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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论战中，陈序经和吴景超在反对复古的教育观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向更深入的文化理念进展时，两人的观点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陈序经认为教育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文化的其他方面要西化，教育也必须西化，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吴景超认为别国的文化和教育制度可以被效仿却不能被完全的继承，中西文化调和后所创造出的新的文化才符合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两人的这场交流最终融合于中西文化论战中。
关键词 陈序经，吴景超，教育论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72—04
陈序经和吴景超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两个重要人物。两人都是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吴是该社的发起人之一，陈是该社最早的一批会员。两人还为《独立评论》写过一些文章，吴是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之一，陈是其主要撰稿人。20世纪30年代，在知识分子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中，陈序经和吴景超以《独立评论》为平台进行了一场思想交流。这场交流起源于对复古派教育观的批判，最终融合于随后掀起的中西文化大讨论中。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多集中于两人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交锋，且多侧重于陈序经的西化思想，对于两人在教育争论中的共识和分歧，以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观上的意义仍可进一步研究。
一、对复古派教育观的批判
陈序经与吴景超对教育的共识在于对复古派教育观的批判。从1932年11月6日开始，《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徐旭生的连载文章《教育罪言》，文章最初主要指出了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生的课业状况、学校的管理、课程的设置、教育经费支配等等。在《教育罪言》的最后一期，作者得出结论“我们相信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的社会情形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至于从前所用的都市教育应行废弃”。徐旭生提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的教育制度和方法理应不同，教育的农村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他还主张在师范院校和各种高等学校下设立农场。学生的学习以农场实践为主，先学习中国旧有的农事生产，再学习新式农事技术。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即使不从事农业，也必须具备农业生产的能力。中国教育的发展必须与中国国情相联系走教育农村化、本土化的路线。
该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思想界的普遍争论，对于教育农村化的主张陈序经和吴景超分别作文加以反对。吴景超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发表于《独立评论》第40号，陈序经的文章《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发表在该刊第43号上。
陈序经的这篇文章早在一年前他读过《独立评论》第11号邱椿的通讯文章《关于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的通讯》后就已经完成。时隔一年，他对原文作了一个附志，用以补充自己的主张，对于提倡教育中国化、本土化、农村化的观点给予一并的反驳。他说：“我的意想就是假使中国教育而像旭生先生所说的要农村化，则这个农村化，还是要现代化，或西洋的农村化；决不是，而且决不应该要中国固有的农村化。”如果“农村化”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农村，那么中国的教育早就“农村化”了，正因为现代农村要学习西方农村的经验，才会有“农村化”的提法。
吴景超从农业与工业对现代社会发展作用的比较反驳徐旭生的观点。他认为徐旭生主张的根源仍旧是“驱天下之民，归之于农”的中国传统顽固思想，是由于不明白其他职业的生产价值而产生的。即使这种农村化的教育成功了，培养出来的也只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其他行业都是外行。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不能只依靠一种实业，而要多种实业的平衡发展。吴景超说自己和徐旭生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中国的国民，大多数以农为生。但他以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迁就他。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可怜的事，能早日脱离最佳。脱离这种畸形的状态，使中国除农业之外，还要发展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金融业，矿业，乃是我们所希望的。”对于徐旭生在高校附设农场的提议，吴景超指出，与其在城市中的高校附设农场，不如附设工厂，“与其教他们研究土壤，不如教他们研究都市交通。与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让他利用那些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其使医生种地，不如让他利用那些时间，去设法减低中国人的死亡率。总之，中国社会中的生产事业，不只农业一项；中国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材，也不只农业人才”。
