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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类，旅行书写的范畴宽泛而庞杂。人们通常将以实地旅行和想象的旅行为基本生产条件的书写统归为旅行书写。叙事者往往以第一人称形式记载所到之处的外在景观和文化体认，以一种介于科学发现和虚构小说之间的文学形式创作，因此，旅行书写兼具科学性和自传性两种特点。旅行书写的形式包罗万象，如回忆录、游记、新闻记实、书信、指南、自白、虚构小说、诗歌、翻译、戏剧等。鉴于学界一直对旅行书写游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方面争论不休，英国著名学者彼得·休姆（Peter Hulme）认为，要以书写者是否到过旅行之地为衡量旅行书写的伦理标准。如果作者从未去过旅行所记录之处，作品就失去信誉，文本也不能列为旅行书写1。旅行具有边界僭越性，跨越两个或多个的地理空间、文明、宗教、种族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旅行书写也极具混杂话语，包括政治、地理、教育、民族志、人类学、自然史、医学、考古学、美学和经济等，旅行书写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混合交织的跨学科性。
一、旅行与旅行书写
旅行从广义而言，涵盖探险、征服、殖民、外交、移民、放逐、贸易交往到宗教朝觐、政治朝拜、美学教育、人类学探寻等2。狭义而言，旅行是与探险（exploration）和旅游（tourism）有着区分界限的，探险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旅行则属于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而旅游归于现今的无产阶级3。美国文化史学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认为虽然这三者都为远足，但探险者寻求的是未知、没被探索的领域，旅行者则踏着探险者的足迹、出于好奇而寻找历史上已被人发现之处，旅游者则是去往被产业开发、受大众群体所欢迎的地方。如果说探险者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旅游者更加被动地受商业支配，旅行者则介于这两端之间，既有探险所赋予的、难以预测的兴奋激动，又有旅游赋予的、知道去哪的愉悦欢欣。
旅行与书写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也是旅行书写的历史。最早的旅行故事可以追溯到比《奥德赛》还早一千多年青铜时代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讲述的是落难水手抵达神奇之地的故事1。在《圣经》故事和古典时期的故事中也充斥着很多旅行书写，如《出埃及记》、上帝将该隐驱逐、《埃涅阿斯纪》、《奥德赛》等。基督教传统将生命象征为一个旅程，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著名寓言诗《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s Tales， 1343—1400）中均有体现。中世纪末期，马可·波罗和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的旅行书写主要记述所到之处的猎奇体验，为现代旅行书写的世俗主题奠定了基础。到了16世纪，书写成为旅行活动的主要部分，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争相出版旅行书写，彰显和构建着帝国历史，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 1516）。英国的探险家和作家里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强调旅行者要讲述真实的旅行故事，旅行书写一度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起到推动作用，成为启蒙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卢梭、狄德罗（Denis Diderot）、孟德斯鸠等获取新信息的渠道。17世纪冯·洪堡的美洲旅行书写为后来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旅行树立了榜样，但更多的旅行者则书写所到之处的古怪骄奢，吸引众多的读者群体。作为现代形式的18世纪散文体小说则是在实际旅行和旅行故事这一虚实兼具的领域上形成，早期的现代欧洲小说里有大量的像堂吉诃德和鲁滨逊·克鲁索这样的旅行者主人公，很多像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样的作家利用旅行书写和虚构小说之间的模糊邊界而创作，比如《感伤的旅程》（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就是一例。
二、工业革命至二战前的旅行书写
到了18世纪末期，在卢梭和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很多人步屐原始景观，寻找狂野的自然景观，一时间苏格兰、南威尔士、湖区成为游客的观光之地，现代的旅游景点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但旅行仍属富人阶层，仍很困难。随着1841年托马斯·库克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旅行开始具有与旅游不同的含义，旅行书写达到巅峰，有关科学旅行、探险发现之旅以及外国人行为举止的报道层出不穷。文学作家更是成为旅行大军的重要成员，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司汤达、福楼拜，以及后来的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等都投入大量时间旅行和创作旅行书写，旅行书写成为旅行文学，具有严肃的文学价值。但由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重虚构而不是模仿，旅行书写的文学地位没得到重视，很多旅行书写仅凭作家的声望而受到读者的青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行书写是文学旅行书写的巅峰时代。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给旅行带来很大困难，但仍有大量作家从英国向外出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启程前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去了柏林和加利福尼亚;W. H.