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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有梦想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梦想？”“梦想应该长什么样子？”……这是刘建东在中篇新作《丹麦奶糖》（《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中，借人物之口向当代人反复发出的“梦想之问”。说实话，每当从文本中读到“梦想”二字时，我都着实替作者捏一把冷汗，要知道，他正在处理一个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极为棘手而又危险的跨时代命题。我说它棘手，主要是因为“梦想”作为一个思想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主体结构和价值指向各不相同：“文革”前后，梦想是“利他”而“忘我”的，它是集体主义的结晶；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叶，梦想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它是思想解放的先声；90年代以降，梦想变得“利己”而“排他”，它是个人主义的产物；时至今日，梦想因主体性丧失而出现严重的空心化，沦为一个“非人”而“唯利（物）”的派生词，它是虚无主义的投影。作家刘建东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透视“理想”的内涵与外延，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同时，这个命题之所以危险，主要是源于当前极度恶化的思想境况与精神生态。“梦想”作为一个认知性概念，在经历过一番“躲避崇高”“消解神圣”“填平深度”的大清洗后，已被人们或是束之高閣，或是弃之荒野。“谁认真谁就输了”成为消费至上、娱乐至死时代中人们默认的游戏规则。“中国好导师”汪峰的“梦想连连问”惨遭网友肆意恶搞，不就是最好的佐证吗？[1]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建东敢于触碰“梦想”这个烫手山芋，可以说是赤心可鉴、态度可敬、勇气可嘉。
《丹麦奶糖》在时间上跳宕闪回、在空间上并置衬比，通过三个中年知识分子20年来的人生经历和生存感悟，建构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式的叙事结构，三个人各不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封闭的时空结构中彼此碰撞又相互融合，由此，整个文本不仅折射出“60后”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消亡轨迹，同时也呈现出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混沌、模糊的心灵图景。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融于一体，从而使读者既能从现实中感受到一种神秘与荒诞，又能从荒诞中体会出一种真实与残酷。
一.“丹麦”与“奶糖”
刘建东十分善于在小说文本中使用意象，而这些意象，又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延展性，《丹麦奶糖》亦不例外，小说题目本身就有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它既是一个偏正短语，也是一个并列短语。
如果我们把题目理解成一个偏正短语，其核心意象自然就是“奶糖”，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盒盒来历不明的奶糖，就如同一颗颗不知从何处射出的子弹一样[2]，让人疑窦丛生、不寒而栗。“奶糖”自身的隐喻功能，使得小说在表意和修辞两个层面都具有较强的“可写性”。从意义层面来看，显然，“奶糖”寄托着作者对生活乃至人性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如其所释：“丹麦奶糖喻示着来自生活深层的一些东西，它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它是某种诱惑，某种威胁，某种瓦解的力量，聚合的信息，来自身外，也可能来自内心深处。……同时，他还喻示着生活中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内心选择的可能性。它令人焦虑，令人困惑，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境相映”。[3]而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神秘的“奶糖”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透视生活和人性本质的“外”视角，这个“外”视角隐于无形却又无所不在，成为小说文本中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就如同侯孝贤电影《海上花》当中那个藏在暗处、缓慢游移于剧情之外的“幽灵镜头”。在这个忽隐忽现的“外”视角审视下，那些原本贴近生活表象的、具有很强代入感的生活场景，被作者有意识地拉开一定的观察距离，从而产生出奇妙的间离感和陌生化效果。此外，“奶糖”的存在，也为作者勘察、反思梦想与历史、梦想与时代、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角度和有力的契机。
然而，如果我们将小说题目解读为一个并列短语，那么它所呈现出的则是另一派气象：“丹麦”寄托着一种远离尘嚣、离群索居的渴望与幻想，而“奶糖”则意味着无可奈何的现世堕落与沉沦。在小说的叙事当中，伴随着“丹麦”出现的词汇是安徒生、童话、鸽子窝、美好回忆，是孤独的漂泊者，是令人神往却又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由“奶糖”所派生出的则是怀疑、试探、揣测、辩解，是恐慌带来的不安全感，是甜蜜带来的陶醉感，是一次次蜕皮时带来的舒适感与麻木感。某种程度上讲，“丹麦奶糖”所揭示的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彷徨。“我”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作家、教授，但在肖燕的眼中，却只不过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满脑子想的都是个人的名利与地位；肖燕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厌倦，一心想回到过去找寻遗失的梦想，但在“我”看来，她却是个不识时务的悲观主义者。在价值观念上，他们尖锐交锋、寸土不让，而在为人处世中，他们又互有理解、心照不宣。小说中有一段对话对此有极为深刻的体现：