在徐旭生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反对都市教育的倾向，他说：“我现在深信梁漱溟先生的话，我们所抄袭的教育制度，只可名为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国全体是无限农村所集合的，非另外创造一种农村教育制度，我国的教育前途是无希望的。”他把都市教育归纳到西方教育体系中，并将之置于农村教育的对立面。对于这样的理解陈序经不能认同，他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126号)中指出这种划分的不正确性：文化可以概括都市和乡村，而都市和乡村却不能用以概括文化。西方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不只是乡村文化，都市和乡村都要在文化发展较高的社会中才能够发达。吴景超认为徐旭生对于都市教育的批评实际上指错了矛头，因为当前的教育还不足以被称为都市教育，现行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不但不能在农业中谋生，也不能在工业、商业中谋生，这样失败的教育应该叫做“游民教育”而非都市教育。教育改革应该将都市教育，也可以说是工商业教育，放在与农业教育相同的地位上。
吴景超与陈序经在对复古派的反对上达到了共识，但是共识中已经融进了不一致的方面，吴景超反对将教育置于农村化的单一发展模式之中，而陈序经反对以农村为依据制定教育政策。
二、由一致走向分歧
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做了《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的《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目上。从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陈吴二人对教育的论争逐渐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进发。
《独立评论》139号上，吴景超发表了《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矛头直接指向“以文化社会学为根据”的西化派代表陈序经。而后，陈序经以《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142号)作出回应。吴景超则以《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147号)进行反驳。陈序经又作《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等文答复。两人的这次争论被认为是3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吴景超在文章中以美国教育为例说明教育不可移植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是发明出来的，具有传递性，可以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同时不失去其特点。“文化”是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区或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适用于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美国所‘创造’ 的教育系统，只有在美国的环境中，可以发生作用，可以维持下去，别国的教育系统，也许有一二点仿效美国的地方，但整个的看来，没有一国的教育系统，可以说与美国的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别国的人学美国，有的可学得到，而有的却学不到，全盘西化的理论，在这种观点之下，大约是不能成立的。”陈序经回应：首先，美国的教育系统不是本土创造的，它从根本上是来源于欧洲的教育系统。第二，假定美国在自己教育系统中有所创造，那也未必就不能被别的国家学到。“然近年以来，除了一些苟延生命的少数私塾之外，试问我们的教育系统，在那一方面不是朝向西化的路途呢?没有受过西洋的影响呢?至少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的教育系统，在根本上，在大致上，甚至在枝节上，便采纳西洋，而特别是美国的教育系统呵!”
两人争论的焦点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陈序经认为：文化本身是一个整体，并没有什么门类，只是由于人们精神时间的有限才将文化分成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等的类别。所以文化中一方面发生了波动，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教育是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教育也必定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吴景超认为这种观点“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开，有的是分得开。他举例，不可分的方面，如不能一方面采纳西方的男女同校上学，而一方面还保留中国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可分的方面，如采纳了西方的电灯，可以不必采纳西方的跳舞，采纳西方的科学，可以不必采纳西方的基督教。陈序经认为，吴景超的观点与60年前薛福成的“器的文化与道的文化”如出一辙，没有进步。虽然人们和政府提倡反对基督教和跳舞，但两者在近年的发展与被提倡的科学和电灯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将他们的讨论引向深入的是关于如何借鉴西方文化的问答。吴景超向陈序经发问：“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共产主义?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这个问题无疑进入了争论的中心。而陈序经认为吴景超的问题只是“陷于枝节问题的讨论，而忽于根本原则的所在”，“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分析起来，固然是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可是总而观之，他们却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阶段，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要点。所以在西方文化里，所谓极右与极左的政治主张与运动，不但是这个时代环境中的变态，而且事实上，他们并不推翻与离开民主中心的政治”。总的趋势上，西方文化是朝着较为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陈虽然回答了吴景超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化解西方思想体系中自身包含的矛盾并没有深入的阐述。
