学热”来，我们就不难发现，阿城的语言风格和当时人文关怀的社会主流观念是相吻合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一种现代的思维去考量阿城，他的洗练的文笔如果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赏玩性质的文学技巧，是为了寄托人们对动乱过后对安定的渴望而开的一针麻醉剂，那就错了。如果说“文革”后的青年们在阅读阿城时，由于自身经验的范围，无法站在文学的角度客观评价他，那么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过头来重新理解阿城，就显得尤为必要。文学在今天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影响，伦理的影响，甚至文化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和真实，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让阿城的小说“做回自己”，还原出本来的意义。
阿城在《棋王》中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我”在文中的存在起到了勾连情节线索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文章的伦理评说者，这对于引导读者对《棋王》的整体价值评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往往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受到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又不自觉地接受了“我”的叙述，以为《棋王》中的“我”与作者潜意识中的“我”是一个主体，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我”在文中的形象，不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有一点阅读基础的知青，面对王一生而生发的感受不外乎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王一生的落魄引起的是“我”的“同情”，王一生对吃和读书的理解引起的是“我”的“不屑”，王一生对象棋的态度引起的是“我”的“敬佩”。在文章最后“我”将王一生从象棋的擂台上扶下来以后，得出的是他才“像个人”的一点点感悟。其实这并不是整篇《棋王》的核心思想，而恰恰相反，它仅仅是作为阿城贯穿整个文本的话语背景的小小一环，这一段的存在是为了构成阿城话语风格的完整而自足的一部分，并不对整个文本的伦理基础作出任何评价，更毫无关涉升华、总结、隐喻等写作手法。
事实上，阿城在通篇的叙述中都尽可能避免某种语言的突兀，尽可能不出现拔高性的、概括性的宣言或呐喊，整篇《棋王》贯穿的是他的写作态度而不是人生理想，《棋王》的话语氛围是平淡的，阿城也尽可能地守护这种平淡。反对宏大叙事与话语霸权，坚持对语言和对意义的消解，这应该是阿城小说的创作原则。
（一）虚实相生的叙事方式与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棋王》的叙事方法平平无奇，主要以顺叙为主，看似落棋无声，但实际其中交织着倒叙、插叙、预叙等多种叙述方法，伏笔重重，悬念丛生。错综复杂的悬念伏笔使《棋王》的叙述摇曳生姿，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呆滞。
文中描写具体的下棋场面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王倪对弈”，另一次是“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两次都以虚写为主，都没有进行如“仙人指路”、“五七炮对屏风马”、“车二平五”之类十分精细的对局实况描写。因为，写得太具体不但容易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实战，把对弈的内外过程写死了，没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且对于一些不懂得棋道的读者，具体实在的对局描写反而不利于他们理解战况。更为重要的是，叙述者“我”本身对象棋也没有多深的研究，若对双方的对局进行精细的工笔描写，势必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并不符合“我”这一视角人物的身份，反而弄巧成拙。在对弈过程中采用以虚写实、虚实相生的方法，作者实际上是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同样与以“我”作为视角人物密切相关。作者在描写对弈时采用虚笔，虚晃一枪，把主要笔墨放在对局过程中的人物表情和环境气氛，通过侧面描写，反而能衬托出战况的激烈。这种描写的方法，类似于《伊利亚特》中对海伦的美貌、《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中对关羽勇猛的描写，“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虽然都是以虚写为主，但具体而言两次对弈的写法又各不相同。在“王倪对弈”中，作者吊足了读者的瘾，类似于《红楼梦》中对于贾宝玉出场的描写。如果说“王倪对弈”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九局连环车轮大战”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说“王倪对弈”是“慢动作”，“九局连环车轮大战”则可谓暴风骤雨，情节推进的节奏相当快。当一传出王一生要与亚军、季军同时比试的消息，“百十个人把我们围了起来……走过半条街，竟有上千人跟着跑来跑去……到了棋场，竟有数千人围住，土扬在半空，许久落不下来。”后来，更从以一对二突变为以一对九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