“我是说，什么才是你可以放得下的呢。这么多年，你像是一个饥饿的人，疯狂地占有，疯狂地攫取，你想得到所有可以证明你身份地位的证书、奖励、职位、津贴，连我都替你累了，你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疲惫。”肖燕的脸像是玩偶。
“如果我一无所有，像曲辰一样一无所有。你能满意吗？”我问她。
肖燕想了想，“不能。”
“那你让我怎么做？”
肖燕说：“我不知道。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体两面吧：他们既一往情深地留恋着“丹麦”的纯粹，又无可救药地惦念着“奶糖”的香甜。正如作者自己所说，“60后”既是“迷失的一代”，又是“忧郁的一代”，一方面他们已人到中年，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以为自己拥有了广阔的天地，其实只是不过生活在缝隙之中，成为巨大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在随波逐流、与时俱进的努力中，感到莫名其妙的惶惑与空虚，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铲除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中的那些价值观、那些梦想。
二.“监狱”中的镜像 在小说《丹麦奶糖》的三位主人公之中，曲辰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曲辰与“我”（董仙生）、肖燕原本是20年前的大学同窗好友，年轻时一心希望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法拉奇，然而，一场因爱生恨的情感变故却将他美好前程彻底断送。曲辰在冲动杀人后锒铛入狱，20年的牢狱生涯将他早年的理想消磨殆尽，长时间的与世隔绝让他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用“我”的世俗成功学标准来评价：“在生活的路途中，曲辰早已经成了一个掉队者，一个失败者。他就像是被突然扔进来的一个人，在不属于他的时代里，努力做着也不属于他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我”（董仙生）与肖燕之间划出一条“梦想照进现实”的直线，那么曲辰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游离于这条直线之外的浮点。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当代“多余人”形象，却在小说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他既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又是小说中的轴心人物，《丹麦奶糖》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几乎都是围绕着曲辰展开的，从他被迫出狱开始，到他如愿回归监狱结束。作者为何会对曲辰如此情有独钟呢？在我看来，除了人物本身的传奇经历和悲剧人生，可以为小说情节制造不少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冲突以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曲辰作为一个偏离正常生活轨迹之外的“另类”，可以为作者提供一个审视当代社会思想症候、精神生态的多棱镜。
如果说，“我”（董仙生）与肖燕的关系构成一组彼此观照的镜像，从两者之间的情感纠葛、思想论争中可以折射出“梦想”与“现实”之间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冲突，那么，曲辰则是作者在文本中精心建构的“第三面镜子”。在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被重新以“问题”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眼前，例如，当曲辰得知诗人何小麦对他所讲述的狱友故事十分感兴趣时，十分不解地问道：“我讲的故事都是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这些人也都是杀人越货的坏人，为什么她会对这些感兴趣？”当“我”的三个研究生在热烈讨论着“我们的生活是否还需要童话”时，曲辰却一脸愁容地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当与“我”聊到肖燕的同事孙尔雅时，曲辰奇怪地发现“我”与肖燕身为夫妻，却从不向对方交流心里话……这些让曲辰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疑惑，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在审美形态、思维模式、情感表达上所发生的潜移默化而又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叙事时间上看，曲辰的存在使得小说一直处于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的跳宕切换之中。他在1995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关进监狱，20年后刑满释放，时间已是2015年。显而易见，作者的叙事意图旨在透过曲辰的“局外人”的视角，来实现两个时代的价值对比。小说在开端处就直截了当地交代：
“曲辰是我的大学同窗，那时我们志同道合，情如兄弟。这一年，因为成绩突出，我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一年春天，曲辰刚刚告别监狱。”