同时，就如何借鉴，陈也反过来指出，吴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中国文化可以保存，哪些西方文化可以吸收。作为回应，吴景超在《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中，将西方文化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可以被利用的，如自然科学；可以用以补充我们的文化的，如哲学和文学；可以作为参考的，如瑕瑜互见的资本主义；完全抛弃的，如迷信的宗教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吴景超的意思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序经说：“在事实上，我们现在早已吸收了很多糟粕，而且这些糟粕，不易除去，故应当再把精华吸收过来，而成为整个西化。”并坚持认为，在东西方文化接触后发展的趋势就是西方压倒东方。西方文化“动性”较强，东方文化惰性较深，两相比较，西方文化是更有创造性的，是中国创造新的文化的楷模。陈序经在之后还发表了《再谈“全盘西化”》(《独立评论》147号)等文章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
三、对两人教育论争的解读
有学者认为陈序经和吴景超的这次思想交锋，“的确触及了中西文化问题中的一些重大的根本理论问题，把这一讨论引向了深入”。两人探讨的问题至今仍是思想界关注的话题。而导致陈序经和吴景超对于教育的观点由一致走向分歧的原因何在?两人的理论核心和疏漏有哪些?还需作进一步解读。
第一，共识与分歧的分界点
在30年代关于文化的争论中有三种不同的主张。西化派、复古派和折中派。陈序经是西化派的代表，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也必须走西化的道路；吴景超承认在文化观方面自己属于折中派，他不抛弃传统文化中的有利方面，也不拒绝西方的先进理念，而主张将两者融合后加以利用。在反对复古派时，两人可以被划入主张学习西方的阵营。但细究两人如何学习西方时，他们又走上不同的路。这就是两人共识与分歧的分界点。尽管两人教育改革的前提是一致的，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设想的方式和途径却不同。另外，两人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讨论，他们都反对用中国农村的老路来建设农村，主张以“都市救农村”的方法发展农村经济，以发展工业和都市建设来救济农村。将两人结合在一起的仍旧是对“经济的复古论”的反对。可见，虽然领域不同，但两人的思想主旨没有变。
第二，折中派的理论重心
吴景超提出折中派在文化建设上应该完成三项工作，其一，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找哪些是可以被利用的，重新估定旧文化的价值；其二，寻找西方文化中哪些是可以被采纳的；其三，在保存中国旧的文化和吸收西洋新的文化的同时，创造出适合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新的文化。吴景超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折中派人物的理想。与西化派和复古派相比，折中派的理论重心在于，它承认但并不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冲突。吴景超没有分析东西方文化本身发展的特征和相互之间的不同，回避了哪种文化更有优势这一争议性强的问题。他所突出的重点是“可利用”性。吴景超说：“不管他是东方的，还是西化的，选择出一些可用的文化单位出来，给他一个新的安排而已。但以这个新的安排，新的花样，来解决新的问题，会比应用任何旧的文化为有效力。”折中派寻找东西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适合之处，期望从两方面采纳利用。因此，折中派也代表着另一类型的西化思想；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相比，在反传统和学西方两方面都做了保留。
第三，对教育现代化的不同认知
吴景超和陈序经一样主张教育和文化的现代化。但是对现代化的认知两人存在明显的距离。陈序经在反对教育的中国化时说：“我们的见解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他在现代化的前面加上“彻底”两字，可见，他所指的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吴景超对于教育现代化的认识完全继承了他在工业化研究中的思想，他以工业化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而认定农业以外的教育要更甚于当时的农业教育，他以众多的外国经济发展的实例来佐证他的观点，也表明了他对教育现代化的向往。但吴景超主张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西化，而是调和后的中西文化。东西文化在他看来都是旧的文化，只有吸取旧的经验中可利用的方面，从已经更新了的中国的社会环境自身中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才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
总体看来，陈吴二人在理论上都有缺陷，主张文化调和的吴景超没有说明如何调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融会贯通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主张西化的陈序经也没有提出全盘西化的具体方案，正如学者所说的“并没有在‘破’和‘立’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结合点，而是采取激烈的‘破’和笼统的‘立’的态度”，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彻底的放弃东方文化也是有着相当难度的事。他的理论即使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也有可能无法真正的实施，而陷入空想。两人从对教育的探讨已深入到对文化归依问题的辩争，已深入到了问题的实质部分。这场论战一方面说明知识分子探讨教育文化问题的热情，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中国发展方向方面认识的迷茫。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 陈序经，吴景超，教育论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72—04