“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的人拼命往前挤，挤不进去，就抓住人打听。妇女们也抱着孩子们，远远围成一片。又有许多人支了自行车，站在后架上伸脖子看，人群一挤，连着倒，喊成一团。”数千人闹闹嚷嚷，街上像半空响着闷雷。作者极力渲染车轮大战的紧张气氛，霎时间风云突变，紧张得让人不寒而栗，就连主人公王一生自己也明白“事情闹大了，你们几个朋友看好，一有动静，一起跑”。也正因为极写局势的严峻，无路可退，激发出他貌似庄禅的超脱旷达内所隐藏着的儒家的进取精神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潜能。
结语
《棋王》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也在于其独特的叙事策略，若即若离的人物视角设计，以及通过多种叙述方法相结合来设计错综复杂的悬念伏笔，这些都是阿城的《棋王》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用“平实自描的手法，通过对文本立意和文本结构的赋形和构建向我们传达这种心灵的颤动，虚实相生的设计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在主人公“平凡而又非凡的生活体验中，揭示了玄妙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做到了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的统一，做到了和谐与逻辑性的共存。作为阿城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中篇小说《棋王》虽尚非无懈可击，但它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仍然值得称道和继续研究。语
参考文献
[1]马正平.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阿城.棋王[M].作家出版社，2000.
关键词：《棋王》叙述模式 语言风格
引言
《棋王》发表于1984年，当时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思潮方兴未艾，因此不少批评家将其纳入知青题材或寻根题材进行解读。本质上《棋王》是立足于以庄禅为代表的古典本体论哲学的文化视角，借知青生活这一具体的生命现象为媒介，来探讨特殊年代里的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内在精神自由的描写，达到了对一个造成物质贫困的痛苦时代的超越，在肯定精神存在的永恒价值的同时，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作品体现出的是一种自然之道的恬淡无为和心神玄远的审美感受，从审美创造主体的角度说，《棋王》追求的哲学意识、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暗含一体的表现模式，可谓是古代庄禅美学精神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成功再现。
一、《棋王》的语言风格
阿城在80年代后期取得的巨大反响与他鲜明的语言风格是分不开的，总体来说，阿城的小说用了一种平淡、内敛的语气进行叙事，这在5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中属于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这种语言迎合了许多知青对文化的需求，很多老知青们在他流畅通晓的话语中体悟到了一种“人生的真味”，并纷纷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和目标，阿城的语言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伦理价值的真空，结合同时期在中国刮起的“美学热”来，我们就不难发现，阿城的语言风格和当时人文关怀的社会主流观念是相吻合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一种现代的思维去考量阿城，他的洗练的文笔如果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赏玩性质的文学技巧，是为了寄托人们对动乱过后对安定的渴望而开的一针麻醉剂，那就错了。如果说“文革”后的青年们在阅读阿城时，由于自身经验的范围，无法站在文学的角度客观评价他，那么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过头来重新理解阿城，就显得尤为必要。文学在今天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影响，伦理的影响，甚至文化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和真实，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让阿城的小说“做回自己”，还原出本来的意义。
阿城在《棋王》中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我”在文中的存在起到了勾连情节线索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文章的伦理评说者，这对于引导读者对《棋王》的整体价值评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往往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受到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又不自觉地接受了“我”的叙述，以为《棋王》中的“我”与作者潜意识中的“我”是一个主体，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我”在文中的形象，不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有一点阅读基础的知青，面对王一生而生发的感受不外乎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王一生的落魄引起的是“我”的“同情”，王一生对吃和读书的理解引起的是“我”的“不屑”，王一生对象棋的态度引起的是“我”的“敬佩”。在文章最后“我”将王一生从象棋的擂台上扶下来以后，得出的是他才“像个人”的一点点感悟。其实这并不是整篇《棋王》的核心思想，而恰恰相反，它仅仅是作为阿城贯穿整个文本的话语背景的小小一环，这一段的存在是为了构成阿城话语风格的完整而自足的一部分，并不对整个文本的伦理基础作出任何评价，更毫无关涉升华、总结、隐喻等写作手法。
