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德国人发明的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的巴伐利亚试验，移植到中国的南张楼村，能够取得成功吗？
　　
　　1988年，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
　　这个被称作“巴伐利亚试验”的项目，是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德国在二战以后，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
　　
　　移植的经验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甚至是耕地荒芜的现象。此时此景，德国人希望把在其本土成功运行的农村发展模式运用到中国来，复制到南张楼村。
　　南张楼村在青州属于中等偏下的农村，而德国人看中的正是该村当时的这些天然劣势：人多地少、不靠城、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没有大企业、没有矿产资源。南张楼村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20年来南张楼村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划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4个功能区。”袁祥生是当时南张楼村的党支部书记、该项目的中方经理，他指着全部为德语说明的全村规划图描述说：“村南边是已有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袁祥生介绍说，现在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室内卫生间以及有沐浴设施等。村子里的超市、网吧、美发店、饭馆、加油站、摩托车销售部……凡是村民们有需要的商品与服务，村民们基本不用出村。
　　
　　文化的碰撞
　　
　　说起20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说，单为房子的事就和德国人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架。如南张楼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排颇有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与德国人“打架”的除了袁祥生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林泉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所以项目开始之初，他作为中方代表与巴伐利亚州的土地整理司司长马格尔教授坐上了同一谈判桌。
　　中德两位教授之间当年的那场激辩被人们看成是中德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
　　“农民原来的厕所建在户外不是挺好的吗？”马格尔问。
　　“他们刚刚享受到厕所建在屋里的方便，怎么能想象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张林泉回答。
　　“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 马格尔不解地问。
　　“他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城里的一切都比农村先进。城市里的东西就是农村自动仿效的方向。”
　　张教授认为，德国人提出的“土地整理”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德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着眼点在于农村发展，工作对象是人，土地是被作为发展载体来看待的；而中国的“土地整理”，目前更接近于农业资源的整合、土地生态平衡的维护，目的还只在于搞好农田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最多是提高耕地质量，工作对象纯粹是土地。
　　
　　试验没有终结
　　
　　如今，这场试验看得见的是这样一些变化：
　　兴建了80多个企业，农民工作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好多企业还为农民工买了养老、医疗保险；农民收入提高，成功地留住了人，项目实施前该村居民4000人，目前还是4000人；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完全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用村里年轻人的话说，他们想不出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南张楼没有。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试验成功了？中德方面专家的共同认知是：“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这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袁祥生曾问过项目的德方代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得到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