奥登（W. H. Auden）去往纽约;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到了中国和沙俄;萨姆塞特·毛姆（Somersett Maugham）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都分别到过法国的里维埃拉;奥斯波特·西特维尔（Osbert Sitwell）到了意大利;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在北京;朱利安·贝尔（Julien Bell）任教武汉大学;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到了东京和北京;格雷厄姆·格林（H. Graham Greene）的利比里亚半岛之旅，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的阿姆河区域之行等，形成了离散的文学现代主义，作品既关注外在的政治世界，还关注内心的无意识世界。但旅行书籍仍然只是作家的散文或者诗歌技巧的附属和点缀，这种现象直到二战后才改变。 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旅行书写作品是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的《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 1937），表面上是穿越中东地区、伊朗和阿富汗地区关于伊斯兰建筑的游记，但作品杂糅了日记、小散文、对政治和艺术历史的闲谈、20个幽默对话、新闻剪切以及片段记载等，被视为小说中的《尤利西斯》和诗歌中的《荒原》，有机地融合报道和解释、游记和自传、虚构与非虚构游记。另一部具有实验革新的旅行作品是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1977年出版的《在巴塔哥尼亚》（In Patagonia），是旅行书写向后现代转向的代表之作，旅行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旅行与文本化旅行之间、旅行主题与前旅行文本阅读之间进行了调整和融合，旅行书写中主要描述的是所到之处如何唤起旅行者往事的回忆和迷失的生存状态，将旅行文本化，体现的是旅行对旅行者的重要意义。
三、二战后的旅行书写与后殖民批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旅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从前被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忽略的旅行书写，近些年来成为欧美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已经产生大量跨学科的批评研究成果。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早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不仅是后殖民研究的开山之作，更是第一部以旅行书写作为主要文本对象的批评作品，开创了旅行书写的殖民话语分析批评范式。
继萨义德之后，西方学者主要围绕东西文化碰撞下文化再现的权力关系不断深入探讨，东方主义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东方，还有非洲、南美洲等被殖民地区。美国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是第一个在美国开设“旅行文学”课程的学者，她将旅行文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启蒙时期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对非洲与南美的旅行书写1。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彼得·休姆则关注欧洲对美洲加勒比的再现政治2。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从精神分析视角深入旅行书写主体的知识想象和心理投射。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将女性主义研究与殖民主义联系一处，认为女性旅行书写文本是建立在一系列权力之上的女性话语，1992年出版的《差异的话语：女性旅行书写和殖民主义的阐释》（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一书主要研究女性旅行书写与殖民主义的协商3，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旅行书写研究的性别缺失。
受到《东方学》影响，一些法国思想家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马克·奥热（Marc Augé）等开始出现和活跃在文化地理学领域4，关注地理文献中跨空间书写所再现的人与地点、性别与种族、帝国与边缘所隐含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人类学受后结构思想家对启蒙现代性以来宏大叙事进行解构的影响，民族志的这种田野式权威的实践方法不断受到挑战，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强调民族志书写的再现过程，认为旅行是复杂普遍的经验，位移会不断建构文化意义，民族志书写的方法论转向再现文化的诗性和文学性5。20世纪末，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san Bassnett）亦开始关注旅行书写研究，指出翻译研究与旅行书写研究有着极大的相近性，都是以旅行为手段6。到了21世纪，翻译与旅行书写一道成为世界文学学者关注的文本领域。
四、讨论：逆全球化时代的旅行书写