事实上，阿城在通篇的叙述中都尽可能避免某种语言的突兀，尽可能不出现拔高性的、概括性的宣言或呐喊，整篇《棋王》贯穿的是他的写作态度而不是人生理想，《棋王》的话语氛围是平淡的，阿城也尽可能地守护这种平淡。反对宏大叙事与话语霸权，坚持对语言和对意义的消解，这应该是阿城小说的创作原则。
（一）虚实相生的叙事方式与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棋王》的叙事方法平平无奇，主要以顺叙为主，看似落棋无声，但实际其中交织着倒叙、插叙、预叙等多种叙述方法，伏笔重重，悬念丛生。错综复杂的悬念伏笔使《棋王》的叙述摇曳生姿，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呆滞。
文中描写具体的下棋场面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王倪对弈”，另一次是“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两次都以虚写为主，都没有进行如“仙人指路”、“五七炮对屏风马”、“车二平五”之类十分精细的对局实况描写。因为，写得太具体不但容易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实战，把对弈的内外过程写死了，没有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且对于一些不懂得棋道的读者，具体实在的对局描写反而不利于他们理解战况。更为重要的是，叙述者“我”本身对象棋也没有多深的研究，若对双方的对局进行精细的工笔描写，势必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并不符合“我”这一视角人物的身份，反而弄巧成拙。在对弈过程中采用以虚写实、虚实相生的方法，作者实际上是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同样与以“我”作为视角人物密切相关。作者在描写对弈时采用虚笔，虚晃一枪，把主要笔墨放在对局过程中的人物表情和环境气氛，通过侧面描写，反而能衬托出战况的激烈。这种描写的方法，类似于《伊利亚特》中对海伦的美貌、《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中对关羽勇猛的描写，“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虽然都是以虚写为主，但具体而言两次对弈的写法又各不相同。在“王倪对弈”中，作者吊足了读者的瘾，类似于《红楼梦》中对于贾宝玉出场的描写。如果说“王倪对弈”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九局连环车轮大战”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说“王倪对弈”是“慢动作”，“九局连环车轮大战”则可谓暴风骤雨，情节推进的节奏相当快。当一传出王一生要与亚军、季军同时比试的消息，“百十个人把我们围了起来……走过半条街，竟有上千人跟着跑来跑去……到了棋场，竟有数千人围住，土扬在半空，许久落不下来。”后来，更从以一对二突变为以一对九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
“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的人拼命往前挤，挤不进去，就抓住人打听。妇女们也抱着孩子们，远远围成一片。又有许多人支了自行车，站在后架上伸脖子看，人群一挤，连着倒，喊成一团。”数千人闹闹嚷嚷，街上像半空响着闷雷。作者极力渲染车轮大战的紧张气氛，霎时间风云突变，紧张得让人不寒而栗，就连主人公王一生自己也明白“事情闹大了，你们几个朋友看好，一有动静，一起跑”。也正因为极写局势的严峻，无路可退，激发出他貌似庄禅的超脱旷达内所隐藏着的儒家的进取精神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潜能。
结语
《棋王》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也在于其独特的叙事策略，若即若离的人物视角设计，以及通过多种叙述方法相结合来设计错综复杂的悬念伏笔，这些都是阿城的《棋王》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用“平实自描的手法，通过对文本立意和文本结构的赋形和构建向我们传达这种心灵的颤动，虚实相生的设计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在主人公“平凡而又非凡的生活体验中，揭示了玄妙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做到了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的统一，做到了和谐与逻辑性的共存。作为阿城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中篇小说《棋王》虽尚非无懈可击，但它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仍然值得称道和继续研究。语
参考文献
[1]马正平.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阿城.棋王[M].作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