陈序经和吴景超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两个重要人物。两人都是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吴是该社的发起人之一，陈是该社最早的一批会员。两人还为《独立评论》写过一些文章，吴是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之一，陈是其主要撰稿人。20世纪30年代，在知识分子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中，陈序经和吴景超以《独立评论》为平台进行了一场思想交流。这场交流起源于对复古派教育观的批判，最终融合于随后掀起的中西文化大讨论中。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多集中于两人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交锋，且多侧重于陈序经的西化思想，对于两人在教育争论中的共识和分歧，以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观上的意义仍可进一步研究。
一、对复古派教育观的批判
陈序经与吴景超对教育的共识在于对复古派教育观的批判。从1932年11月6日开始，《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徐旭生的连载文章《教育罪言》，文章最初主要指出了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生的课业状况、学校的管理、课程的设置、教育经费支配等等。在《教育罪言》的最后一期，作者得出结论“我们相信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的社会情形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至于从前所用的都市教育应行废弃”。徐旭生提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的教育制度和方法理应不同，教育的农村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他还主张在师范院校和各种高等学校下设立农场。学生的学习以农场实践为主，先学习中国旧有的农事生产，再学习新式农事技术。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即使不从事农业，也必须具备农业生产的能力。中国教育的发展必须与中国国情相联系走教育农村化、本土化的路线。
该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思想界的普遍争论，对于教育农村化的主张陈序经和吴景超分别作文加以反对。吴景超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发表于《独立评论》第40号，陈序经的文章《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发表在该刊第43号上。
陈序经的这篇文章早在一年前他读过《独立评论》第11号邱椿的通讯文章《关于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的通讯》后就已经完成。时隔一年，他对原文作了一个附志，用以补充自己的主张，对于提倡教育中国化、本土化、农村化的观点给予一并的反驳。他说：“我的意想就是假使中国教育而像旭生先生所说的要农村化，则这个农村化，还是要现代化，或西洋的农村化；决不是，而且决不应该要中国固有的农村化。”如果“农村化”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农村，那么中国的教育早就“农村化”了，正因为现代农村要学习西方农村的经验，才会有“农村化”的提法。
吴景超从农业与工业对现代社会发展作用的比较反驳徐旭生的观点。他认为徐旭生主张的根源仍旧是“驱天下之民，归之于农”的中国传统顽固思想，是由于不明白其他职业的生产价值而产生的。即使这种农村化的教育成功了，培养出来的也只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其他行业都是外行。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不能只依靠一种实业，而要多种实业的平衡发展。吴景超说自己和徐旭生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中国的国民，大多数以农为生。但他以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迁就他。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可怜的事，能早日脱离最佳。脱离这种畸形的状态，使中国除农业之外，还要发展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金融业，矿业，乃是我们所希望的。”对于徐旭生在高校附设农场的提议，吴景超指出，与其在城市中的高校附设农场，不如附设工厂，“与其教他们研究土壤，不如教他们研究都市交通。与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让他利用那些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其使医生种地，不如让他利用那些时间，去设法减低中国人的死亡率。总之，中国社会中的生产事业，不只农业一项；中国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材，也不只农业人才”。