极简的文字表述，克制的情感表达，却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作者有意识地将时间空间化处理，“我”和曲辰在地位、身份上的巨大差距，暗指了两人在价值观上不可避免会分道扬镳。正如后来“我”所感慨的那样：“我们以前一致的方面太多了。可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可以拿来比拟的了。我对他是恨铁不成钢，他也一样，在心里可能是恨我多一分。”
而从空间结构上看，“监狱”成为小说文本中颇具隐喻和象征意味的一个意象。曲辰对监狱有着極度的依赖与迷恋，每到临近出狱时，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延长自己的刑期，“我”好不容易将其解救出来，他却并不领情，还一再表示“那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回归监狱，临走时他轻松地笑着说：“你们这些人和我一样，只不过被囚禁在另一种牢笼之中。”某种意义上讲，曲辰令人瞠目的荒唐言行，无疑是对现实社会的一次辛辣反讽，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囚困”感在他的镜像观照下变得一目了然：
“在外面总比里面好。”我说。
“谁知道呢。”肖燕忧虑地说。
由此可见，曲辰与“我” 和肖燕在精神症候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互补关系：曲辰的“自我囚禁”恰恰折射出“我”和肖燕的“被囚禁”状态——“我”被囚禁在名利和地位的牢笼里随“欲”而安；肖燕则被围困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之中无法自拔，痛苦不堪。
作者对于“监狱”意象的运用，使得小说呈现出真实的荒诞性和荒诞的真实感，这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囚徒”小张身上有着更为深刻的体现。小张和现实生活中的聂树斌一样，是被时代造成悲剧命运的小人物的代言人。1997年“严打时期”，在犯罪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法院仅凭借被告人单方面口供，就草率判处小张强奸罪。出狱后的小张，一心希望找到被害人叶小青，并幻想其20年后会良心发现替她洗清冤屈。然而事与愿违，叶小青非但不愿出庭作证，还企图用金钱来息事宁人。被逼上梁山的小张，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用一次无可奈何的强奸完成了自我的“肖申克的救赎”。犯罪动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逻辑倒置所产生的荒诞效果，让人不禁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小张就如同那个被莫名其妙指控为罪犯的约瑟夫·K一样，从一开始想方设法弄清事实真相，到最后主动为“莫须有”罪行寻找合理化动机，其背后所揭示出的不正是所谓的社会规则对个体生命的规训与惩罚吗？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评价《城堡》：“在卡夫卡笔下，逻辑被颠倒了过来。受惩罚的人不知道惩罚的原因。 惩罚之荒谬绝伦是如此不可忍受，以致为了寻找安宁，受惩罚的人需要为对他们的惩罚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惩罚寻求罪过”[4]。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刘建东的《丹麦奶糖》。
三.从“一地鸡毛”到“丹麦奶糖”
《丹麦奶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尝试着打开一盒，拿出一颗，放在嘴里，甜，甜味不像我们国家的糖，没有那么浓，如同刮过一阵香甜之风。淡淡的甜味慢慢地从舌尖，口腔，大脑神经，向全身蔓延，舒畅无比。我又蜕去了一层皮。是该忘记它的时候了。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当多达六盒的甜蜜奶糖堆积如小山时，谁还想去思考那些干扰我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呢。”
《丹麦奶糖》在时间上跳宕闪回、在空间上并置衬比，通过三个中年知识分子20年来的人生经历和生存感悟，建构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式的叙事结构，三个人各不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封闭的时空结构中彼此碰撞又相互融合，由此，整个文本不仅折射出“60后”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消亡轨迹，同时也呈现出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混沌、模糊的心灵图景。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融于一体，从而使读者既能从现实中感受到一种神秘与荒诞，又能从荒诞中体会出一种真实与残酷。
一.“丹麦”与“奶糖”
刘建东十分善于在小说文本中使用意象，而这些意象，又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延展性，《丹麦奶糖》亦不例外，小说题目本身就有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它既是一个偏正短语，也是一个并列短语。