人类迈入21世纪，在科技推动下旅游业日益发达，飞机、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载着人类不断探索已知和未知的地点。但2001年的9 ·11事件、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令人谈“旅行”色变，似乎是旅行书写的“灭亡事件”，直到今天，印度、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仍处在封闭狀态。人们在家中隔离，出版业受创，旅行书写会不会消失？我想，隔离还可以开启另外一种所谓的“不真实的”旅行，准确地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反思人类在世界旅行的后果。旅行书写当然会像以前一样延续下去，旅行作家会采用新的形式和实验手法，借鉴其他文类特点，找到新的方法。一旦解封，本地旅行而不是异域旅行将会发展为主要趋势，国内旅行的叙事将会流行一段时间。我们怀旧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到过的地点，那些景观还历历在目，值得去认真地书写。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21-07-01）
一、旅行与旅行书写
旅行从广义而言，涵盖探险、征服、殖民、外交、移民、放逐、贸易交往到宗教朝觐、政治朝拜、美学教育、人类学探寻等2。狭义而言，旅行是与探险（exploration）和旅游（tourism）有着区分界限的，探险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旅行则属于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而旅游归于现今的无产阶级3。美国文化史学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认为虽然这三者都为远足，但探险者寻求的是未知、没被探索的领域，旅行者则踏着探险者的足迹、出于好奇而寻找历史上已被人发现之处，旅游者则是去往被产业开发、受大众群体所欢迎的地方。如果说探险者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旅游者更加被动地受商业支配，旅行者则介于这两端之间，既有探险所赋予的、难以预测的兴奋激动，又有旅游赋予的、知道去哪的愉悦欢欣。
旅行与书写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也是旅行书写的历史。最早的旅行故事可以追溯到比《奥德赛》还早一千多年青铜时代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讲述的是落难水手抵达神奇之地的故事1。在《圣经》故事和古典时期的故事中也充斥着很多旅行书写，如《出埃及记》、上帝将该隐驱逐、《埃涅阿斯纪》、《奥德赛》等。基督教传统将生命象征为一个旅程，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著名寓言诗《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s Tales， 1343—1400）中均有体现。中世纪末期，马可·波罗和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的旅行书写主要记述所到之处的猎奇体验，为现代旅行书写的世俗主题奠定了基础。到了16世纪，书写成为旅行活动的主要部分，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争相出版旅行书写，彰显和构建着帝国历史，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 1516）。英国的探险家和作家里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强调旅行者要讲述真实的旅行故事，旅行书写一度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起到推动作用，成为启蒙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卢梭、狄德罗（Denis Diderot）、孟德斯鸠等获取新信息的渠道。17世纪冯·洪堡的美洲旅行书写为后来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旅行树立了榜样，但更多的旅行者则书写所到之处的古怪骄奢，吸引众多的读者群体。作为现代形式的18世纪散文体小说则是在实际旅行和旅行故事这一虚实兼具的领域上形成，早期的现代欧洲小说里有大量的像堂吉诃德和鲁滨逊·克鲁索这样的旅行者主人公，很多像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样的作家利用旅行书写和虚构小说之间的模糊邊界而创作，比如《感伤的旅程》（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就是一例。
二、工业革命至二战前的旅行书写
到了18世纪末期，在卢梭和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很多人步屐原始景观，寻找狂野的自然景观，一时间苏格兰、南威尔士、湖区成为游客的观光之地，现代的旅游景点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但旅行仍属富人阶层，仍很困难。随着1841年托马斯·库克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旅行开始具有与旅游不同的含义，旅行书写达到巅峰，有关科学旅行、探险发现之旅以及外国人行为举止的报道层出不穷。文学作家更是成为旅行大军的重要成员，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司汤达、福楼拜，以及后来的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等都投入大量时间旅行和创作旅行书写，旅行书写成为旅行文学，具有严肃的文学价值。但由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重虚构而不是模仿，旅行书写的文学地位没得到重视，很多旅行书写仅凭作家的声望而受到读者的青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行书写是文学旅行书写的巅峰时代。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给旅行带来很大困难，但仍有大量作家从英国向外出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启程前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去了柏林和加利福尼亚;W. H.奥登（W. H. Auden）去往纽约;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到了中国和沙俄;萨姆塞特·毛姆（Somersett Maugham）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都分别到过法国的里维埃拉;奥斯波特·西特维尔（Osbert Sitwell）到了意大利;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在北京;朱利安·贝尔（Julien Bell）任教武汉大学;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到了东京和北京;格雷厄姆·格林（H. Graham Greene）的利比里亚半岛之旅，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的阿姆河区域之行等，形成了离散的文学现代主义，作品既关注外在的政治世界，还关注内心的无意识世界。