在徐旭生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反对都市教育的倾向，他说：“我现在深信梁漱溟先生的话，我们所抄袭的教育制度，只可名为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国全体是无限农村所集合的，非另外创造一种农村教育制度，我国的教育前途是无希望的。”他把都市教育归纳到西方教育体系中，并将之置于农村教育的对立面。对于这样的理解陈序经不能认同，他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126号)中指出这种划分的不正确性：文化可以概括都市和乡村，而都市和乡村却不能用以概括文化。西方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不只是乡村文化，都市和乡村都要在文化发展较高的社会中才能够发达。吴景超认为徐旭生对于都市教育的批评实际上指错了矛头，因为当前的教育还不足以被称为都市教育，现行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些学生不但不能在农业中谋生，也不能在工业、商业中谋生，这样失败的教育应该叫做“游民教育”而非都市教育。教育改革应该将都市教育，也可以说是工商业教育，放在与农业教育相同的地位上。
吴景超与陈序经在对复古派的反对上达到了共识，但是共识中已经融进了不一致的方面，吴景超反对将教育置于农村化的单一发展模式之中，而陈序经反对以农村为依据制定教育政策。
二、由一致走向分歧
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做了《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的《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目上。从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陈吴二人对教育的论争逐渐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进发。
《独立评论》139号上，吴景超发表了《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矛头直接指向“以文化社会学为根据”的西化派代表陈序经。而后，陈序经以《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142号)作出回应。吴景超则以《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147号)进行反驳。陈序经又作《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等文答复。两人的这次争论被认为是3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吴景超在文章中以美国教育为例说明教育不可移植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是发明出来的，具有传递性，可以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同时不失去其特点。“文化”是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区或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适用于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美国所‘创造’ 的教育系统，只有在美国的环境中，可以发生作用，可以维持下去，别国的教育系统，也许有一二点仿效美国的地方，但整个的看来，没有一国的教育系统，可以说与美国的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别国的人学美国，有的可学得到，而有的却学不到，全盘西化的理论，在这种观点之下，大约是不能成立的。”陈序经回应：首先，美国的教育系统不是本土创造的，它从根本上是来源于欧洲的教育系统。第二，假定美国在自己教育系统中有所创造，那也未必就不能被别的国家学到。“然近年以来，除了一些苟延生命的少数私塾之外，试问我们的教育系统，在那一方面不是朝向西化的路途呢?没有受过西洋的影响呢?至少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的教育系统，在根本上，在大致上，甚至在枝节上，便采纳西洋，而特别是美国的教育系统呵!”
两人争论的焦点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陈序经认为：文化本身是一个整体，并没有什么门类，只是由于人们精神时间的有限才将文化分成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等的类别。所以文化中一方面发生了波动，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教育是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教育也必定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吴景超认为这种观点“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开，有的是分得开。他举例，不可分的方面，如不能一方面采纳西方的男女同校上学，而一方面还保留中国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可分的方面，如采纳了西方的电灯，可以不必采纳西方的跳舞，采纳西方的科学，可以不必采纳西方的基督教。陈序经认为，吴景超的观点与60年前薛福成的“器的文化与道的文化”如出一辙，没有进步。虽然人们和政府提倡反对基督教和跳舞，但两者在近年的发展与被提倡的科学和电灯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将他们的讨论引向深入的是关于如何借鉴西方文化的问答。吴景超向陈序经发问：“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共产主义?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这个问题无疑进入了争论的中心。而陈序经认为吴景超的问题只是“陷于枝节问题的讨论，而忽于根本原则的所在”，“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分析起来，固然是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可是总而观之，他们却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阶段，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要点。所以在西方文化里，所谓极右与极左的政治主张与运动，不但是这个时代环境中的变态，而且事实上，他们并不推翻与离开民主中心的政治”。总的趋势上，西方文化是朝着较为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陈虽然回答了吴景超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化解西方思想体系中自身包含的矛盾并没有深入的阐述。