如果我们把题目理解成一个偏正短语，其核心意象自然就是“奶糖”，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盒盒来历不明的奶糖，就如同一颗颗不知从何处射出的子弹一样[2]，让人疑窦丛生、不寒而栗。“奶糖”自身的隐喻功能，使得小说在表意和修辞两个层面都具有较强的“可写性”。从意义层面来看，显然，“奶糖”寄托着作者对生活乃至人性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如其所释：“丹麦奶糖喻示着来自生活深层的一些东西，它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它是某种诱惑，某种威胁，某种瓦解的力量，聚合的信息，来自身外，也可能来自内心深处。……同时，他还喻示着生活中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内心选择的可能性。它令人焦虑，令人困惑，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境相映”。[3]而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神秘的“奶糖”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透视生活和人性本质的“外”视角，这个“外”视角隐于无形却又无所不在，成为小说文本中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就如同侯孝贤电影《海上花》当中那个藏在暗处、缓慢游移于剧情之外的“幽灵镜头”。在这个忽隐忽现的“外”视角审视下，那些原本贴近生活表象的、具有很强代入感的生活场景，被作者有意识地拉开一定的观察距离，从而产生出奇妙的间离感和陌生化效果。此外，“奶糖”的存在，也为作者勘察、反思梦想与历史、梦想与时代、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角度和有力的契机。
然而，如果我们将小说题目解读为一个并列短语，那么它所呈现出的则是另一派气象：“丹麦”寄托着一种远离尘嚣、离群索居的渴望与幻想，而“奶糖”则意味着无可奈何的现世堕落与沉沦。在小说的叙事当中，伴随着“丹麦”出现的词汇是安徒生、童话、鸽子窝、美好回忆，是孤独的漂泊者，是令人神往却又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由“奶糖”所派生出的则是怀疑、试探、揣测、辩解，是恐慌带来的不安全感，是甜蜜带来的陶醉感，是一次次蜕皮时带来的舒适感与麻木感。某种程度上讲，“丹麦奶糖”所揭示的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彷徨。“我”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作家、教授，但在肖燕的眼中，却只不过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满脑子想的都是个人的名利与地位；肖燕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厌倦，一心想回到过去找寻遗失的梦想，但在“我”看来，她却是个不识时务的悲观主义者。在价值观念上，他们尖锐交锋、寸土不让，而在为人处世中，他们又互有理解、心照不宣。小说中有一段对话对此有极为深刻的体现：
“我是说，什么才是你可以放得下的呢。这么多年，你像是一个饥饿的人，疯狂地占有，疯狂地攫取，你想得到所有可以证明你身份地位的证书、奖励、职位、津贴，连我都替你累了，你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疲惫。”肖燕的脸像是玩偶。
“如果我一无所有，像曲辰一样一无所有。你能满意吗？”我问她。
肖燕想了想，“不能。”
“那你让我怎么做？”
肖燕说：“我不知道。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体两面吧：他们既一往情深地留恋着“丹麦”的纯粹，又无可救药地惦念着“奶糖”的香甜。正如作者自己所说，“60后”既是“迷失的一代”，又是“忧郁的一代”，一方面他们已人到中年，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以为自己拥有了广阔的天地，其实只是不过生活在缝隙之中，成为巨大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在随波逐流、与时俱进的努力中，感到莫名其妙的惶惑与空虚，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铲除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中的那些价值观、那些梦想。
二.“监狱”中的镜像 在小说《丹麦奶糖》的三位主人公之中，曲辰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曲辰与“我”（董仙生）、肖燕原本是20年前的大学同窗好友，年轻时一心希望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法拉奇，然而，一场因爱生恨的情感变故却将他美好前程彻底断送。曲辰在冲动杀人后锒铛入狱，20年的牢狱生涯将他早年的理想消磨殆尽，长时间的与世隔绝让他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用“我”的世俗成功学标准来评价：“在生活的路途中，曲辰早已经成了一个掉队者，一个失败者。他就像是被突然扔进来的一个人，在不属于他的时代里，努力做着也不属于他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我”（董仙生）与肖燕之间划出一条“梦想照进现实”的直线，那么曲辰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游离于这条直线之外的浮点。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当代“多余人”形象，却在小说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他既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又是小说中的轴心人物，《丹麦奶糖》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几乎都是围绕着曲辰展开的，从他被迫出狱开始，到他如愿回归监狱结束。作者为何会对曲辰如此情有独钟呢？在我看来，除了人物本身的传奇经历和悲剧人生，可以为小说情节制造不少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冲突以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曲辰作为一个偏离正常生活轨迹之外的“另类”，可以为作者提供一个审视当代社会思想症候、精神生态的多棱镜。