但旅行书籍仍然只是作家的散文或者诗歌技巧的附属和点缀，这种现象直到二战后才改变。 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旅行书写作品是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的《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 1937），表面上是穿越中东地区、伊朗和阿富汗地区关于伊斯兰建筑的游记，但作品杂糅了日记、小散文、对政治和艺术历史的闲谈、20个幽默对话、新闻剪切以及片段记载等，被视为小说中的《尤利西斯》和诗歌中的《荒原》，有机地融合报道和解释、游记和自传、虚构与非虚构游记。另一部具有实验革新的旅行作品是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1977年出版的《在巴塔哥尼亚》（In Patagonia），是旅行书写向后现代转向的代表之作，旅行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旅行与文本化旅行之间、旅行主题与前旅行文本阅读之间进行了调整和融合，旅行书写中主要描述的是所到之处如何唤起旅行者往事的回忆和迷失的生存状态，将旅行文本化，体现的是旅行对旅行者的重要意义。
三、二战后的旅行书写与后殖民批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旅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从前被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忽略的旅行书写，近些年来成为欧美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已经产生大量跨学科的批评研究成果。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早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不仅是后殖民研究的开山之作，更是第一部以旅行书写作为主要文本对象的批评作品，开创了旅行书写的殖民话语分析批评范式。
继萨义德之后，西方学者主要围绕东西文化碰撞下文化再现的权力关系不断深入探讨，东方主义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东方，还有非洲、南美洲等被殖民地区。美国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是第一个在美国开设“旅行文学”课程的学者，她将旅行文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启蒙时期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对非洲与南美的旅行书写1。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彼得·休姆则关注欧洲对美洲加勒比的再现政治2。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从精神分析视角深入旅行书写主体的知识想象和心理投射。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将女性主义研究与殖民主义联系一处，认为女性旅行书写文本是建立在一系列权力之上的女性话语，1992年出版的《差异的话语：女性旅行书写和殖民主义的阐释》（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一书主要研究女性旅行书写与殖民主义的协商3，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旅行书写研究的性别缺失。
受到《东方学》影响，一些法国思想家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马克·奥热（Marc Augé）等开始出现和活跃在文化地理学领域4，关注地理文献中跨空间书写所再现的人与地点、性别与种族、帝国与边缘所隐含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人类学受后结构思想家对启蒙现代性以来宏大叙事进行解构的影响，民族志的这种田野式权威的实践方法不断受到挑战，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强调民族志书写的再现过程，认为旅行是复杂普遍的经验，位移会不断建构文化意义，民族志书写的方法论转向再现文化的诗性和文学性5。20世纪末，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san Bassnett）亦开始关注旅行书写研究，指出翻译研究与旅行书写研究有着极大的相近性，都是以旅行为手段6。到了21世纪，翻译与旅行书写一道成为世界文学学者关注的文本领域。
四、讨论：逆全球化时代的旅行书写
人类迈入21世纪，在科技推动下旅游业日益发达，飞机、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载着人类不断探索已知和未知的地点。但2001年的9 ·11事件、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令人谈“旅行”色变，似乎是旅行书写的“灭亡事件”，直到今天，印度、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仍处在封闭狀态。人们在家中隔离，出版业受创，旅行书写会不会消失？我想，隔离还可以开启另外一种所谓的“不真实的”旅行，准确地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反思人类在世界旅行的后果。旅行书写当然会像以前一样延续下去，旅行作家会采用新的形式和实验手法，借鉴其他文类特点，找到新的方法。一旦解封，本地旅行而不是异域旅行将会发展为主要趋势，国内旅行的叙事将会流行一段时间。我们怀旧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到过的地点，那些景观还历历在目，值得去认真地书写。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21-07-01）