同时，就如何借鉴，陈也反过来指出，吴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中国文化可以保存，哪些西方文化可以吸收。作为回应，吴景超在《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中，将西方文化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可以被利用的，如自然科学；可以用以补充我们的文化的，如哲学和文学；可以作为参考的，如瑕瑜互见的资本主义；完全抛弃的，如迷信的宗教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吴景超的意思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序经说：“在事实上，我们现在早已吸收了很多糟粕，而且这些糟粕，不易除去，故应当再把精华吸收过来，而成为整个西化。”并坚持认为，在东西方文化接触后发展的趋势就是西方压倒东方。西方文化“动性”较强，东方文化惰性较深，两相比较，西方文化是更有创造性的，是中国创造新的文化的楷模。陈序经在之后还发表了《再谈“全盘西化”》(《独立评论》147号)等文章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
三、对两人教育论争的解读
有学者认为陈序经和吴景超的这次思想交锋，“的确触及了中西文化问题中的一些重大的根本理论问题，把这一讨论引向了深入”。两人探讨的问题至今仍是思想界关注的话题。而导致陈序经和吴景超对于教育的观点由一致走向分歧的原因何在?两人的理论核心和疏漏有哪些?还需作进一步解读。
第一，共识与分歧的分界点
在30年代关于文化的争论中有三种不同的主张。西化派、复古派和折中派。陈序经是西化派的代表，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也必须走西化的道路；吴景超承认在文化观方面自己属于折中派，他不抛弃传统文化中的有利方面，也不拒绝西方的先进理念，而主张将两者融合后加以利用。在反对复古派时，两人可以被划入主张学习西方的阵营。但细究两人如何学习西方时，他们又走上不同的路。这就是两人共识与分歧的分界点。尽管两人教育改革的前提是一致的，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设想的方式和途径却不同。另外，两人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讨论，他们都反对用中国农村的老路来建设农村，主张以“都市救农村”的方法发展农村经济，以发展工业和都市建设来救济农村。将两人结合在一起的仍旧是对“经济的复古论”的反对。可见，虽然领域不同，但两人的思想主旨没有变。
第二，折中派的理论重心
吴景超提出折中派在文化建设上应该完成三项工作，其一，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找哪些是可以被利用的，重新估定旧文化的价值；其二，寻找西方文化中哪些是可以被采纳的；其三，在保存中国旧的文化和吸收西洋新的文化的同时，创造出适合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新的文化。吴景超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折中派人物的理想。与西化派和复古派相比，折中派的理论重心在于，它承认但并不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冲突。吴景超没有分析东西方文化本身发展的特征和相互之间的不同，回避了哪种文化更有优势这一争议性强的问题。他所突出的重点是“可利用”性。吴景超说：“不管他是东方的，还是西化的，选择出一些可用的文化单位出来，给他一个新的安排而已。但以这个新的安排，新的花样，来解决新的问题，会比应用任何旧的文化为有效力。”折中派寻找东西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适合之处，期望从两方面采纳利用。因此，折中派也代表着另一类型的西化思想；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相比，在反传统和学西方两方面都做了保留。
第三，对教育现代化的不同认知
吴景超和陈序经一样主张教育和文化的现代化。但是对现代化的认知两人存在明显的距离。陈序经在反对教育的中国化时说：“我们的见解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他在现代化的前面加上“彻底”两字，可见，他所指的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吴景超对于教育现代化的认识完全继承了他在工业化研究中的思想，他以工业化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而认定农业以外的教育要更甚于当时的农业教育，他以众多的外国经济发展的实例来佐证他的观点，也表明了他对教育现代化的向往。但吴景超主张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西化，而是调和后的中西文化。东西文化在他看来都是旧的文化，只有吸取旧的经验中可利用的方面，从已经更新了的中国的社会环境自身中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才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
总体看来，陈吴二人在理论上都有缺陷，主张文化调和的吴景超没有说明如何调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融会贯通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主张西化的陈序经也没有提出全盘西化的具体方案，正如学者所说的“并没有在‘破’和‘立’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结合点，而是采取激烈的‘破’和笼统的‘立’的态度”，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彻底的放弃东方文化也是有着相当难度的事。他的理论即使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也有可能无法真正的实施，而陷入空想。两人从对教育的探讨已深入到对文化归依问题的辩争，已深入到了问题的实质部分。这场论战一方面说明知识分子探讨教育文化问题的热情，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中国发展方向方面认识的迷茫。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