如果说，“我”（董仙生）与肖燕的关系构成一组彼此观照的镜像，从两者之间的情感纠葛、思想论争中可以折射出“梦想”与“现实”之间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冲突，那么，曲辰则是作者在文本中精心建构的“第三面镜子”。在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被重新以“问题”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眼前，例如，当曲辰得知诗人何小麦对他所讲述的狱友故事十分感兴趣时，十分不解地问道：“我讲的故事都是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这些人也都是杀人越货的坏人，为什么她会对这些感兴趣？”当“我”的三个研究生在热烈讨论着“我们的生活是否还需要童话”时，曲辰却一脸愁容地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当与“我”聊到肖燕的同事孙尔雅时，曲辰奇怪地发现“我”与肖燕身为夫妻，却从不向对方交流心里话……这些让曲辰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疑惑，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在审美形态、思维模式、情感表达上所发生的潜移默化而又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叙事时间上看，曲辰的存在使得小说一直处于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的跳宕切换之中。他在1995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关进监狱，20年后刑满释放，时间已是2015年。显而易见，作者的叙事意图旨在透过曲辰的“局外人”的视角，来实现两个时代的价值对比。小说在开端处就直截了当地交代：
“曲辰是我的大学同窗，那时我们志同道合，情如兄弟。这一年，因为成绩突出，我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一年春天，曲辰刚刚告别监狱。”
极简的文字表述，克制的情感表达，却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作者有意识地将时间空间化处理，“我”和曲辰在地位、身份上的巨大差距，暗指了两人在价值观上不可避免会分道扬镳。正如后来“我”所感慨的那样：“我们以前一致的方面太多了。可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可以拿来比拟的了。我对他是恨铁不成钢，他也一样，在心里可能是恨我多一分。”
而从空间结构上看，“监狱”成为小说文本中颇具隐喻和象征意味的一个意象。曲辰对监狱有着極度的依赖与迷恋，每到临近出狱时，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延长自己的刑期，“我”好不容易将其解救出来，他却并不领情，还一再表示“那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回归监狱，临走时他轻松地笑着说：“你们这些人和我一样，只不过被囚禁在另一种牢笼之中。”某种意义上讲，曲辰令人瞠目的荒唐言行，无疑是对现实社会的一次辛辣反讽，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囚困”感在他的镜像观照下变得一目了然：
“在外面总比里面好。”我说。
“谁知道呢。”肖燕忧虑地说。
由此可见，曲辰与“我” 和肖燕在精神症候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互补关系：曲辰的“自我囚禁”恰恰折射出“我”和肖燕的“被囚禁”状态——“我”被囚禁在名利和地位的牢笼里随“欲”而安；肖燕则被围困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之中无法自拔，痛苦不堪。
作者对于“监狱”意象的运用，使得小说呈现出真实的荒诞性和荒诞的真实感，这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囚徒”小张身上有着更为深刻的体现。小张和现实生活中的聂树斌一样，是被时代造成悲剧命运的小人物的代言人。1997年“严打时期”，在犯罪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法院仅凭借被告人单方面口供，就草率判处小张强奸罪。出狱后的小张，一心希望找到被害人叶小青，并幻想其20年后会良心发现替她洗清冤屈。然而事与愿违，叶小青非但不愿出庭作证，还企图用金钱来息事宁人。被逼上梁山的小张，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用一次无可奈何的强奸完成了自我的“肖申克的救赎”。犯罪动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逻辑倒置所产生的荒诞效果，让人不禁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小张就如同那个被莫名其妙指控为罪犯的约瑟夫·K一样，从一开始想方设法弄清事实真相，到最后主动为“莫须有”罪行寻找合理化动机，其背后所揭示出的不正是所谓的社会规则对个体生命的规训与惩罚吗？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评价《城堡》：“在卡夫卡笔下，逻辑被颠倒了过来。受惩罚的人不知道惩罚的原因。 惩罚之荒谬绝伦是如此不可忍受，以致为了寻找安宁，受惩罚的人需要为对他们的惩罚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惩罚寻求罪过”[4]。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刘建东的《丹麦奶糖》。
三.从“一地鸡毛”到“丹麦奶糖”
《丹麦奶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尝试着打开一盒，拿出一颗，放在嘴里，甜，甜味不像我们国家的糖，没有那么浓，如同刮过一阵香甜之风。淡淡的甜味慢慢地从舌尖，口腔，大脑神经，向全身蔓延，舒畅无比。我又蜕去了一层皮。是该忘记它的时候了。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当多达六盒的甜蜜奶糖堆积如小山时，谁还想去思考那些干扰我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